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汪端的诗歌创作与批评初论

如果汪端仅仅是《自然好学斋诗钞》的作者,也许还不能引起我的注意。《诗钞》固然水准不凡,但在女诗人辈出的清代,要举出一连串堪在伯仲之间的女诗人,应该不太困难。我之倾倒于汪端,乃在她诗人和批评家的双重身份。后者对于她,对于中国文学史的意义,无疑更为重要。事实上,汪端这个名字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是《明三十家诗选》的编者,而非《自然好学斋诗钞》的作者。
汪端以评选《明三十家诗选》著闻于世,但平生批评业绩并不局限于明诗。她曾撰《颐道堂诗说》十余则,评陈文述诗甚为精当。又曾选罗浮道士诗,与裴之合选乾隆三大家诗、二王君(仲瞿、井叔)诗。裴之去世后,她益肆力于诗学,集中所存题前人诗集之作即有《读李义山集》、《读贾长江集》、《玉笥生歌题元张思廉宪诗集后》、《读谢皋羽集》、《元遗臣诗》(戴良、王冕、吴讷、伯颜、王翰、徐舫、郑玉、李祁、顾瑛、张昱、丁鹤年、钱惟善、周砥、鲁渊、邵思文)、《书王常宗彝文集后》、《读高青丘集感题四律》等。《读许用晦丁卯集》指出许诗的艺术渊源是“韦柳烟霞骨,钱刘山水情”,极有见地;《题郑板桥诗集》谓“爱仿孟郊句”,《题吴澹川南野堂集》谓“早学储王见性灵”,“苍凉最是关中草,好当秋笳晚角听”,《小云尝与余合选简斋心余瓯北三先生诗手录存行箧中今冬检理遗书偶见此本感题于后》谓“三家可配白元刘”,兼具知人论世之识。在本朝诗人中,汪端较推崇施闰章、厉鹗两家的萧澹闲旷,而舒位、钱杜、邵帆三位前辈诗人是她最喜爱的。舒、钱诗已刊行,她读后都作题咏,有铸金师事之意。邵帆曾指授陈文述诗学,其诗为阮元所称而不行于世,汪端访得遗稿,慨其远承高启,开浙派生面,而不为世人所知[33],遂悉心校雠那些残缺难辨的草稿,录数百篇藏之箧衍,以待刊行。又作《书镜西阁集后》七绝十二首,详论邵帆生平行事及诗作。直到临殁的道光十七年(1837)秋,她还密切诗坛的动向,有《阅近人诗集有感题后》(卷十)云:“托足归愚气自雄,史才经学诩娄东。三唐画界心何苦,两宋无诗论岂公?剑拔弩张希有鸟,钟鸣漏尽可怜虫。青丘太息遗山笑,玉局应难著此翁。”自注:“夫己氏论诗尊唐斥宋,硁硁可哂,而于放翁、遗山、青丘三家尤妄肆诋诃,大乖诗人忠恕之道,宜其毕生困抑,身后名亦不昌。”此诗未详所指,想应是格调派的流裔。此后汪端又有《题赵云松瓯北集后》(卷十)云:“暮年远过钟嵘识,论定诗家启正声。”自注:“云松所著瓯北十家诗话自太白至梅村并论列精当,其识远迈竹垞、归愚,乾嘉以来罕有及之者。惟查初白究不可称大家,以罗浮山人易之,庶为全美耳。”这里涉及对屈大均和查慎行的评价,我个人赞同汪端的意见。《论诗示苏孙侄》(卷十)约作于十月,是汪端最后的二十几首诗之一,除告以“骋才容易敛才难”的心得外,结句对性灵派的流弊表示了隐忧:“三生福慧仓山叟,笔孽谁回大海澜。”自注:“吾乡文体士习,随园实始败之。”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汪端都保持着一位优秀批评家应有的敏锐和犀利,对影响诗歌健康发展的不良倾向提出尖锐的批评。这在一位蛰居深闺的女性显得尤为可贵。
作为一位女性诗人和批评家,汪端对女性文学传统有着强烈的自觉意识。她写下大量题咏怀吊古今闺秀的作品,其中又大量驱遣闺秀事迹的典故。她还写了很多品题女诗人及其作品的论诗诗,出于相濡以沫之情,不免表彰胜于裁量,咏叹多于评骘。但由于迭用历代女诗人的典故,就使女性文学传统成为一种背景性存在,与当代作者的风华交相辉映,共同构成女性诗歌的多彩景观。女性文学典故在此已不仅是才华的暗示、风格的联想或评价的参照,它们在纯知识的意义上也提供了对女性文学史的初步认识。以卷六《读松陵朱沁香夫人珠来阁遗集即题绿窗待月图并书所写梵经墨迹后二首》其一为例,第三句“玉箫宛转鸳鸯梦”自注:“明叶小鸾殁,其姊蕙绸悼之,作《鸳鸯梦传奇》;”第四句“锦瑟凄清络纬吟”自注:“明徐小淑诗集名《络纬吟》;”结联“琐窗泪洒纱犹绿,烟草湘皋共此心”自注:“元傅若金妻孙蕙兰有《绿窗遗稿》。若金悼亡诗:湘皋烟草碧纷纷,泪洒东风忆细君。”一部诗集被赋予如此丰富的联想值,固然是作者的幸运,而叶小鸾、徐小淑、孙蕙兰被读入批评文本,又何尝不是女性诗歌谱系的幸运呢?
早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二十四岁的汪端就作有《论宫闺诗十三首和高湘筠女史》(卷三),评论了历史上从唐山夫人到朝鲜许兰雪共十七位女诗人。这是她对女性诗歌传统的一次重要发掘。第一首论唐山夫人,高氏原唱只是出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的感慨,讥讽“诗家但赏辞秋扇,不为夫人拜下风”。而汪端的和作却由汉初文学状况入手,强调女作家在诗歌创作方面超出男作家的领先地位:
汉代谁开典雅风,唐山文藻擅深宫。桂华都荔房中乐,枚叔相如恐未工。
无论从现有文献还是清人的诗歌知识来看,她的结论都是难以反驳的。就对诗的趣味而言,汪端固然很欣赏元代孙蕙兰、郑允端的清风高格,但她同时也充分肯定婉约之风,为女性诗格辩护。论鲍令晖、刘令娴一首即云:
一序《玉台》传孝穆,刘娘鲍妹句清妍。建安堂庑窥非易,翠羽兰苕亦可怜。
在汪端的诗歌批评中,道德批评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不仅贯串在对男诗人的评价中,也屡试于女诗人。“与君细检然脂集,慧业非难立品难。”(其十三)基于这种认识,她盛赞宋代节妇韩希孟而贬抑蔡文姬,称“平生不诵胡笳曲,三复巴陵节妇诗”。又论花蕊夫人云:
摩诃池上万花开,百首宫词绝世才。可惜当年艰一死,题诗甘入宋宫来。
这是对花蕊夫人屈节事宋的婉转批评,卷六《读十国春秋吊前蜀昭仪李舜弦》又以她来反衬李舜弦的忠贞,这对一位宫女来说未免责之过苛。不过汪端在称赞柳如是的节操时,也没忘记批评“河东佐选明诗闰集,于徐小淑、梁小玉、许景樊、小青等多寓讥贬,非笃论也”[34]。可见她虽重视道德,却不唯道德是论,态度还是很通达的。
汪端自幼嗜读高启诗,对有明一代诗歌早就存有自己的看法。据陈文述说,她由于喜欢高启,“因觅本传阅之,见明祖之残害忠良,暴殄名儒也,则大恨,犹冀厄于遭际而不厄于文字也;及观七子标榜,相沿成习,牧斋、归愚选本推崇梦阳而抑青丘,则又大恨。及来归余家,则已积此恨十余年矣。裴之塾师萧樊村,娄东老诗人也,宜人属裴之以高、李优劣问。萧固墨守归愚者,左袒梦阳更甚,则益大恨不可解,誓翻五百年诗坛冤案而后已”,于是有明三十家诗之选。此举着手于嘉庆二十四五年为公婆长斋祷病期间[35],曾受姨母梁玉绳启发,也得到陈文述的大力支持。汪氏原为藏书名家,陈文述又广为购买借阅,并抄录杭州文澜阁藏本以益之。汪端晨书暝写,经常熬夜,竟至神经衰弱,难以成眠。到道光元年(1821)初,终于完成《明三十家诗选》的编撰工作。
全书分初二两集,各八卷。初集正选十三家,附录二十二人;续集正选十七家,附录四十八人。每家系以事略,旁采各家评论,以备参考。前列《凡例》,说明两集人选及编排原则,“大旨以诗为断,而或其人之勋业操行有足以昌其诗而重其诗者,则仍列正选”,正选与附录的品第是“初集诸家犹主盟之晋、楚也,二集诸家犹列国之宋、郑、鲁、魏也,附录诸家犹附庸之邾、莒、杞、薛也”。附录诸家一般都与正选有亲族、乡党、师友、流派的渊源关系,但也须其诗足取方列入,决不因类滥收。凡前人评语,都芟其偏憎私爱之见,但存平允精当之说。梁德绳一直关注《诗选》的编撰,她如此评价汪端的工作及其意义:
兹集之选,虽曰诗选,实史论也。盖前明三百年,自高帝以马上得天下,草菅文士;成祖以叔攘侄,芟薙忠良;中间奄人权相,望尘接踵。又以制义取士,词章古文,无真知灼见。虽有前后七子主坛坫者,务以声气相高,文章之途,有市道焉。虞山蒙叟《列朝诗选》富矣,冗杂无次序;小长芦钓师《明诗综》较有次序,亦博而不精;沈归愚《明诗别裁》即《明诗综》约选之,沿袭皆前人旧说,无足观览。今允庄所选,以清苍雅正为宗,一扫前后七子门径,于文成、青丘、清江、孟载诸人表章尤力。至于是非得失之故,兴衰治乱之源,尤三致意焉。读是书者,不特三百年诗学源流朗若列眉,即三百年之是非得失已瞭如指掌。
这段文字将汪端选诗的动机、旨趣、特点都说得非常清楚。她首先强调《诗选》实质上是一部史论,并非自大其体。汪端的高启情结决定了这部诗选要成为她翻历史旧案,以诗论史的旗帜。汪端论诗一向注重道德评价,此选虽以诗存人,但人品和诗的伦理内容仍是评价的重要依据。每位作者的传论,在引述前人评论后,都附以自己的总案,无不议论风发,显示不凡的见识。例如二集卷三论邵浚:“文庄诗别出机杼,语羞雷同,其学问淹通,雍容台阁,亦有明文人之达者。而褊心自用,多所排诋,是以不得与李长沙比肩。且其论古好翻成案,如绝元不与正统,讥许衡不当仕元,均属矫枉过正,流入僻谬。最甚者,贬岳忠武而誉秦桧,是谓好恶拂人之性,虽兔园陋儒闻之,莫不裂眦掩耳,岂特贻诮有识哉?”这里既肯定了邵浚的学问和诗歌的独创性,也指出了他见识的悖谬,并暗示这与“褊心自用”有关,将学风、诗格与人品相联系,作了较全面的评判。
梁玉绳指出汪端选诗的标准是清苍雅正,汪端自己在《凡例》中则宣称“兹集所收,虽面目不一,要皆无悖于清真二字”,强调“诗不可不清,而尤不可不真”。她认为:“清者,诗之神也。王孟韦柳如幽泉曲涧,飞瀑寒谭,其神清矣;李杜韩苏如长江大河,鱼龙百变,其神亦未尝不清也。若神不能清,徒事抹月批风,枯淡闲寂,则假王孟而已。”“清”原是古典诗美学的核心概念,到明代已趋定型,汪端这段文字很可能就是源于明代胡应麟的说法:
诗最可贵者清,然有格清,有调清,有思清,有才清。才清者,王孟储韦之类是也。若格不清则凡,调不清则冗,思不清则俗。王杨之流利,沈宋之丰蔚,高岑之悲壮,李杜之雄大,其才不可概以清言,其格与调与思,则无不清者。[36]
粗粗一看两者所言几无区别,谛审之则汪端以“神”取代了格、调、思,变换之间寓有深意。众所周知,格调是明代前后七子诗论的基础概念,后人对明代模拟作风的批判往往溯源于格调。比如周亮工就曾说:
古人为诗,未有舍性情而专言格调者。今人好称格调,而反略于性情,此诗之所以不古也。夫诗以言性情也,山泽之子不可与论庙堂,华曼之词不可与言憔悴,其情殊也。今无与干颂述,而黼黻其貌;本无所感慨,而涕泗从之。以不情之悲喜为应酬之章句,所谓鞞铎之不中于音也。[37]
由此来看,汪端以神置换格、调、思,就包含着对明代拟古而流于虚伪的警惕和否定,包含着对王渔洋神韵论诗学将明代的单纯拟古改造、提升为深度师古,所谓“善学古人者学其神理”的自觉接受[38]。正因为如此,她才将“真”与清并举,强调“真者诗之骨也,诗以词为肤,以意为骨”,又举谢灵运、陶渊明、李白、杜甫四家诗为例,说“后人读之,想见其人性情出处,所以为真诗。若乃生休明之世而无病呻吟,处衡泌之间而恣谈国是,则伪少陵而已”。《诗选》卷五下评谢榛《秋日怀弟》诗曰:“茂秦所以胜于沧溟,只是诗中有怀抱耳。”这里的“有怀抱”关键不在有无,而在乎是否为符合身份境遇的真实胸襟,这才是“真诗”的含义所在。参照与上引周亮工语,我们不难理解汪端提出“真诗”的针对性。明代特定的诗学语境,赋予了“清”“真”这两个较一般的诗美概念以特殊的义指。
以清真为标准,汪端对明代三百年间的著名诗人作了目空百年的评骘。《诗选》卷首《记梦》自称:“余是选颇有知人论世之意,如青丘、孟载、志道、同文、清江、海叟、西涯、二泉、大复、升庵、昌谷、茂秦、沧溟、凤洲、大樽、茶村诸家,诗前咸有论断,凡数百年毁誉失实之案,无不为之更正湔洗。”这些论断是汪端苦心焦思的用功所在。如杨慎诗选十八首,仅六页篇幅,而诗前辑录的评论竟逾十二页。末断言:“就全集观之,其诗品不惟远不逮大复、迪功,尚在华泉、子循、子业之下。国朝王渔洋、沈归愚诸公为其盛名所慑,推为大家,未云具眼。”李梦阳诗选四十首,辑评论多至二十五页,整段引陈文述《书李空同集后》(《颐道堂文钞》卷二)语,论定空同人品之不足取。应该肯定,陈文述对汪端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尽管很难断言陈文述的诗人评价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了汪端的判断,但汪端之推崇顾炎武、陆世仪、陈恭尹三人,显然与陈文述的看法有关。陈恭尹本是岭南三大家之一,倒也不足怪;而顾、陆在清代并不以诗称,由于陈文述格外推许,汪端也予以高度评价,云:“若顾亭林磊落英多,陆桴亭雄深渊雅,则又独辟门径,前无古人矣。”(凡例)又云:“其诗凭吊沧桑,语多激楚,茹芝采蕨之志,黍离麦秀之悲,渊深朴茂,直合靖节、浣花为一手,岂宋《谷音》、《月泉》诸人所能伯仲哉?”(卷七下)。论七古,称陆“才气无前”;论五律,称两家“气格沉雄,自是大家”;论七律,又称两家“开辟浑涵,龙骧虎步,并为绝调”(凡例)。这种评价或许与陈文述推崇两家诗,汪端饫闻其旨有关。其他如褒扬徐祯卿、夏完淳,为杜濬辩护等等,也都源于陈文述的看法。《颐道堂诗选》卷七《题杜茶村诗后》有“寄言后来者,未可薄斯人”之句,自注:“随园论诗不满茶村,故云。”而汪端就将这种看法引进了《诗选》中。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承认,汪端选明诗主要是根据自己的看法,自己的会心。比如顾炎武,《颐道堂诗选》卷十三虽有《题顾亭林像》诗,但多颂其道德经学,而汪端推崇顾炎武,却是着眼于其诗的功力。二集卷一上论贝琼说:“清江五古温雅,七古清新,五律沉警者,宗法工部;七律工丽者,方驾道园。在明初诸家中,品居文成、青丘之下,余子之上,而谈艺家罕道及之。余选明诗二集,以清江为冠,亦阐幽之意也。”阐幽发潜的努力使她注意到一些不太有名的诗人,前人或无评论。遇到这种情况,她便自我作古,加以评骘。二集卷三下论浦源曰:“长源诗秀句络绎,韵远情深,而起结往往不振。此盖专工造句,未暇谋篇,亦才力有所偏注也。后人可方之者,其程孟阳乎?”这里不仅指出浦源的得失,还附带论及程孟阳,显示出一种有历史感的批评意识。类似的例子还有二集卷五下评范汭《滇中词》:“奇峭。国朝诗中徐芬若往往有此。”这也是阐幽发潜的一个例子。不过就全书总体而言,阐幽发潜似乎并不是主导的动机,更引人注目的是摘疵指瑕。《凡例》纵论七言古诗,断言“嘉隆以下,作者殊寡。凤洲富健,尚欠安详;沧溟浮嚣,更不足取”,又一一列举明代“夙负盛名而实不能成家”的诗人,计有:
汪朝宗(广洋)诗撰语松利,多流浅率,《静志居诗话》载其佳句数十联,要亦平平,且其人以依违胡惟庸获罪,本非正人,更不足取;若郑少谷(善夫),以学杜自命,拙直枯悴,不免诗囚之目;王稚钦(廷陈)猖狂邪僻,何异桑悦,诗亦赝鼎之流,毋足娱玩;朱升之(应登)、殷近夫(云霄)规模空同,钝涩尤甚;王履吉(宠)、王道思(慎中),袭颜光禄之貌,板重不灵;宗子相(臣)慕太白之风,尚未得其形似,无论神理;蒋子云(山卿)、杨梦山(巍)、李伯远(应征)、朱兆隆(国祚),师法古澹,气格亦完,而殊尠合作;屠长卿(隆)、沈嘉则(明臣)、王承父(叔承)篇什最富,而沙砾盈前,无金可拣,虽多亦奚以为。他如汤临川(显祖)、徐文长(渭)、王百谷(稚登),排斥七子之非,皆有特识。惟临川以词曲名家,诗伤牵率;徐既失之粗野,王又病于纤秾,何其明于绳人而昧于镜己也。至祝(允明)、唐(寅)之俚俗,王(彦泓)、冯(班)之淫艳,三袁(宗道、宏道、中道)之佻仄,钟(惺)、谭(元春)之幽诡,则人所共知,毋庸深论。凡此诸家,大抵不出伪、俳二体。伪体足以惑学人,俳体易于动流俗,其弊均也。兹选概从芟薙。
通过这番爬梳剔抉、刮垢磨光的评覈,她希望能拂除岁月的尘封,让诗史的原貌浮现出来。事实上,卷六将徐祯卿与谢榛同列一卷,合而论之,一如太史公将老、庄、申、韩合传,自然显出某种历史眼光,其结论就是告诫“世之拾前人唾余,谓空同造就昌谷,茂秦羽翼沧溟者,亦可爽然悟矣”。后人可以不同意她对徐、谢二人的具体评价,但不能不承认徐、谢二人在前后七子中相似的特殊位置。
正如上文所示,独到的评价不能不建立在对前人定论的商榷上。《诗选》一编到处留下汪端对前辈成说的驳议。论李东阳则云:“西涯七古出入少陵、眉山之间,七律清逸流丽,工于使事,最近刘梦得。余体亦醇规无疵。虽才情秀发未逮青丘、大复,而气度雍容,风骨遒健,究不愧为诗家正宗。虞山过相推挹,以明代第一人目之;渔洋肆口毁斥,以为软靡熟滑,准之公论,均无当也。”论杨一清则云:“文襄诗安和典丽,自是雅音,然视西涯则绛灌之于韩彭矣。竹垞谓出西涯之上,岂笃论哉?”论刘基则云:“五七言律及绝句悲凉激越,寄托遥深,足以希风少陵。归愚谓七律为最下,非笃论也。”论高启就《送何记室游湖州》一诗,也对沈德潜之说作了辨驳。相比之下,书中驳钱谦益之论最多,不乏诛心之论。如论曹学佺云:
才气少让陈忠裕,而温婉过之。两公皆以风雅主盟,成仁殉国,坛坫为之有光。而虞山初与两公皆友善,声望相埒。其选明诗,于忠裕则摈置不录,于忠节则大有微词,此犹留梦炎谗文文山,胡光大诋方正学,相形见诎,心窃病之。卒之盖棺论定,著作荡为烟埃,姓氏汙人齿颊,复何面目见两公地下哉?
论谢肇淛云:
在杭诗清圆俊朗,远胜王百谷。而虞山深诋闽派庸熟蹈袭,如出一手,又谓在杭风调谐合,得之百谷为多。其月旦颠倒如此。
论程孟阳诗,又总括《列朝诗集》之失云:
虞山之选明诗,逞其私臆,淆乱是非。阳崇阴挤,复摭邪说以诬蔑之者,刘文成、高青丘也;置不留目,无所短长者,贝清江、杨孟载诸人也;浮慕其名,尊之失当者,袁海叟、李西涯、徐昌谷也;有可訾之道,而排击不中窾要者,李空同、李沧溟、王凤洲也;不应贬而贬之者,何大复、边华泉也;无足称而称之者,沈嘉则、王百谷、王承父也;巨擘哲匠遗弃不录者,区海目、陈忠裕、邝湛若诸公也;元恶憸夫,曲护其短者,姚广孝、严嵩、沈一贯、阮大铖等也。
尽管如此,她仍肯定钱氏“惟推重孟阳一事未可厚非”,“朱竹垞谓孟阳格调卑卑,才庸气弱;邵子湘摘其累句,诃为秽亵俚俗;沈归愚谓其纤词浮语,仅比于陈仲醇。是皆因虞山毁誉失实,迁怒孟阳,过事丑诋。今录其诗,爰为湔雪,以见论诗如论史,贵存公是,若必连类讥讪,惩羹吹齑,是徒取快一时,何以昭信于千古哉?”后来她又在《题程孟阳遗像》一诗中重申对朱彝尊的批评[39],可以说是胸有主见,不随人短长。
对一部诗选来说,议论固然直接表明选家的立场,但选目应该说才更真实地反映编者的趣味。汪端的选目大多本自李时远、陈子龙、钱谦益、朱彝尊、梁崇一、沈德潜、朱琰诸家(这从采录的评语就能看出),但去取之间唯凭己见,自具胆识。前人一致公认的名作或摈而不取,如二集卷四上论凌云翰、李延兴两人诗,谓:“柘轩《陪祭作》、《鬼猎图》二篇众推名作,然铺叙平实,绝少生气;一山《石鼓歌》、《松雪画马》诸篇亦伤冗杂,皆非正声,故不入选。”而前人未曾提及的作品,却广搜博采。初集卷三高启《天平山》一诗评语云:“青丘山水诸诗不必规模大谢,而秀色可挹,断非宏、正间人所能。归愚仅选《支遁庵》一首,又非佳什,真不可解。”这种直率的态度不仅表明她异于前辈的趣味,更表明她对自己趣味的充分自信,她知道自己的趣味并不逊于历来的选家。一位女批评家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她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尽管并未标榜其立场的性别色彩。
汪端编成《明三十家诗选》后,也没忘记用诗的形式对各家再作一番评说,于是就有了《自题明三十家诗选后》七律三十首。分别收入《诗选》和《诗钞》的这组论诗诗,是汪端心血和才华的结晶,倾注了她对自幼熟悉的那些诗人的全部感情,与其说是严肃的诗评,还不如说是热情的礼赞。
封留辟谷寻常事,何似诗城首策勋。(刘基)
莫信隐侯轻月旦,一编冰雪替人难。(高启)自注:“沈归愚明诗别裁于青丘颇加排抑,非公论也。”
俊逸真堪定品题,空同应愧盛名齐。(何景明)
一代中原此霸才,名场旗鼓竞风雷。秦山古雪当春积,岱岳浮云带雨来。万卷奇书临水读,三层高阁倚天开。蔡姬鬻饼罗裙泣,身后诗人亦可哀。(李攀龙)
七客寮中论诗派,子云端合让侯芭。(贝清江)
其中当然也有给负分的人。比如李梦阳,汪端给他的判词是:“谏疏空称一代雄,簪毫朱邸太匆匆。南山歌已传杨恽,西第文终累马融。恩负泰陵春草碧,猎归梁苑夜灯红。琵琶弹尽扬州怨,良友何曾报武功。”每一句都由惋惜、遗憾、不满和嘲讽的复杂感觉交织而成,是汪端笔下少见的文字。
《明三十家诗选》一经刊印行世,就博得诗坛一致称赞。女诗人曹贞秀在序言中说,朱彝尊《明诗综》重人,沈德潜《明诗别裁集》重诗,均不免或严或滥之失,“今观兹选,论诗则务取清真,力删俳伪;论人则务崇名节,坚斥邪僻,洵能兼两家之美而去其失者”。表舅祖张云璈许其“所论磅礴千古,眼光如月”[40];女批评家恽珠也赞其“深于诗学”,“知人论世,卓尔大家”[41];而后世则一致肯定汪端的选目远胜于朱彝尊、沈德潜[42],“弃取概乎人心,为艺林所重”[43],足见这决非一时一族人的私论。其实教我说,《诗选》中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如二集卷六上选钱澄之诗九首,小传仅云:“澄之字饮光,桐城人。有《藏山阁集》。”论曰:“季思(归子慕)、长蘅(李流芳)、饮光诗,其源并出于陶公,栖衡饮泌,知命乐天,人品襟抱本皆绝俗,故语不求工而自无不工。此五言正宗也,岂钩章棘句、貌为古奥者所能企及哉?”这里对钱澄之诗的评论显然本自朱彝尊、沈德潜,但她不知道两人都是据澄之晚年的《田间诗集》而言。《藏山阁集》则满纸亡国哀思之音,遭清廷禁毁,仅以稿本流传,直到光绪间才由萧穆影印行世。汪端既不详钱澄之出处行谊,仅知有《藏山阁集》,而遽袭朱、沈论《田间诗集》语,不免方枘圆凿,英雄欺人。此外,评论也偶有见识未到的地方。如高启《兵后出郭》诗:“俯仰兴亡异,青山落照中。民归邻树在,兵去垒烟空。城角犹悲奏,江帆始远通。昔年荆棘露,又满阖闾宫。”汪端评曰:“摹写乱后风景,浑融沉郁,直摩少陵之垒。起结尤能振拔。青丘五律当以此为第一,而诸选家多不甄录,何也?”坦率地说,此诗实在不能算出色,较之唐人写兵后凋残之景的作品(如李嘉祐《自苏台至望亭驿人家尽空春物增思怅然有作因寄从弟纾》、戴叔伦《送谢夷甫宰余姚县》),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如果高启五律真以此为第一,那么存而不论也不为过。这种判断上的差异,似乎不足以从性别立场的角度来予以关注。
些许瑕疵无损于汪端的光彩,她的成就也不需要性别角色来润饰。文学的真正价值在性别之间也应该是守恒的。《自然好学斋诗钞》不以女子而减才,《明三十家诗选》也不以女子而益价。只不过在女性文学活动的领域,汪端的业绩产生了特殊意义,那就是陈文述《哭子妇汪宜人》所说的“开辟班曹新艺苑,扫除何李旧诗坛”[44]。她为女性诗歌贡献了不凡的七律成就,尤以咏史诗和论诗诗开拓了女性写作的疆域;《明三十家诗选》出而诸选失色,论定高启为明诗第一而世无异议[45],高启的地位由此而定。汪端对高启的汲汲表彰,不只是一种趣味的争辩,更是一种历史责任的承担。西蒙娜·德·波伏娃曾说,“真正伟大的作品是那些和整个世界抗辩的作品”,它需要对世界有一种深切的责任感。然而“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在这个程度上来说妇女是不负责的”[46]。这似乎只能视为女性主义者的负气态度吧?事实决非如此。汪端的文学活动已表明,也有女性在性别无意识中自觉承担了历史建构的责任,建立起超性别意义的批评话语。当然,若照流行的看法,“女性话语应当包扩这样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基于无意识层面上的女性的思维和观察(潜)话语以及出自这一女性的独特视角而展开的批评和研究话语”[47],那么汪端的批评仍属于女性话语。女性文学研究者大可以由这一角度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汪端的一生是短暂的。她题叶琼章画曾有“自古仙才命不长”之句[48],不幸而言中,她自己的生涯也只有短短的四十三年。许多著名的女作家都被文学史忘却了,汪端被遗忘也是很正常的。但她却是个不该被忘记的女性,她短暂的人生不仅留下数量丰富的诗作,为女性诗歌添写灿烂的一页;而且以独到的批评眼光改变了男性世界对明代诗史的认识,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女性的批评印迹,使得中国文学史不能再说是男性视角或男性标准的产物。回顾中华民族的文学史,还没有哪位女作家的成就能与汪端相比。当时称许她曹大家后一人,我以为她是无愧于古代第一闺秀诗人的荣誉的。本文所以要表彰这位女诗人和批评家,不是为了帮她竞选第一闺秀,只是想借此说明:在中国历史上,女性的写作权利并没有被剥夺,女性的写作才能也没有遭到歧视和压抑。多如繁星的女作家不是不曾存在,也不是默默无闻,她们大都有辉煌的业绩和响亮的名声。她们被遗忘在岁月之流,不是男性的过失,而是整个现代人的过失,包括女性主义者和女性文学研究者。女性主义者在索赔之前,应该先把自己的存摺找出来。

【注释】

[33][清] 汪端:《题邵梦余先生镜西阁集》“生面君将浙派开”,《自然好学斋诗钞》卷七,页4下;《庚寅新秋即事》“清才绝代谁知己,太息青门此故侯”,《诗钞》卷八,页9下。

[34][清]汪端:《前诗意有未尽更题三绝》自注,《自然好学斋诗钞》卷七,页13上。

[35][清]管筠:《自然好学斋诗钞序》,《自然好学斋诗钞》卷首。

[36][明]胡应麟:《诗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外编卷四。关于“清”的问题,可参看笔者《古典诗学中“清”的概念》(《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页146-157)一文。

[37][清]周亮工:《西江游草序》,《赖古堂集》([清]康熙刊本)卷十三。

[38][清]王士禛:《晴川集序》,《蚕尾集》([清]康熙刊本)卷七,页。详笔者《〈唐贤三昧集〉与王渔洋诗学》一文,将刊于《中国诗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第七辑。

[39][清]汪端:《题程孟阳遗像》之二自注:“朱竹垞《明诗综》于先生极意排诋,门户之见,不足凭也。”《自然好学斋诗钞》卷五,页16上。

[40][清]张云璈:《自然好学斋诗钞序》,《自然好学斋诗钞》卷首。

[41][清]恽珠:《闺秀正始集》([清]道光刊本)卷二十。

[42]民国间王蕴章《然脂余韵》谓汪书“远出牧斋、竹垞、归愚诸选本之上”,大谷大学藏同治十二年蕴兰吟馆重刊本《明三十家诗选》有癸亥春仲虞山严翼题识:“兹选明诗三十家,较竹垞、归愚两先生所选更为精当。”

[43]吴仰贤《小匏庵诗话》卷五,页11上,光绪八年刊本

[44][清]陈文述:《哭子妇汪宜人》之二,《自然好学斋诗钞》卷首。

[45]汪端之前,以高启为明诗之冠亦有其人,如李调元《雨村诗话》二卷本卷下云:“明诗一洗宋元纤腐之习,逼近唐人。高、杨、张、徐四杰始开其风,而季迪究为有明冠冕。”

[46][法国]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妇女与创造力》,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页156。

[47]徐燕红:《文化研究与女性话语的建构》,《中外文化与文论》(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 第四辑。

[48][清]汪端:《叶琼章自写双美图》之三,《自然好学斋诗钞》卷八,页8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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