1941年，上海的一辆有轨电车内，日军突...

1941年，上海的一辆有轨电车内，日军突然造访，车上的乘客纷纷站了起来，只有杨绛十分淡定地坐着，这时一个日本兵用手戳她的下巴仔细端详着，就在这时，杨绛站起来喊道：“岂有此理！”杨绛的话，让电车内的气氛降到了冰点，和日本兵僵持了一会之后，日本兵灰溜溜地离开了！

当时，上海已经沦陷日军之手，但杨绛所代课的小学并不在日军的管辖范围之内，杨绛居住的地方也离学校有点远，因此杨绛每天都要坐有轨电车去学校。由于当时黄浦江有日军把守，不允许乘客通过，每到黄浦江大桥的时候，乘客都要步行，而且还需要给日本人行礼。

杨绛是个倔脾气，每次路过黄浦江的时候，她从不给日本人行礼，总是低着头快步敷衍过去。某次，杨绛坐电车上课的时候，按照惯例，电车走到黄浦江边时，便主动停下，接受日本人的检查。

日本人上车之后，车上的人都站了起来，只有杨绛坐着，接着就发生了文章开篇提到的那一幕。有风骨的杨绛，在那日之后便再也没有坐上电车，只能一路步行到学校。但对于杨绛来说，她宁肯自己辛苦，也不愿和日本人低头，这就是她的风骨！

上海沦陷之后，杨绛接连写了《称心如意》、《弄假成真》两部话剧作品。而此时的钱钟书也没闲着，完成了《围城》的创作。在《围城》中，有这样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婚姻就像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拼命想挤进城内，城内的人拼命地想出来。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道出了现实生活中婚姻的无奈。通过阅读钱钟书的《围城》，我们可以发现书中的夫妻们，哪一对都是生活的一地鸡毛，他的这本书真正诠释了“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句话。

但对于钱钟书来说，他的生活却是极为幸福的。从认识杨绛的那一刻开始，钱钟书就开始了自己浪漫而又幸福的一生。相濡以沫这个词就是对杨绛和钱钟书婚姻生活最好的诠释。

这两位是才子与佳人的结合。在杨绛的心中，钱钟书是最好的丈夫；同样，在钱钟书的心中，杨绛也是最贤惠的妻子。相伴63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同甘共苦，携手并进。如果说一见钟情是见色起意，那杨绛和钱钟书就将这份见色起意的新鲜感维持了一辈子。

民国时期，旧社会思想还比较严重，当时的社会中依然存在着很多拥有旧思想的男性，他们不仅仅是大男子主义，还喜欢沾花惹草，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渣男比较多，在众多的渣男中，很少有能像钱钟书一样，做到择一人终老。
 
 
初次邂逅时，杨绛21岁，而钱钟书22岁，都是如花一样的年纪。那日，阳光明媚，在清华园中的一场浪漫的相遇正悄悄来临。看到杨绛的第一眼，钱钟书就已经心动了，而杨绛也是满心欢喜。

钱钟书说：“我尚未成家。”而杨绛给他的答复则是：“我名花无主。”就这样，互生好感的两人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直到他们老去的那一天，初识的场景也依旧清晰。

对视的那一刹那，两个人的心就已经被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不用任何言语，只要一个眼神，就能明白对方的心意。对于钱钟书来说，杨绛不仅仅是他的妻子，同时也是他的情人，更是他的朋友，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灵魂伴侣。

然而再好的生活也会有不幸发生，1997年，杨绛和钱钟书唯一的女儿钱媛因病医治无效而去世，次年，丈夫钱钟书也永远地离开了人世，原本幸福的三口之家，只剩下了杨绛孤身一人。

虽然丈夫和女儿都不在了，但杨绛依旧坚强乐观地面对每一天，也没有虚度时光，2003年，已经年迈的杨绛再次出版了散文集《我们仨》，2007年，又再次创作出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此时的杨绛，已经100岁了。

在这本散文集中，杨绛写道：我已经100岁了，可以说已经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感知自己还能走多远，但我很清楚，我就要“回家”了，回家之前，我要洗净身上的污秽。我这一生没有登泰山小天下的觉悟，只想在自己的小世界中安静地生活。

直到2016年5月25日，105岁的杨绛终于和心爱的家人团聚。杨绛先生的一生都是从容而又优雅的，她的作品也值得我们拜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