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日本第一》：历史的迷雾与傅高义的错
摘要：
《日本第一》这本书完美展现了一个伟大知识分子的局限性，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敲醒了警钟。毕竟，研究者若不能突破这种瓶颈，又怎能做出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的研究工作？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向自己的朋友推荐一本越来越廉价的名书——著名美国学者傅高义的《日本第一》，之所以推荐这本书，并不是因为作者的名气，而是想让大家通过阅读这本书，认识到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在日本奇迹最顶峰的时候，像傅高义这样知名的顶级学者，为何罗列了如此诸多的严密论证和正确数据之后，仅仅撰写了一本完全错误的书？他在这个过程中究竟犯下了什么样错误？”
理解这一点，不仅对于把握我们今天的挑战至关重要，而且对于解决我们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也不可或缺。
说起来，这本书我看过很多遍，现在，我就以后来人的身份为大家阐述我对这本书的两大观瞻：
1、傅高义对日本看好的论述
实际上，至少在经济学者的范畴内，这本书的论述是严密的，数据是可靠的——如果在一个经济学家站在当时的视角去看，他几乎必然会认可傅高义“日本走向第一”的结论。
譬如，在论述日本产业升级的速度和能力时，傅高义罗列的例子包涵各个行业，非常有说服力，足以证明日本战后的工业实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能够重击甚至打垮欧美的中端和高端制造业。
“五十年代前半期，日本的收音机、录音机、立体声音响设备等产品质量还不如美国，一转眼却席卷整个市场。日本钟表产业使全球闻名的瑞士钟表行业黯然失色。英国的摩托车工业被日本赶跑了，美国几家摩托车公司，非日资系统的，仅存哈雷·戴维森一家而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统治照相机镜头行业的宝座让给了日本。在光学仪器方面，日本的产品也脱颖而出，如此等等。日本在与其传统毫不相干的领域，一再击败西欧的竞争对手。一九七○年，雅马哈牌钢琴的销售额已大大超过美国斯坦威等名牌钢琴。村松牌长笛与美国货竞争，不相上下。日本统治世界的行业，从自行车、滑雪用具、电动雪橇、日用陶瓷到拉链之类，不断扩展起来。”
“七十年代后半期，日本新造船舶的价格，比欧洲低百分之二十至三十，迫使欧洲各国不得不采取限制进口日本船舶数量的措施。遭到“石油冲击”的日本造船业界，虽然降低了开工率，但其产量比美国和西欧各国的总和还要多，约占世界造船总吨数的一半以上。”
“一九五八年日本汽车产量不到十万辆……一九七七年日本出口汽车达四百五十万辆，而同年的美国出口汽车仅为其几分之一……他们甚至在美国市场上打败了德国人。”
——傅高义《日本第一》
而在论述日本工业的效率时，傅高义同样没有空谈其词，而是以详尽的数据和观察罗列了日本工人对欧美同行的碾压级优势。
“要说明日本工业力量的优越性，还是从现代化设备和高度的生产率来找原因更为重要。经济学家戴尔·乔根森研究了工业生产的各种因素，他得出一个结论：日本工厂使用的技术的现代化程度，在一九七三年已超过美国。在一九七五年，一个日本工人生产价值一千英镑的汽车，只需九天，而英国利兰汽车厂则为四十七天。在一九七六年，欧洲任何汽车制造厂（菲亚特、雷诺、大众等），每个工人每年产量为二十辆，而日本的尼桑为四十二辆，丰田为四十九辆。一九六二年，日本钢铁工人每人平均产钢一百吨，英国为四百吨，到了一九七四年，日本钢铁生产率却比英国高一至二倍。一九七六年，日本轴承工厂每人平均产量比英国名厂RHP的工人高出两倍半。”
“日本人总是比别人更富于理想和上进心。日本人的生活态度使外国人觉得，他们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干劲……在这些方面，日本人的水平不能不说高于外国。外国人时常误以为日本人是个机器人，除了干活还是干活。”
——傅高义《日本第一》
最重要的是，当谈论起日本为何必然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时，傅高义的论述同样是非常有逻辑的，他罗列了当时美国与日本各方面对比，暗示了日本在各个方面都逐渐取得了对美国的压倒性优势。
在对比日美企业竞争力上，傅高义写道：
“在日本大肆竞争的领域，美国厂商深受打击。但美国只有一个对付办法，就是实行进口限制。六十年代，日本纺织工业大有横扫美国纺织工业之势。美国于是向日本施加政治压力。对此，日本企业为了避免美国设置关税壁垒，进行了自我出口限制。到了七十年代，美国几家主要的电视机厂商，在日本的竞争下，几乎快关门大吉。对此，日本企业自我限制了向美国的销售量。至于钢铁，美国采用了比较复杂的附加税制度，限制进口。七十年代后半期，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占了上风，在加利福尼亚州超过了美国产汽车的销售量。这时，日本汽车厂商自我限制对美出口，并提高价格，以免美国采取更加严厉的贸易保护政策。日本对美出口纺织品、钢铁、电视机、汽车进行了自我限制，固然缓和了当时日美贸易的紧张关系，可是，美国不应当老是躺在这种不正规的日本自我限制上面。要知道，老是靠它保护下去的话，美国企业就会放松自己，不去提高竞争力追赶日本了。”
在对比日美两国企业的研发能力时，傅高义同样看好日本：
“日本日益加强调查研究，而美国最近的调研力量显著减弱；同日本政府对日本企业的援助相比，美国政府对本国企业提供的援助非常之少；日本的外汇储备增加，美国手头的外汇则在减少，等等，都是对美不利的。”
在对比日美两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内治理，傅高义更是对日本赞不绝口：
“日本国内的交通和通讯网，在全世界首屈一指。在国内乘飞机旅行，美国多于日本，但日本在铁路运输方面搞起新干线，一九六四年先是在东京、大阪之间通车，比美国的任何主要干线都要快速舒适。一九七七年，美国向日本购买了日本十五年前发明的新干线技术。这种铁路已延长到博多，后来虽然因群众反对噪声而推迟，已计划延长到本州北端。日本全国遍布铁路网，快速方便，服务周到，使欧美等国都望尘莫及。”
“邮电之快，日本无疑凌驾国际水平。尤其杰出的是利用最新电子技术设立的通讯网。录像机和传真电话等设备，日本最为普及。一百多个计算机专家用了四年工夫，发明了银行计算机系统。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顾客可以随意到全国任何支行去，在一天之内办完汇款和兑换，不管金额多大。钢铁生产使用计算机进行控制，也比西欧各国精干。人们正在设想，把书刊杂志编入计算机磁带，从家里打电话或打开电视，就可以得知一切。日本已着手研究有关组织、技术、法律等问题，今后二十年，日本可能比美国抢先一步完成这个体系。”
“在日本可以不用提心吊胆地在深夜走路。日本用支票付款还不普遍，使美国人吃惊的是，日本人可以携带巨款走路而泰然处之。出租汽车司机似乎也不大在乎他必须警惕什么危险。这些事看来主观，却有充分的材料根据。日本的犯罪记录比美国完整，据研究过这些材料的美国人说，一九六○年左右，杀人、伤害、盗窃、暴行等主要犯罪的发生率，美国比日本高好几倍。自一九六○年至一九七三年，美国的犯罪率增加百分之一百一十，其他国家也是增加的趋势，唯独日本每年不断减少。”
在对比日美两国教育时，傅高义更是对日本教育钦佩有加，他写道：
“日本学生每天上课的时间较长，每年比美国多上六十天课。日本学生还进行课外补习，几乎所有的人都为投考高等学校或大学而进行额外学习。据通晓日本教育制度的西方人士说，日本学生平均比西方各国学生更懂得世界史和时事问题。在数学、科学等方面，有的专业可以根据统计材料进行国际比较，从中可看出日本学生的水平很高。音乐、艺术、体育等方面，日本人的才能处于高级水平。”
“外国观察家时常指出，日本人为了投考大专院校，总要往脑子里装一大堆知识。这种装法，有时未免过火。但是，日本人在毕业之后，仍然好学敏求。他们对国际关系、政治、历史、科学、艺术，等等，莫不兴趣斐然。订阅报纸的人数，也许有一两个国家比日本多，但是如果把单行本、杂志、报纸三者合起来的话，那么，日本的订阅人数显然是世界第一。”
无论从企业竞争力，还是从科研投入发展，以及基础设施、教育水平，傅高义都认为日本正在具有相比于美国的更大优势，并使得日本拥有走向第一的能力。论述和依据是如此的完美，几乎找不到一丝缺陷——实际上，作为一个社会经济学者，傅高义的看法从他的专业角度来看，没有任何问题。就我接触的社会经济学者，他们大多数都是从这些角度去看待问题的，毕竟，这就是他们的专业。
然而，专业往往会缩限观察者的视野，并使其略过最起码的常识。说起来，当时的傅高义低估了两个因素，这就是这本书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2、傅高义的盲区
一方面，他忽略了最古老的人类常识——任何所谓的国家强大和人类发展，都离不开起码的人口延续能力。
在傅高义撰写《日本第一》的时候，日本人口生育不足问题当时实际上已经浮出水平，开始发展成为一个非常显性的因素。而早在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期的时候，法国、英国和德国的政治家就开始意识到人口增长对他们国家运道的决定性作用，甚至春秋时代的中国，人们就知道人口的增减对国家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一想到我国妇女在生育力上与德国妇女的巨大差距，我就寝食难安。”
——19世纪法国总理梯也尔，同时也是著名历史学家
“出生率是一切的基础，奶瓶决定德国的命运”
——阿尔伯特斯佩尔回忆阿道夫希特勒
对德国命运的看法
“寡人闻，古之贤君，四方之民归之，若水之归下也。今寡人不能，将帅二三子夫妇以蕃。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当室者死，三年释其政；支子死，三月释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妇、疾疹、贫病者，纳宦其子。”
——《国语》中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强制生育政策
“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后，吴岂为沼乎？”
——《左传》伍子胥阐述越国的人口繁衍政策
对吴国的威胁
但在当时的经济学界，受制于战后婴儿潮时代的大环境，很少有人会将人口这种稀松平常的因素视为经济发展的基础，他们基本不会考虑的这个问题，宁愿把精力投射在抽象复杂的概念上。傅高义同样如此，在他的《日本第一》书中，几乎不曾提到过人口问题投射给日本的阴影。事实上，他唯一谈到可能间接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是这样写道：
“那些住在日本的外国人不得不要求本公司给予特别津贴，否则简直跟不上日本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此相反，住在美国的日本人却逐渐觉得美国的奢侈品和饭馆收费并不算贵。计算国民个人收入的方法有好几种，如果包括住宅津贴补助的话，那么，一九七八年日本平均工资水平已超过美国，而且还在迅速上升。”
这里面是傅高义对日本的赞誉之词，但也实际上暗含了日本人生活的更高成本，如果思索的深度足够，那么这种描述也能够推测出日本人相比于其他国家更差的人口繁衍能力。
另一方面，就是傅高义忽视了未来的潜力——即美国自己所具备强大科技创新能力的巨大价值。
在傅高义这本书中，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傅高义对日本当时在传统制造业的绝对优势近乎虔诚的膜拜，以及对美国实力不可思议的嘲讽和鄙夷，且从未在书中提到美国当时刚刚出现的苹果、微软、甲骨文等科技创新企业的潜力。当然，这是他作为纯粹社会经济学者的局限，大多数传统知识分子都不可能意识到那些全新的科技发展以及尚在雏形之中的互联网将会在未来颠覆整个世界经济格局——包括他所谓的“日本第一”断言。
需要指出的是，相比于当时的日本大藏省官员野口悠纪雄，傅高义在这个问题上即便不是完全无知的，也足够称得上麻木。
当时，尽管亲眼目睹甚至相信了美国经济面对日本挑战的不断溃败，但作为斯坦福大学的客座教授，常年出入硅谷的野口悠纪雄在斯坦福大学的教室里多次领略到了美国年轻人不可一世的创新潜力，以及这些年轻人中间各种闻所未闻的新技术狂想。按照他的回忆，野口回国后常常对自己的同僚说，“美国人或许在经济上走向失败，但你们如果去过斯坦福大学的校园，就会感受到，那里依然闪耀着我无法理解的新东西。”
所以，当我翻看傅高义的《日本第一》时，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傅高义作为一个学者，他的专业性最终成为了他的桎梏，而迎合情绪舆论的知识分子本能某种程度上在特定的时刻主宰了他认知的倾向，使得他无法跳脱历史的迷雾，意识到最古老的常识，忽视了未来的潜在变化。
当然，《日本第一》这本书完美展现了一个伟大知识分子的局限性，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敲醒了警钟。毕竟，研究者若不能突破这种瓶颈，又怎能做出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