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才能超群的人也得费力思考这些问题：何谓实在？如何知道自己懂得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何谓善？很大程度上，这是哲学家们常常被视作一个复杂群体的原因所在。
还有一个因素佐证了人们的看法：诸多著名的哲学家都以他们古怪的行径证明了以上看法并非无中生有。
下面列举的这些哲学家的怪癖可以印证人们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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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
ReneDescartes，1596-1650
钟情于 “对眼” 女郎
Cross-EyedLadies
笛卡尔是现代哲学之父，与他保持通信的好朋友包括有权有势的妇女，比如瑞典的克里斯蒂娜女皇（Queen Christina of Sweden）和英格兰流亡的伊丽莎白公主（Princess Elizabeth of England）。出现在他个人生活中的妇女却大不一样。笛卡尔一生未婚，只有一个孩子——与家里一位女仆所生的私生女。直到成年，他一直钟情于内斜视的姑娘。笛卡尔在一封给克里斯蒂娜女皇的信里解释：他反思自己为什么青睐对眼姑娘，最终发现是因为他年少时迷恋的女孩有一双对眼。他说：“我爱上了一个年龄跟我差不多的女孩……她的眼球有一点点靠近中间；也就是说，我看着她那双无神的眼睛时，在我大脑里就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所以后来发生的事就跟这差不多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看见对眼的姑娘就怦然心动，不爱别的女孩就爱她们，就是因为她们有这个缺陷；而且我自己并不知道这就是问题所在。”笛卡儿总结说，初恋在他脑中留下的印记形成了这种不合常理的爱恋。准确地说，他的潜意识引起了这样的感觉。不愧是哲学家，笛卡儿用自由的意志将自己从这个不理智的怪癖中解放出来。
加缪出名的风流，也是出名的有思想。他成长于贫苦家庭——家里没电没水。苛刻的祖母是一家之主，用一条牛鞭管理家庭。尽管开始的生活如此艰难，加缪还是成功地拿到可以让他上高中的奖学金。可是17岁时，他差点儿死于肺结核，不得不休学一年。病好之后，他坚持回学校；进入阿尔及尔大学之前，他就已经是一位有出版过作品的作家了。除了死里逃生的本事和早年的成就，加缪迷信自己会“夭折”。他曾经告诉一位女友，他感觉“邪恶就飘在空气里”。对他而言，这种恐惧让他沉迷于一切死亡。他不仅随身携带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一位朋友写的绝命书，还让一位美国女友给他寄《入殓师月刊》（Embalmer’s Monthly）。由于内心充满悲观和恐惧，加缪决定一定要在死前完成写作。在他看来，即使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是一种凶兆——他认为这个奖是事业终结的印章。他感到完成自己长篇巨著的压力倍增，不断萦绕着他，直到他死——他的恐惧成为了现实。1960年1月4日，加缪死于一场车祸，年仅46岁。“沉迷”对康德而言是一种生活方式。康德多因忧郁而为人所知，然而，他对日常日程安排有着更加强烈且持久的执着。1783年，康德买下了一处住所，紧接着便觉得必须做好日程安排。他严苛的日程自此开始，直到他1804年去世。康德的时间十分精确：5点之前必须醒来，喝一杯茶，抽一支烟；然后准备课程、写作，7点开始上课。11点课程结束后，他继续写作，直到下午1点——他的午餐时间。午饭后，无论晴朗还是下雨，康德都要去柯尼斯堡市中心散步——传奇般的一个小时。这项活动经年不变，据说他的邻居可以据此修正钟表时间。康德散步的路线后来被称作“哲学家之路”（Philosophengang, “The Philosopher’s Walk”）。散步之后，康德有时会与一两个朋友聊聊天，然后回家工作、阅读，直到晚上10点睡觉。Soren Kierkegaard，1813-1855克尔恺郭尔25岁时，他的父母和五个兄弟姊妹都去世了。就在几年以前，父亲对儿子忏悔说，他命中注定要看着他的儿子们——包括克尔恺郭尔，先他死去；因为他小时候咒骂上帝是个小男孩，上帝会报应在他儿子身上。克尔恺郭尔完全相信父亲认为家里背负了厄运的说法，也相信自己会夭折。尽管他的父亲死于1838年，那时克尔恺郭尔还活得好好的，他仍然相信自己被诅咒了，并且上帝会很早将他带走。这种想法激发克尔恺郭尔大量写作，以便夭折前说完一切。他在父亲死后不久为早年写的一本书作序时说：“罪恶必定牵连全家，上帝必定惩罚全家；它终会消失，被上帝全能的手除去，就像东流的努力。”序文还引用了《李尔王》第五幕第四场里的话。与加缪一样，克尔恺郭尔的恐惧成为了现实。他1855年去世，年仅42岁。《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马克思是其合著者之一。尽管人们认为他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家之一，马克思的个人生活却混乱不堪。部分原因在于经济窘迫，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政治作品使他全家遭到法国政府的驱逐；另一部分原因在于马克思的性格，他可以高强度地工作，但高效率总是转瞬即逝，随之而来的便是精疲力竭和疾病，工作也就中断、耽误了。此外，马克思想开始另一项工作时，常常放下手里只做了一半的工作，这就更混乱了。然而，强迫式的方式最能证明他内心的焦灼。他也靠这种方式产生哲学著作需要的思想。工作时，他会将一个想法写在纸上，然后站起来，在桌旁频繁走动。等到想到什么，他会迅速坐下，写出想到的东西，然后重复这个过程。毫无疑问，一整天的工作经常让马克思精疲力竭得崩溃。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24岁不谙世事的尼采被任命为巴塞尔大学古典历史哲学院院长。他著作等身，是备受景仰的哲学家。然而在这一切成就之外，一连串医疗问题侵蚀着他的一生。为了缓解慢性头痛、持续恶心、消化不良带来的痛苦，尼采尝试了很多种药物和不同的饮食。讽刺的是，尼采偏好水果很可能是导致他消化不良的原因。1884年尼采在罗斯山（Alpine Rose）待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据那里的旅店老板说，尼采每天的食物一成不变：早餐一块牛排，其余全是水果。他不仅从旅店和当地意大利小贩那里买水果，还收到朋友一篮一篮寄来的水果。这个量可不小。准确说，尼采好几次在一天之内就吃了近3千克（6.5镑）水果。伏尔泰是启蒙时期著名哲学家之一，以睿智和讽刺为世人称颂。但是，如果每天他没有喝下去那么多咖啡，也许他就不会那么机智、幽默。无论在家还是与朋友在巴黎的普罗科普咖啡馆（Cafe de Procope），伏尔泰每天要喝20到40杯咖啡。他对咖啡一往情深，甚至不管西奥多·特隆金医生（Theodore Tronchin）的劝告。他还常常高价买进国外的顶级咖啡享用。值得注意的是，有一句普遍认为是伏尔泰的名言，其实不是他说的话。很多资料都说为了反驳咖啡是慢性毒药的论断，伏尔泰声称，“它可能有毒，但我喝了65年，我还没死呢。”这个时期有时是“65年”，有时是“85年”或者“50年”。尽管这很容易被人们记住（对咖啡爱好者也十分有用），但是没有根据说明这句名言来自伏尔泰。威廉·哈里森·乌克斯（William Harrison Ukers）在他的书《咖啡简史》（All About Coffee）里论辩，这句话来自伯纳德·丰特奈尔（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译注：法国作家，1657-1757）。首先，1800年迈丁格尔（Meidinger）（德国学者）的作品《德语语法》（German Grammar）出版，书里引用了丰特奈尔这句话。其次，正确的引文是：“我想它应该是（一种慢性毒药），我喝了85年，还没死呢（意即‘特别慢’）”。伏尔泰去世时84岁，而丰特奈尔活到近100岁，这似乎支持丰特奈尔最先说这句话。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黑格尔13岁时母亲去世。除此之外，黑格尔波澜不惊的童年几乎全被文学占据，他将成为主张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著名代表之一。成年之初，他的生活由神学院、写作和担任伯尔尼（Bern，瑞士首都）一个贵族家庭的家庭教师组成。45岁之前，黑格尔有了美满的婚姻、幸福的家庭，还有一份不错的工作——编辑一份读者喜爱的文学刊物《海德堡杂志》（Heidelberger Jahrbucher）。但是，即使看上去最正常的哲学家也有不同寻常的怪癖。黑格尔钟情于睡衣和黑色贝雷帽。在家里工作时，黑格尔总会将睡衣穿在白天穿的衣服外面，头上戴一顶超大的黑色贝雷帽。一次，朋友爱德华·甘斯（Eduard Gans）（德国记者）顺道来访，发现黑格尔穿着睡衣戴着贝雷帽，在书房里山一样的一堆杂乱的论文间慢悠悠地走着。印刷师尤里斯（Julius L. Sebbers）在书房里为黑格尔制作肖像时，这种古怪的装束给黑格尔的名声带来了一些损害。他很讨厌这张像，因为他的妻子总是说：他不喜欢这张像的原因就是太像他自己了。Jean-Paul Sartre，1905-1980萨特是一位多产作家，在政治上也很积极。他一生中为许多名人辩护过，比如卡尔·马克思、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和格拉瓦（Che Guevara）（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的杰出人物）。与加缪一样，萨特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表现得不高兴，但是他直接拒绝接受诺贝尔奖和奖金。对他而言，这是带有深刻哲学内涵的行为：诸如诺贝尔奖这类人为组建的机构只会糟蹋人类的处境——人们“被宣布自由”。尽管萨特对自己的知识充满信心，但是他一直有个弱点：甲壳纲动物。小时候，萨特被一幅油画吓怕了。画里有一只爪子伸出海洋，试图抓人。从那以后，萨特对甲壳纲动物和海洋生物近乎闻之色变。他曾经与相爱很久的西蒙·波伏娃在里维埃拉河（位于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的地中海沿海地区）玩耍时吓得要命。他觉得漆黑的深水里有一头巨大的章鱼，会跃出水面把他拉进水里溺死。还有一次，他服用迷幻药后，看见大龙虾一直跟着他，怎么都甩不掉。他这种恐惧还表现在他许多文学作品所运用的想象里，比如《阿尔托纳的宣判》（The Condemned of Altona）、《艾罗斯特拉特》（“Erostratus”）和《恶心》（Nausea）。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尽管叔本华家里最终富裕起来，他一生的主题还是无家可归。叔本华是精神上的流浪儿，他认为自己不属于任何地方，也不属于任何人。甚至他的家乡，德国的格但斯克（波兰北部格但斯克省省会，位于波罗的海海岸附近）对他也没多大意义；因为普鲁士侵占这座城市时，他和家人不得不背井离乡。那时他才5岁。因此没有哪个城市能让叔本华依恋。同理，成年时失去父亲以后，叔本华发现自己对其他人近乎无情无意，包括他母亲。我们可以从他的悲观主义哲学看出他与人性的距离。本文转自《设计与哲学》，ID：PhilosophyDesign叔本华的悲观和性格引导他用卷毛狗弥补自己需要的陪伴。从学生时代直到去世，叔本华养了很多条狗。它们的名字一样，都叫阿特玛（Atma）（在印度宗教中指灵魂），昵称也一样，叫巴茨（Butz）。为什么这么古怪，所有的狗叫同一个名字？叔本华原意是为了称赞它们，因为“Atma”一词源自印度，在梵语《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薄伽梵歌：并入摩柯婆罗多的印度教经文，古梵语史诗）中衍生指“自我”、超验灵魂。对他而言，他的每一条宠物狗不是单独存在的动物，它们都表现了“卷毛狗”至高至诚的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