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读罢头飞雪 2007-06-06 21:44:29| 分类: 论文

笔者前言:有一段时间,我集中精力写了6篇这种类型的文章,其他分别是——评忠臣的;评奸君的;评教育家孔子等的;评历史上的几则文论的……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本篇存电脑用了近一个月。我想,还是先放着吧,以后有时间再誊清、再存盘吧,反正这样的文章也不急着给人看;或者说,反正也没有人急着要看看它。哈哈。

一篇读罢头飞雪

——由“狄青恃功”到“政绩工程”到“百姓口碑”等等的感想

提到冯梦龙,我们立即想起中国的著名的小说集“三言”。其实,他还编写过一本特别有意义的书《智囊》,“是书堪称我国古典智慧的集大成。”我所读的是现代文翻译本。[1]

书中第一部分“上等的智慧”中有这样一节,题目是:狄青恃功程信邈权[1]37页——

狄青是宋代名将,他任枢密使的时候,自恃有功,十分骄横傲慢。但他非常爱惜士兵,士兵们每次得到军衣、军粮,都说:“这是狄家爷爷赏赐给我们的。”朝廷(具体是谁?-引者提问)对此十分不满。当时文彦博(封潞国公)执掌国事,他建议派狄青作两镇节度使,让他离开京城。狄青向皇上陈述说:“我没有功劳,怎么能接受使这一职权呢?我没有犯罪,为什么要把我调到这离京城的地方去呢?”仁宗皇帝认为他说得有道理,就向文潞公转述了狄青的话,并说狄青是个忠臣。潞公说:“太祖(赵匡胤)难道不是周世宗的忠臣吗?但他得了军心,所以才发生陈桥之变。”仁宗嘴上没有说什么,但心里却同意了他的意见。狄青却一点也不知道这些事,又到中书省为自己辩解。文彦博直视着他回答说:“没有别的原因,是朝廷怀疑你了。”狄青一听此话,惊恐得倒退了好几步。(结果呢?)狄青作了节度使,朝廷每月两次派遣宫中的使者去慰问。狄青一听到宫庭使者来了,就整日惊惧不安,疑心重重。不到半年,他就病发身亡了。这一切都是文潞公的计谋啊。

程信是明代休柠人,成化年间他担任南司马。征讨川黔的时候,皇上将相机行事的权力交给了他。但他从发兵到凯旋归来,没有给一个人升官,也没有杀一个人。同事中有人因此而说道他。程信说:“刑赏是人主的大权,最怕的是治军的权力不集中于朝庭,而借助于人臣。幸好当今朝庭将大权集中在手,如果我们又私下弄权,难道是做人臣所应当做的吗?”论者认为,这是古代名臣的言论。

因为故事以狄青为主,我特意关注一下本书中有关狄青的其它故事,发现狄青这个人在各方面的表现都比较高上,以现在的标准而论,整体人格也是健全的。比如他的心态很自尊平和,“从军多年,地位高贵显赫……历任州指挥使,路宣抚使……但他当士兵时在脸上刺的字仍然留着,他说:“留着可以勉励军中的士兵。”[1]17页再如,他的待人很宽容有度,“陕西豪士刘易,曾经多次到边关……狄青每次设宴招待他时,他都表示喜欢吃苦马菜,如果宴席上没有,他就大喊大叫……边疆没有这种菜,狄青就设法从内陆搞来一批……开始刘易吃得很香,久而久之……他渐渐感到难以忍受了。这时候狄青才命人换其他的菜肴给刘易食用。”[1]521页当然,作为将帅,他的智谋也确实机变高妙,“南方有崇尚鬼神的风俗。狄青征讨侬智高时,大兵刚出桂林之南,狄青就祈祷说:胜负没有根据。于是拿出-百个铜钱与神誓约……左右官员都劝他不要这样做…成千上万士兵都注视着狄青一百个铜钱落地,竟然全部面朝上。凯旋归来时,拔开钉子,原来这钱的两面都是一样的。”[1]526页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有智谋、有品行的人,最后竟然被“朝庭”吓死了!

一直以来,我印象中“大宋”是历史上中华国运衰退的无耻起点,对有宋一代许多文字,我大都持一种厌恶的心情但我还是愿意认真地对照一下严谨的史书,看看上面故事中提到的几个职务都是些什么东西。

首先,宋代的枢密使——“至宋代,枢密院与中书对待文武地栖,号为“二府”。枢密院职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命,以佐邦治,每朝奏事,与中书先后上殿,其职责不仅限于军务。”[2]240页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故事中说:“派狄青作两镇节度使”,我没有见到原文,但是基本可以肯定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宋初惩唐五代节镇之祸,收回节度使的兵权,由中央直接统领府、州、军、监……在至道二年(公元997年),于府州之上增加路一级行政单位。在路设帅、宪、仓、漕等司,各司互不统属,直接对中央负责。”[2]251页

此外,故事中讲到其它官职名目,我们对照史料发现也都略有出入[1]17页[2]252页――细节的出入有时会让人怀疑整个事件的真伪。

不过,如果权且当真一下,我们联系宋史,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社会的真相来。首先,有宋一代,因为皇位来得不甚光明,所以皇帝们心中都有阴影,所以重文轻武,自“杯酒释兵权”始一直竭力消压武官的地位。古人有句诗说“东南妩媚,雌了男儿”,整个“大宋”都缺乏一种阳刚之气!至于给北国、西夏的“岁币”、“贡银”更是画活了软骨头们的苟且偷安、摇尾乞怜。其次,我们还能看出来,分管军事的枢密院与执掌文柄的中书省毕竟还有些权力抗衡的意味;但是这样一来那些善于内耗的文官们必然打着“为皇帝大权着想”的幌子,排挤贤能,争名夺利。中国的官僚能做事的人不多,能作弄事的不少。当然了,做这个结论最好是再查一下史料,对“文潞公”这个“人才”进行一些严密的考证。

如此复杂,那我们还是只当历史故事来看吧,故事本身的故事来看吧,故事本身的叙述文辞也透露着编著者取舍褒贬的立场。

比如上文狄青结局那一段对文潞公的由衷赞赏;附尾对明代那位死心踏地维护皇帝尊严的南司马的中肯褒扬。难道不是处处流露出对封建家长――皇帝的个人崇拜、盲目迷信吗?

也许有人会说那只是大臣们和故事编著者的一种自觉的对国家主子的敬重和维护,出发点是很好的,而皇帝本质上是很好的,是信任贤能,放权放心的。

那么,我们还是再回头看一下严谨的史家论文吧。

“清代文字狱的另一重点……乾隆的意思是只有皇帝是唯一的权威和中心;皇帝既无须|“名臣”参赞,更不要“名儒”做“帝者师”;臣和儒者只能是供皇帝驱使的单个的奴才……于是,尹嘉铨被绞死,他所有用以标榜的八九十种著作全部查禁搜缴销毁。“[3]

这时候,忽然想到眼下人们常常诟病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媒体也批评百姓也骂,可是各级官员都抢着挤着要上大项目,建大工程,以便出大名露大脸,如果真有那么一位乾隆皇帝回来,冲他们这样“嘿嘿”一笑―― 哼,看你们还搞什么搞。祖宗八代孝子贤孙都给你挖了!岳父岳母、亲家连襟都给你剐了!

不过话说回来,历史毕竟是革命性进步了,过去天下是皇帝一个人的天下,现在“人民”当家作主了;过去当官是要看皇帝一个人的脸色,而现在当官是要为“人民”谋福利。

要说“政绩工程”,好像错也不在“政绩”而在“工程”,或者错也不在“工程”而在那个引号。如果扎扎实实地按工程的模式去建设政绩,也不是什么错误。严肃科学地论证、规划、听证、立项、招标、监理、跟踪抽检等等,以工程的 程运作,从而保证纳税人(人民)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工程上面而不是养了蚊子,不是很好吗?甚至这本书里又有一个历史故事,可以启发我们认识这一点[1]77页:

温州人林某当永嘉县令的时候,这个地方出产一种好梨,有人拿它献给宦官,宦官就让老百姓交纳这种梨,用来当岁贡。林公说:“这种梨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呢?”如果年年都要交纳,成为惯例,它的害处就大了。因此命令将这种梨树全部砍了,宦官对此很气愤……

你看,消灭“皇帝贡品”于萌芽之中,这样的行为让现在永嘉人知道了,还不晓得怎么骂他八辈的祖宗呢!君不见一则报道《西门庆、潘金莲香了,什么臭了?》是说某地大力打造文化旅游品牌,把这两位也挖出来供上――您看看这搞开发的新闻,搞得也够绝户的。但是,从整个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发展趋势看,搞特色文化开发(从而带动经济发展)都正是一个朝阳产业。同样的东西,过去一出名给老百姓带来的是无穷祸患,而现在则是滚滚利润,因为没有人可以太明目张胆地白拿硬占老百姓的财产了。――这就是社会制度革命产生的优越性,是人民地位提高带来的丰硕成果。

对照狄青的“人怕出名猪怕壮”与现代官员的“渴望政绩、名声。”――这里面有一个“让谁说好”,“对谁负责”的问题。

这样读一下历史,我渐渐有一种幸福感。

6月28日CCTV-10《百家讲坛》有河南大学中文系王立群教授关于吕雉的一段总体的评价。其功:一、减刑罚;二、重商人;三、稳定国家政治。其过:一、杀恩人;二、杀×姬;三、封吕王。

据王教授说,好像实际上吕后在历史上应该是功大于过的,但是,长久以来对她代代相传的只是一片骂声。

同样情况在年代更近一些、民间传说更广泛的武则天身上有更典型的表现。

几年前有关“女皇武则天”的电视剧很是疯火了一段时间,随之书报杂志又铺天盖地地来了一阵子炒作文章,说实话没有一家让人看了“眼前一黑,哪怕眼前一亮”的,于是我也稀里糊涂地跟着差了一些资料,整理出一份“争议文章”,然而可怜得很,文章还没有整利索,那一阵“女皇风”已经刮完了,转眼间烟消云散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更可怜的是当时没有U盘,更没有网盘,那份稿子也跟着消散,收集的资料又各自回到历史的积尘里去了。

但“帝王热”却一直在当代中国的电视上发着烧。我们不妨再看看武则天所处的历史背景。话题从李氏发迹后一件事说起,传说当年隋文帝评定全面大姓,太原李氏那时已经有了相当的实力,为争名份,他们派人快马加鞭急命地往京城赶,结果还是晚了。不仅如此,传说大唐建立之后李氏对此事仍梗梗于怀,有一回李世民亲自招见天下四大姓的“姓长”,与他们商议添加一下,可否改为天下五大姓,并且自愿恭居末位,如何?结果呢,四姓理事会一致表态:此事万万不可!

[补注]一、太宗与门第等级的关系问题历史记载不尽相同,也有说是他开始限制旧传统的,比如“在位期间,修《氏族志》,规定以官爵高低定等级,为彻底肃清门阀制度的影响打下基础……”[4]二、但是,总体上唐代宗法制度的影响是明显的,如有学者著文说“魏晋以降,最重氏族…至唐犹然。……门阀士族制度主宰了整个社会生活。宗族制度以门阀士族的家族组织为其表现形式,谱牒之学,成为门阀制度炫耀自己血统的专门学问。”[5]

那么,为什么李氏如此注重“姓氏排列”呢?这不得不看看更早的历史背景。

比如世说新语时代,我们熟知一句话“上品无寒门,下门无士族”,士族制度把封建地主阶级严格地划分为上下两层,其界限之严格在政治上如前面所说上下品第丝毫不能混杂;在人世生活中,也是门第森严的,比如陈寅恪先生曾经考证分析《西厢记》,他判断崔母极力反对女儿嫁给张生的一个切实的因素就是:崔姓是当时四大姓之一,是“高贵的血姓”,所以她特别希望女儿嫁给同样是“高贵的血姓”的郑家――西厢故事据称发生在中唐,当时时光已经过去数百年(距李世民)而“门阀”制度的阴影依然浓重如斯。读历史,必须承认,所谓“封建旧思想”的影响太沉重了。

[补注]有关“世说新语时代”的宗族地位权势可以补充以下两条史实:一、西晋武帝司马炎周鉴于曹魏孤立而亡,于公元265年即位之始便大封同姓诸王。[2]117页二、三国时魏文帝曹丕采用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宗人法”,亦即“九品中正制”。以后这种制度成为魏晋南北朝的主要取士制度……在实行过程中,中正官全由士族豪门把持,他们品评人才多以门第为重,而选用者也是士族……九品中正制成为巩固门阀政治、阻塞寒素人才入仕的工具。[2]185页

然后,就要具体看看武则天的故事了。

我手头还保留着一本山东青年管理干部学院的课堂笔记,课目是94年下学期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授课人是孙立英老师,有关内容是这样的——

3、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科举制度进一步发展。

唐太宗执政23年中,一般每年取进士几名到十几名,共 205名。武则天执政20年中,录取进士1000多人。

(2)武则天实行过殿试;

(3)武则天设立了武举;

4、科举制的意义

(1)唐代科举制度的出现是古代选官制度的重大进步;

(2)唐代科举制度扩大了统治阶段选拔官吏的范围,广泛地吸收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少数平民参政,对提高统治机器的效能无疑具有积极作用。武则天更是大量选拔下层地主阶级分子,从而树立了新的政治力量。

这样看来,如果说武则天能当上皇帝与她恰巧遇上李显这个软蛋皇帝有关,那么,她能坐稳江山那么长时间,则必须有一群真正为她效力的大臣,那当然不会是“四大贵姓”之流,而只能是过去他们不肖一顾的庶族贱姓了。而武则天确实是个能爱才用才的人,比如“李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号称初唐四杰之一的路宾王为之写檄文,把武则天的为人和纂唐野心揭露无遗,武则天看过檄文感叹地说:'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6]

武则天此举,为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提供了多少发展的机会啊!大量被压制的社会低层(倒也绝不是底层)人士流动起来,得以施展才能;这又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增添了多么大的动力呢。大唐盛世,绝不是玄宗一朝的功劳。

我们有时候听人评论“社会动乱”,其实“动”与“乱”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一个和谐的社会必须是“动”的社会;相反“不动”的社会倒是最终必然会腐朽、暴乱起来!

[补注]关于“不动则乱”的问题武则天之后不久即有一例,原来唐代宰相是由节度使轮流坐庄的,到杨国忠为相时,他利用裙带把相位死死地系住,结果……

但是,我们不禁又要回到问题的起点:对她们,历史上的评价却为什么倾向于贬议呢?

曾经见过一位作者很自负的文章:《历史往往让理想主义者失望》――我之所以说他自负,是因为这个人变换姓名分别在他自己责编和他的同事责编的一同家报纸发表了各一次。他举项羽和与刘邦对比,好象按照他的所谓理想应该是项羽得天下才合理,可是无情的现实打破了他的美梦。

小资情调可以休矣,对于这件事,我还是比较敬重前面王立群的解释,做好事(或相反做坏事)面对的是广大群众,受益(害)人是大多数,反而不太突出;而她做的坏事(相反他做的好事)针对个别人,反而特别突出,所谓物以稀为贵。(这与“话语权”似乎关系不大,――所有的话语,不论官方与民间,长期地看,传留下来的其实是大体一致的――这个问题另文讨论。)最早推动潮流前进的人,与潮 合一,不必然突显她的功劳,倒是那逆着潮流而被推翻的“末路英雄”常常被人提起来抹一把鼻涕擦一把泪――我发现,同情弱者更让人心里感到受用、自豪、伟大啊――这就是历史。

这就是说,其实上面的评价问题本身就很成问题:当少数学者思索历史的正确方向时,他们是尽力站在理性的基础上;而大多数人观察历史上个别人的命运遭遇时,我们竟然是靠着感情来跟着感觉走的。感情往往打败理智。

难道历史就不讲道理了、就没有真理可言了吗?而大多数人的口碑相传,是民主的体现吗?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吗?

这就又引出一对常见的矛盾:民主说“要少数服从多数”,而真理说“真理常常在少数人手里”。这确实是一对矛盾,严肃的学者也指出“民主即真理的不在场”[7],看起来简直是水火不容啊。难道真有所谓“不可调和”的矛盾吗?

其实历史(与现实)给了我们很明白的解决,一句话:真理越辩越明。民主似乎排斥真理,但是,在民主的制度中,真理才最容易得到发展,并且发挥他的力量。

8月20日CCTV-4“海峡两岸”节目是“倒扁运动”的一个深度报道,主题是“盖大楼养蚊子”,历数台湾岛上的“政绩工程”――为了拉选民的投票,乱承诺,进而乱投资搞大型的建设,以至于政府负债累累。而所建呢,飞机场不能起落;医疗大楼无医生无病人;博物馆建在偏僻地震带等等。

如果不是公众有权力(知情权),这些真相我们怎么会看到啊。

――又是“政绩工程”,原来中国之大,到处都在搞这样的工程!我们也许可以拿来比较一下,鉴别一下,这其中有什么启示呢?

我们看到台湾的工程很受老百姓反对,电视不多的几个镜头充满了愤怒的群众。毕竟你决策上马工程的人前提讲得明白:你是许诺给我们地方老百姓搞有用的建设的,我们才选你当这个官的。况且花的其实是我们自己的钱,我们当然要说三道四的。错误的东西被曝光,才有可能转向正确。可是大陆这儿几乎没有这样的场面,各地的建设投资过热啦,建设项目雷同啦,即便广场公园(等公共项目)开发啦,房地产开发啦,也都是“上面”出来批评,判止;老百姓一般不会有什么说道。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些(从内心里讲)都是建给上面看的,上面看好了,要提拔你,也是上面一拍板就成的事,虽然也开始公示了,公示——“公事”嘛,与我老百姓有何关系。

这样想一下历史,我渐渐有一种责任感。

参考资料:

 [1]冯梦龙原著 丛任仪泽《智谋大全》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2

 [2]韦庆远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3]楚庄 《清代文字狱》《文史知识》1998.7 第17页

 [4]何学森《行出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6第64页

 [5]白钢 《中国古代的宗族制度》《文史知识》1988.4第19页

 [6]邱久荣《唐代宰相的名号》《文史知识》1982.4第61页

[7]周建漳《民主的意思》《山东大学学报》2006.3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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