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纪录片的创作1——日记中的《中国通史•两汉经学》1

现在我正在写纪录片《中国通史》中的《两汉经学》剧本。

我已经分析了社科院专家的原稿，理清了写作思路，即摒弃了原稿中逐条归类的学术写法，那样观众不好接受，而且比较乱，还是应该按照时间顺序写两汉时经学的形成。

然后，我想到应该解决的主要问题：

董仲舒解决了哪些问题?

今古文经学之争及其发展影响究竟是怎么回事？

……

这些思路理清后，我感觉其中的难点是今古文经学之争。这是一个跨度很大的事情，但原稿中一笔带过。所以我必须自己去理清这个问题。

先弄清楚究竟什么是今古文经学？当时的争论究竟是怎样的？于是看这方面的资料。

先前的几个资料都认为今古文经学的争论在汉代很厉害，但读了钱穆的《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他竟认为汉代其实没有多少今古文之争，这使我很困惑。这本书对我用处不大，反而造成了不利的因素。

既而觉得光看今人的学术书籍还不够，还应看《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上的记录，于是就去查找，费了不少功夫。

《两汉经学》中涉及董仲舒的内容不少，我也拟将董仲舒作为纪录片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这就要真正了解他的思想，所以翻看他著的《春秋繁露》。

还要看《汉书》中董仲舒的传记。

阅读的过程当然会有收获，但问题接踵而至，我需要尽快写好剧本，时间的限制使我无法花时间撒开来精读大量经典，那么，我需要在其中找到平衡。

怎样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核心的答案？这是一个关键。

而核心问题究竟是哪个或哪几个？也不是一时能够判断得出的。

这时候仍需要不断地参看原稿、相关资料，不断思考。

对历史事实的准确把握是写好历史纪录片的基础。

前几天，赵良（中国通史总导演）来电基本上肯定了我对原稿的分析及修改思路。他的大概意思是：两汉经学涉及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汉朝统治者如何对待儒家，不仅是打出了理论体系，还涉及到怎样运用它、确立它、完善它。经学的出现是重要的转折，但一定要把它出现之前各种思想分散杂乱的状态说出来，然后才有儒家把散的思想收拢起来，发挥作用。

赵良这么一说，又给出了一个难题：我原先想的只是儒家与道家在汉初的争论，而其它学说在汉初的情况如何，我并不清晰，这方面的资料也比较少，但赵良的这个思路显然是对的，我必须从少而杂乱的记录文字中理出各种学说在汉初的情况。

在这个过程中又有了新的问题：

• 刘邦究竟是如何对待儒家？
• 儒家博士是怎么回事？
• 汉依秦制，那么，汉朝对诗书的态度如何？秦朝焚书坑儒，汉朝是什么时候广收天下图书的？
• 文帝、景帝采取道家无为思想治国，那么儒家的状况如何？
• 贾谊究竟是什么思想？
• 董仲舒的思想究竟是什么？
• 法家思想在汉初是什么状况？
• 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争论，究竟有哪些交锋？

还有很多。

有些问题尚不明确，只能继续边看资料边思考。

我再一次意识到：遇到问题时，可以把问题逐一列出，然后一一解决之。

不这样，有些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思路一直是乱的，无法下手。

比如说现在，我必须再细读《汉书·董仲舒》。

还意识到，文字也可以不必一下就非按照纪录片的方式去写，而是先写出来，哪怕拖沓，能解决问题即可。

至于纪录片的一些技巧，可以在修改中使用。

（2014年4月12日）

附：《两汉经学》剧本（第四稿）

两汉经学

引言

【画面】北京孔庙，由远景到近景。先师门，大成门，大成殿，崇圣祠，香烟缭绕中的孔子塑像…….孔庙十三经碑林

这里是北京孔庙，在古代，应试的士子来到京城，总要拜谒孔庙，拜谒孔子。这种习惯源远流长，自从有了科举考试就开始了。除了祈福以外，士子们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看看立在孔庙内的十三经刻石。

十三经，是儒家的十三部著作，涵盖了孔子学说的基本内容。现存北京孔庙的十三经碑林有189块，是当时朝廷提供的科举考试的标准文本。匹夫而为万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孔子从平民到“素王”，从生前颠簸流离，到生后万众敬仰，这一切都要从石经说起，从经学说起。而提起经学，就必须从两汉说起。

【片名】                     两汉经学

【画面】曲阜孔子墓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孔子墓地。公元前195年冬季的一天，这里将迎接一位非常特别的客人，客人的名字叫刘邦。此时，刘邦已成为汉朝的开国皇帝，执掌着汉王朝的最高权力，这令孔墓的看守者非常担心。早在刘邦还未成为皇帝时，他就十分鄙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他认为儒家是陈腐的，骂儒生为“腐儒”，甚至把儒生的帽子摘下来当尿壶使用，以此折辱儒生。这一次，刘邦会以什么态度对待孔墓呢？谁也没曾料到，汉高祖刘邦到达孔墓时，竟然以最隆重的方式祭奠孔子，献上“太牢”的厚礼。这是史料记载中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公开祭拜孔子。

【采访】解释什么是“太牢”？以“太牢”之礼祭拜孔子意味着什么？（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如此祭拜孔子，当然意味着对儒家的尊崇。）

【画面】叔孙通

刘邦对儒家态度的改变，与儒生叔孙通有很大的关系。像其他儒生一样，当叔孙通在激烈的楚汉战争中带领一百多名弟子投奔刘邦时，刘邦正重视那些“斩将搴旗”的“群盗壮士”，对叔孙通也没有多少好感。此后的三年时间，叔孙通谨小慎微地对待刘邦，也没有向刘邦推荐一位儒生，相反，他向刘邦推荐了不少擅长打斗的武夫，这令跟随他的儒生很感不解。殊不知，叔孙通正苦苦地等待着机会。

刘邦以一介布衣起家，当皇帝以后，他身边的将相也多不懂礼节，在朝堂饮酒争功，不成体统。刘邦为此心烦意乱，却又无可奈何。这却是叔孙通的最好机会。他清楚地告诉刘邦，别看儒者无法在战争中冲锋陷阵打天下，但却能为天下的长久太平尽力。他进一步向刘邦进言：“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刘邦虽然还远未意识到儒家的作用，但叔孙通要制定朝拜仪式来规范大臣言行，对刘邦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他当即批准了叔孙通的计划。礼成那天，场面宏大，秩序井然，刘邦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身为皇帝的尊贵，也深刻地感受到礼仪、秩序的重要，立即任命叔孙通为九卿之一的太常。从此，刘邦不再把儒生和儒学当做一个摆设，而是逐渐意识到儒学在政治生活中的实用价值，儒学由此在汉朝廷占据了一席之地，正式登堂入室。公元前195年，当刘邦打败最后一个有实力的异姓诸侯王英布，并带着病体祭奠孔子时，他似乎已经确定，只有儒家的思想才是确保汉朝长治久安的最合适的治国思想。然而，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他的生命已到达终点。祭奠完孔墓后不到半年，刘邦即病逝，而此时的儒学还远未成为最受尊崇的经学，甚至连经书都无法找到。

【画面】孔子  五经书影

先秦时期，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地位并不隆尊。秦统一中国后，以法家思想理论建立国家制度，儒家及其他诸家的思想受到排斥，乃至于焚书坑儒，烧毁民间的藏书，民间有偶语诗书者即犯杀头的罪名。等项羽军队进入咸阳烧了秦的宫室后，就连博士官所藏的《诗》、《书》和百家之言也在大火中灰飞烟灭。汉王朝初建时，百废待新，文化上则是一片荒芜。汉朝基本上继承了秦朝的政体与制度，刘邦在世时，整日东征西讨，连秦朝严禁民间藏书的法令也未废除。直到他死后三年多，汉惠帝才正式下令废除挟书律，又过了六年，汉文帝废除诽谤訞言之罪，开始大幅度地包容并鼓励各种学说，同时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门。除墨家已在秦末衰微，先秦时期活跃在政治、文化舞台的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各种学说在汉初并立。尤其是儒家，在经过秦朝的压制后急欲重振，实现救济苍生、治理社稷的抱负。然而，在秦始皇、项羽的荼毒下，天下之大，所能找到的经书少之又少。

【画面】西安博物馆，一块残缺不全的碑石

这些刻在石碑上的文字，都是儒学经书中的内容。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朝廷下令，把经过官方审定的经书，用隶体朱书刊刻在四十八块石碑上，作为读书人的标准教材。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每块石碑高一丈、宽四尺，矗立在京师洛阳太学讲堂的东侧。碑成之日，盛况空前，前往观视及摹写者填塞街陌，每日车乘达千余之多。然而，经过岁月的沧桑和变故，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熹平石经，一部分存放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另外一部分则收藏在上海博物馆。

在汉代，经书专指周公和孔子留下的儒家旧典，即《易》、《书》、《诗》、《礼》、《乐》、《春秋》，一般称作六经、六艺。然而，在汉初，《乐》已完全消失，就连《书》都很难找寻。《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尚书》，到汉文帝时，不仅讲《尚书》的人很难找到，而且很长时间竟连一本《尚书》都无法找到。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整个中华的文脉似乎都要因此而被割裂。幸运的是，朝廷最终从鲁中儒者处看到了希望。

据《汉书》记载，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六学从此有缺，读书人的命运变得非常悲惨。然而，即便再有危险，孔孟之乡仍有最坚定的儒者。一些儒者出于对秦帝国的愤恨，在陈胜起义时持礼器投奔，最终与陈胜俱死而不悔。之后，即便在楚汉战乱中，鲁中仍有诸儒继续讲诵习礼，读经之声不绝，他们也坚信，儒家圣贤之学终有出头之日。最终，这悠远而持续的读经声传到了需要长治久安的汉朝廷耳中，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就有了转机。

【采访】读经的重要性。

【画面】

这件非常珍贵的名画由唐朝王维所画，画名为《伏生授经图》。伏生是鲁中诸儒中的一员，专治《尚书》，在秦始皇下达焚书令时，他不惧危险，将一本《尚书》藏于墙壁当中，这成为汉文帝时中国唯一的一本《尚书》，伏生也成为当时唯一能讲《尚书》的儒者，朝廷马上请他赴京，然而，伏生已九十多岁，不能到京城。汉文帝于是专门派太常掌故晁错到伏生处受业，晁错学《尚书》后，被汉文帝任命为博士。当时，汉朝的博士有七十余人，既有治儒家的博士，也有治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学说的博士。各种学说都想要成为汉朝思想的主流，它们之间发生了很多的争论。

【采访】解释什么是博士？概括介绍汉初博士互相争论的情况。（最后一句点到：最重要、最激烈的争论是在儒家和道家之间。）

【画面】黄帝、老子像，马王堆出土“德道经”等帛书

在汉初，儒家虽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在经过长年战乱、土地荒芜、经济凋敝、社会矛盾加剧的国情下，道家的“无为”思想显然更符合当时的社会条件，因而占有主导地位。

【采访】道家的“无为“，就是让为政者尽可能少地干预民众的生活，这样就可以给民众以休养生息的条件。事实证明，汉初实行“无为”政策后，生产力确实得到了恢复和大幅度的提高。

【画面】图表

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就是在道家无为而治的政策下出现的。从刘邦开始一直到汉景帝，汉朝治国者一直倡导与民休息的政策。在政治政策上，实行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给与诸侯国很大的自治权；经济政策方面，鼓励农耕、轻徭薄赋；社会政策方面，坚持抑制豪强，以德化民；对外政策方面，主张和亲弭兵。楚汉战争后的六十多年时间里，整个社会得到了休养生息，逐步达到了国富民强。据史书记载，到汉景帝后期，国家的粮仓丰满，新谷子压着陈谷子，一直堆到了仓外。府库里的大量铜钱多年不用，以至于穿钱的绳子烂了，散钱多得无法计算了。有了这样丰厚的成果，道家思想在国家中的地位也就更加突出。

【画面】治安策原文。贾谊像。贾谊祠宅合一故居，位于长沙市太平街（解放西路与太平街口交汇处）。贾谊（前200～前168），今河南省洛阳市东人。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著作有《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即《治安策》、《吊屈原赋》、《鵩鸟赋》等。

然而，文景盛世中正隐藏着深深的社会矛盾。尤其是世风的败坏令有识之士十分担忧。贾谊在《治安策》中写道：“秦要统一天下，实行商鞅的变法，弃绝礼义仁爱。秦的功业虽成，但是倡导功利，使社会风俗败坏，社会极端混乱。现在虽然是汉朝，但秦朝遗留的风俗并未改变，世人追求奢侈，竞相攀比，朝廷对此没有定制，致使人们抛弃礼义，没有廉耻，且一天比一天严重。人们做事，唯利是图。”针对这种现象，贾谊希望汉文帝能重视礼义教化，但汉文帝只是部分地采纳了他的意见，整体上仍实行道家无为的施政方针。才华横溢的贾谊受到丞相周勃、太尉灌婴等权臣的极力抵制，很快就被排挤到地方，英年早逝。

【采访】为什么周勃、灌婴要排挤贾谊？从思想上来说，周勃等人思想保守，没什么文化，喜欢道家无为而治，不喜欢礼仪。而贾谊的思想其实是儒家的有为思想。

【画面】淮南王刘安画像故居  《淮南子》书影

道家思想特别受到各诸侯国王的喜好。淮南王刘安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组织撰写的《淮南子》囊括了很多思想，但以道家思想为主。他希望汉朝廷一直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这样，诸侯国会有更大的自由，可以更好的发展，可以更好地拱卫中央朝廷。然而事实上，以吴、楚、齐为代表的诸侯国的领地几近“天下之半”，属于诸侯王国的人口则超过全国人口的一半，这种政治格局不仅使政府大量的纳税人口被剥夺，国家财政被严重侵蚀，而且使诸侯王国呈明显的强大和独立倾向，也使中央集权时刻面临着被分裂的威胁。汉景帝时，曾到伏生处学习《尚书》的晁错已成为御史大夫，他强烈地意识到诸侯国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明确提出了削藩政策，并得到汉景帝的支持，不料由此引发了吴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虽然被迅速平定，但汉王朝与诸侯国间的矛盾仍然尖锐，儒家主张的积极有为、大一统的思想也与道家无为而制、维持原状的保守思想产生激烈的交锋。

【画面】桓台县田庄镇辕固村，墓地、塑像等

这里是山东桓台县田庄镇辕固村，汉代儒者辕固的家乡。汉景帝时，辕固生因为传习《诗经》而被任命为博士，为弘扬儒学做出了贡献。如今，他家乡的人仍然怀念他，为他修复了墓地，立了塑像。

这一天，辕固生又一次与道家的黄生在景帝面前展开争论。黄生说：“汤王、武王并不是秉承天命继位天子，而是弑君篡位。”辕固反驳说：“不对。夏桀、殷纣暴虐昏乱，天下人的心都归顺商汤、周武王，商汤、周武王顺应天下人的心愿而杀死夏桀、商纣，这不是秉承天命又是什么？”黄生说：“帽子虽然破旧，但是一定戴在头上；鞋虽然新，但是必定穿在脚下。为什么呢？这正是上下有别的道理。夏桀、商纣虽然无道，但是身为君主，身处上位；商汤、周武王虽然圣明，却是臣子，而居下位。君主有了过错，臣子不能直言劝谏，反而借其有过而诛杀君主，取代他而南面称王，这不是弑君篡位，又是什么？”辕固答道：“如果非按你的说法，那么高皇帝取代秦朝即天子之位，也不对吗？”这时汉景帝听不下去了，让他们终止争论。

【采访】对这次争论的评价。（这显然不是一次简单的争论。道家的黄生持保守态度，什么都是既定的好，就是做得不对，也不允许推翻。这其实是具有狭隘观念的既得利益者的代言人。辕固代表儒家思想，为的是国家和民众的长远利益，体现着民本思想。）

【画面】窦太后   《老子》书影

在辕固生生活的时代，有一个人比皇帝的地位和权力都高，她就是景帝的母亲窦太后。窦太后尊崇道家，到晚年时思想已十分保守，她知道辕固生与黄生的争论后非常气愤，把辕固生召到自己面前，故意问辕固生读《老子》的体会。辕固生自然明白窦太后的立场，他将面临着一个关乎性命的选择。

令窦太后意外的是，辕固生干脆回答：“《老子》中的话，不过是俗人的言语罢了。”窦太后恼怒道：“它怎么能比得上内容如同管制犯人似的儒家诗书呢！”当即下令，把辕固生关入兽圈，让他刺杀野猪，这显然是要置辕固生生于死地。

【采访】评价以辕固生为代表的儒生的气节，他们对儒家思想的坚持和信仰。

【画面】汉景帝辕固生像  兵器

汉景帝知道太后发怒了，而辕固生直言并无罪过，就给他一把锋利的兵器。野猪被辕固生刺倒在地，太后无话可说，只得作罢。

【画面】汉代郡国地图

到汉武帝时， “无为而治”积累的社会矛盾已呈爆发趋势，这使得汉王朝不能不有所作为。在统治思想上，逐渐脱离黄老学说，转向积极有为的儒家学说，成为汉代统治者一个必然的选择。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采纳丞相卫绾的奏议，凡是学习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学说的人，不得被推选做官。这意味着，法家、纵横家的思想被摒弃。与此同时，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迎儒家耆宿申公来朝，并建议仿古制，设明堂辟雍，改历易服，行巡狩封禅等礼仪，这意味着汉武帝要用儒家思想来修礼仪，整合已经颇为混乱的社会秩序。然而此举触犯了保守者的利益，受到很大的阻扰。赵绾、王臧还建议汉武帝，今后政事“可不必事事请命东宫”。“东宫”是指窦太后，此时她已成为太皇太后，仍然是保守派的最大靠山。在窦太后怒不可遏的干预下，汉武帝被迫革去赵绾、王臧官职，赵、王二人自杀身亡。

窦太后在世时，汉武帝无法重用儒生。然而，面对王朝不断显露的灾异，他强烈意识到儒家的重要性。公元前136年，汉武帝下令置《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儒家的各门经学在官府中更加完备。一年后，窦太后去世，汉武帝得以大张旗鼓地重用儒生。不过，面对社会上已经存在的种种弊端和思想上的混乱，单靠礼仪和零碎的思想已无法解决问题。汉武帝急需一套完整系统的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他需要将此与自己的施政紧密联系，以此来制定全盘的国家政策。而普天之下，谁有本事提供这样的系统理念呢？

【画面】董子文化园   董仲舒(公元前179--公元前104)，西汉经学大师，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从此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他的著作汇集于《春秋繁露》一书。

河北景县、枣强县的“董子故里、碑文”等。

这里是位于河北景县广川镇的董子文化园。董子，即汉朝大儒董仲舒。关于他的籍贯，《史记》说他是“广川人也”，清代《畿辅通志》中则有德州、枣强、景州三处的说法。近年来，随着各地文化产业的发展，自然引发“董子故里”的争论。现在焦点集中在河北景县广川镇大董故庄村和枣强县旧县村。人们纷纷引经据典，力求正名，冀望通过历史名人人文价值的提升，带来预期的经济效应。

【画面】  董仲舒  竹简

董仲舒在汉景帝时即担任博士，讲授儒家经书《公羊春秋》。据史书记载，西汉初年传习五经的硕儒共有八人：传习《诗》的有申培公、辕固生、韩婴；传习《书》的是伏生；传习《礼》的是高堂生；传习《易》的是刘歆。董仲舒则是传习《春秋》的硕儒。

有感于秦朝之后《六经》离析，董仲舒发愤闭门研究，竟有三年不窥园的美谈。其实，就像三国时期诸葛亮一边隐居一边静待时机一样，董仲舒有至高的理想，他始终关注天下大势，希望机会来临时能够拿出一套“为万世开太平”的思想，以此来继承与发扬儒学。

【画面】  宫殿对策

公元前134年，可以完全做主的汉武帝迫不及待地下诏，向举国贤良博学文学之士征求“大道之要，治论之极”，董仲舒马上回应，以贤良对策。汉武帝连问三策，董仲舒则连答三章，直至当时社会的核心问题并提出根本的解决方案。这是一次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三策三答，史称《天人三策》或《举贤良对策》，它将彻底改变儒学的命运。

针对汉武帝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董仲舒根据当时人们普遍相信灾异论的心理，提出“天人感应”的思想，认为人间的祸福无不与天象有关，并认为当时没有祥瑞的原因，是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由此，董仲舒第一次提出了“立大学以教于国”的主张，这一主张被汉武帝接受后，成为改变中国历史的一大进步。

采访:

评价董仲舒“天人感应”及“立大学以教于学”的主张（也许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为迷信打开缺口，但我们应该把他的思想放到他的时代来看。他根据时代的需要，并汲取了墨家的一些思想。）

【画面】董仲舒像

董仲舒多方面推演和发挥了儒家“大一统”思想，提出以仁德礼谊为主、刑罚为辅的治国方针，既大力提倡了儒家重仁德教化的思想，也没有完全否定法制，汲取了法家在治国中的积极作用。

采访:汉代儒家广泛汲取其他学说的积极成果，使儒家真正变成最切合当时实际的治国思想。

【画面】朝廷

在《天人对策》中，董仲舒提出的影响最大的建议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武帝听取后将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优礼延揽数百位儒生。这便是最能影响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采访：评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独尊儒术，但其他各家也能在民间发展，并未断绝。

【画面】《博物志》、《四库全书》“经部总叙”相关文字，《易》、《书》、《诗》、《礼》、《乐》、《春秋》各种简帛残片和版本。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从此脱胎换骨，《易》、《书》、《诗》、《礼》、《春秋》被奉为最为神圣的《五经》，传习《五经》的学说成为最为正统的经学，成为汉代政治统治理论，到西汉末年，研究五经的学者逐渐增至十四家，所以也称五经十四博士。

【采访】

评价“儒学”转为“经学”。（经学脱胎于儒学，就与儒学有了差异。《说文解字》等古代字典与文献中，把“经”解释为织布的纵线，后转义法度、常规、常典，这样就可以“以经邦国”了。）

【画面】《汉书》的《董仲舒传》

董仲舒晚年居家著书，朝廷每有大事，都会派遣使者或廷尉，到他家里问询。董仲舒的学说以诠释《公羊春秋》为基础，将先秦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糅杂其他诸子百家的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儒学理论的体系，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现实与历史问题，都给予了比较系统的回应。

【采访】

整体评价董仲舒。

【画面】公孙弘像

在汉代，董仲舒无疑是最有影响力的经学大师，然而，有一位与他同时代的儒生，似乎更被汉武帝重用，他的名字是公孙弘。公孙弘虽然是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却被破格提拔，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任命为丞相的经师。公孙弘的才干以实用著称，他的政治思想具有明显的儒法合流的倾向。他还向汉武帝建议建立学校制度，以儒家经典为太学教育的基本教材，开设经艺考试，为各级部门提供官吏人才。

【采访】通过经艺考试提拔人才，这就把经学与利禄之路联系起来，为经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画面】各派传承图表一一掠过

在汉代，经学的传承十分讲究，门派严格，传承有序。《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戴、小戴，《春秋》严、颜。这些都被立博士，列入官学系统。各派的传承脉络十分清晰。

一般来讲，汉代的经师大都一生专攻一经，即所谓白首穷经。这种执着的精神，朴拙的态度，也是后代把汉学称作“朴学”的原因。

【画面】《京房易传》《焦氏易林》等书。祭孔大典。现存于曲阜孔庙汉碑韩敕碑文字：“孔子近圣，为汉定道。”等

在西汉，经师大多是以平民入仕做官。到了东汉，平民入仕的经师经过数代以后，已成为缙绅贵族，经学为这些累世把持一种经典的大家族垄断。这些家族，不单在政治上把持权力，在经济成为豪门，而且还拥有社会道德思想上的话语权。在地方，他们的影响甚至超过了专制皇权。汉代民谣形象记述：“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

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地位拥有了圣人和素王的地位，被描述为在天庭的神人，手拿宝剑，为汉立法制宪。祭孔也成为重要活动。【画面】历史所图书馆，《墨海金壶》、《说孚阝》中的各种纬书

经学也成为谶纬化的儒学。谶是秦汉间巫师、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纬是汉代附会儒家经义衍生出来的著作。“纬”是相对“经”而言的，经的本意是织布的纵线，纬就是横线。汉代，经学地位提高，就产生了傍依、比附经义的纬书。用谶纬解经，也就开启了经学神秘化和庸俗化的大门。

【画面】《尚书》、《春秋》、《诗经》等各种文献的书影。）

不过，两汉经学最重要的特点是通经致用。经学本身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但许多经学大师却追求“通儒”的境界，他们广泛融合、汲取各家所长，以此丰富经学，并致力于王朝的治理。特别是武帝“罢黜百家”以后，经学家们通经致用的特长更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扬。

阴阳家的理论被巧妙地运用。经学家用阴阳五行理论改造先秦儒学，通过比附的方法论证古代专制集权政体与等级制度的合理性。他们还巧妙地创造出“阴阳灾异论”，借以限制皇权，规范帝王行为。他们认为皇帝的行为合符天道，天会出现祥瑞予以褒扬，如不符合天道，天就会降下灾异，做出警示。灾异就是自然灾害和怪异的出现。武帝晚年，灾异频繁出现，社会动荡，武帝下的一道自我反省罪过的诏书，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内容丰富、保存完整的“罪己诏”。

【采访】

经学是用阴阳五行来论证纲常观念的，用自然秩序来证明社会秩序的合理性，所以，“天不变道亦不变。”经学被后人称作名教，这也是因为他们过分强调这些道德概念，以名为教，固化等级观念，规范社会秩序，调解人际关系。

【画面】《汉书·王吉传》：“《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

“春秋大一统”理论实际上是汉代经学家们的一个创建。“大”的意思是重视、尊重；“一统”的意思是指天下诸侯皆统系于天子。六合同风，九州共贯。这种以道统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强化了中央专制集权的权威，对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即东亚社会的影响极巨且深。

【画面】现代小学生读《三字经》：“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另，《春秋繁露》、《白虎通》等古籍有关论述。）

“三纲五常”理论也是汉代经学家一个重要创建。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虽然三纲五常联用，来自于宋代的朱熹，但是，对这些观念的论述，汉儒已经十分明晰。三纲五常是以规范秩序为核心的社会伦理，两千多年来，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心理。

【画面】《诗经》。阜阳《诗经》简牍

汉代的经学又分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董仲舒便是今文经学的创始人。汉代的文字多用隶书撰写，今文经即是指用汉代隶书写就的、传承有序、被列为学官系统的经书。然而，从西汉末期开始，今文经学受到了古文经学的挑战。“古文经”常被解释为用古文篆书所写的经书。不过，我们的专家有自己的看法。

【采访】对于古文经，我们认为，不能望文生义，简单以为古文经是用古文即篆书写就的经书。准确来说，古文经是指西汉平帝以前、未得立于中央学官的所谓的经书。来源有三，汉代发现的古文本经书，民间传本和作伪本。治古文经则称为古文经学。

【画面】古文经学典籍书影  刘歆  王莽

古文经的兴起，是经学自身的反省和自我批判。古文经用发掘的古文文本，民间传本，甚至伪造的经本，来正本清源；并以尊崇周公来压制今文经对孔子崇拜。这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今文经学把经学圣神化趋势。古文经斥纬书为诬妄，这同样扼制今文经学把经学庸俗化的努力。古文经学倡导对经文字词的考据与训诂，这无疑强化了经学的学术特征。

由于今文经是朝廷正式承认的官学，利禄之路被其垄断，这引起古文经派的竭力反对，双方因此发生多次激烈的交锋。西汉末期，社会矛盾加剧，整个王朝极其腐败，士人们对西汉王朝失望的同时，也对今文经学产生更多的怀疑。刘歆就是其中之一。刘歆本人是刘姓宗室后裔，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少年时便博闻强记，精通《诗》、《书》，后治《易》。成人后，刘歆受命与父亲刘向一起整理典籍，发现了一批古文经典，尤其是《春秋左氏传》，激起了刘歆极大的兴趣，他开始引《春秋左氏传》的文字来解释经文，成为古文经学的代表。此时，今文经师们已成为保守派，他们根本不愿意接受古文经学，因此，当刘歆向朝廷建议将《左氏春秋》、《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列于学官时，今文博士们压根不参与讨论。刘歆转而严厉批评今文博士是专己守残、不考实情的学阀，引起今文博士的怨恨，甚至上书皇帝为刘歆定罪。刘歆对西汉王朝已完全失望，在汉运将终、再受命思潮的影响下，刘歆把王莽视为取代汉运的新主，并竭力为王莽取代汉帝鼓吹呐喊。王莽则积极抬高古文经学，当他成为新朝的皇帝后，古文经学也成为显学，完全压倒了今文经学。此后，尽管王莽政权很快倒台，但古文经学已成不可遏制之态。到东汉，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呈并列状态。与此同时，有识之士开始不再纠缠于争论，而是兼治今、古文经学，在融合中寻求发展之道。

【画面】郑玄简介。郑玄（公元127－200年），字康成，今山东高密人，官至大司农。著述计百万余言，世称“郑学”，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后人纪念其人建有郑公祠。）

到东汉后期，一位经学大师出现了，他就是郑玄。他力求融合今文经与古文经，遍注儒家经典，经学也就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

【采访】

应该说，经学有容乃大、中庸平和的思想体系，符合汉代新秩序与旧制度混合的社会现实。儒学在汉代之所以得到独尊地位，一方面在于他关注现实，解决现实问题，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在于他善于从其他学派汲取营养，而不是抱残守缺。

【画面】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曾批评儒家“博而寡要”。也许，司马谈错了，他指出的儒家的缺点，恰恰是其优点。正因为“博”，儒家可以像海绵一样广泛汲取各家之长，正因为“寡要”，即缺乏重点，儒家便不会固步自封，抱残守缺，而能与时俱进、发扬光大。

也正因如此，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经学的影响达到了其他学说无法比拟的程度。如先秦儒学演化为经学一样，经学自身也不断演化。这种演化根据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甚至不同民族，不同国别而进行，与时俱新，各有侧重。或强调“礼乐”、或强调“仁义”，或强调“忠勇”，或强调“诚信”，或强调“理”，或强调“心”，或“移孝为忠”，或“以名为教”。

【采访】

有一种观点，认为经学化的儒学是一种宗教，所以把儒学称为儒教。我们不这样看，我们习惯把他作为一种学术，一种学术学说。经学没有来世观念，而其他宗教均把来世作为最终慰藉。经学没有繁杂的科仪，而科仪是宗教主要形式。更重要的是，经学有强烈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精神，关注现实，经世致用，这是任何一种有别于宗教的学术学说的基本特征。

【画面】各地的孔庙  孔子像

取得独尊地位的经学，虽然有过圣神化、庸俗化的倾向，虽然也曾与专制皇权沆瀣一气，狐假虎威，虽然也有“诛心”一样的道德强制，虽然也有为一己之私、不遗余力排斥其它流派的举措，但是它强烈的现实关怀，经世致用的特征，自我批判的精神，又足以彰显其作为学术流派的本质。

今天，在中国乃至中国周边的韩国、越南等国，很多地方都留存着孔庙。在孔庙里祭拜孔子，我们的感觉似乎与我们在其他宗教场所并不相同。我们面前的这尊经学家们塑造的泥像，很亲近，很熟悉，如同家人，如同在与他进行一场文化的对话……

无论如何，这位先师，与其他哲人一样，仍在滋润我们的文化，启迪我们的智慧，规范我们的行为。

张建安2014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