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北大毕业的高材生，给各地领导干部算命，还拯救了命理界！
民国17年，国民政府曾有意取缔星相医卜之业，这相当于将要砸了很多人的饭碗。
当时的江湖术士袁树珊为此写了一本书《中西相人探原》，引经据典，为算命职业和算命先生们辩白。
这本书受到了当时行政院长谭延闿的赏识，在星相学界传为美谈，也奠定了袁树珊在星相学界的地位。袁树珊于1881年出生在医卜世家，家学渊源。早年随父寓居镇江，以医为业，兼以算命卜卦。他考秀才未能得中，后来就学北京大学，留学日本攻读社会学，学成归国有进入官场的机会，但他并不热衷功名利禄，回到家乡仍以医卜行世。
据说他曾经见过孙中山，说孙“贵不可言”，且非凡夫俗子所谓的“富贵”，而是“薄天子之位而不为”的流芳百世之“清贵”。到了30年代，袁树珊不再行医，而专心于命相之业。他的名声很快给他带来了大客户，“利见大人”。最先见到的大人物是国民政府的大员何应钦，何在袁树珊处算命后，非常佩服，向蒋介石推荐。
蒋介石也好奇，就去见了袁树珊，袁的直言批述很得蒋介石欣赏。如此一来，从政界显要，到富商巨贾，都以手持袁先生所批命单为荣。自己也能掐算的北洋军阀吴佩孚曾派人去求袁算卦，对袁信服后又派专使，重金请袁出山。袁树珊的回答是：“吴威喜则树珊荣，吴威怒则树珊恐”。袁树珊也成了蒋介石最信任的命理大师。少年得志的江苏民政厅厅长缪斌曾经请他批命，袁树珊从缪斌少年中年，富而且贵开始批起，几乎都吻合，最末一句有“受累于吴”的话，大家不理解。后来缪斌投靠汪伪政府，做了汉奸。抗战胜利后，缪斌沦为阶下之囚。缪斌请夫人找无锡同乡国民党元老吴稚辉出面，向蒋介石求情。吴稚辉过于认真，多方游说，反而使蒋介石起了疑心。加上当时传说缪斌之投汪逆，本是受蒋介石之秘令潜伏敌后。如此隐情，令政府和领袖颜面何在？于是，国民政府下令立即枪决，以正视听。跟其他免于一死的大汉奸们相比，缪斌的命运确实应了袁树珊的“受累于吴”之谶。
1938年，南京失陷，某国民党军官睢团长夫妇、营长郭岐、宗副官等四人，兵败后辗转来到上海。睢团长非常相信命相之学，认为应当就近拜访命理大家袁树珊先生，以得指点。郭岐并不相信命运，经不住其他人劝说，就一同前往。袁树珊为其他三人看完相后，再看郭岐：“郭先生是军人，到40岁时可升少将师长。后在沙漠中作战，因此战失败，将有性命之忧。不过，您最后仍能顺利脱险归队，从此一帆风顺，后福可羡。”四人后来顺利逃离上海，经香港到武汉归队，郭岐不时升调，40岁时升为少将师长，戍守伊犁区精河县。1945上半年，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区叛乱。郭岐的兵力全部覆灭。战事发生之地，正是沙漠之中。因为缺水，郭岐渴至昏死，后为敌人救活，于战后交换战俘时，始又归队。后郭岐赴台湾，一生顺利，子女多有所成就。
1949年后，袁树珊移居香港，他也为世人留下了几个著名案例。袁树珊也曾有过为民国京剧三大家之一马连良的算命故事。马连良夫妇离开香港之前，曾请袁树珊卜算。其结果用袁先生的话来说，“你（马连良）还有十五年大运。”迷惑不解的夫人追问：“那他十五年以后怎么样？”心有所悟的马连良不等对方答复，拉着夫人说：“你就别问了，只要有十五年好运，也就行了。”果然，从他离港北归，到猝然而去，掐指算来：整整是十五个年头。袁树珊认为，卜筮相术算得上中国的国粹之一，几乎是和中国文化史同步而生，源自上古，显于殷商，于今为盛。对卜筮之学视而不见，无异于掩耳盗铃。当然，出必问，行必占，更是问道于盲。只有精研此术，破除神秘，直得本原，方可去除迷信，而得术数学之本来面目。袁树珊、韦千里、徐乐吾并成为民国三大命理专家，他们对易学术数的理论丰富做出极大贡献，留下了许多宝贵财富，可谓真大师也。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人们对命理学的热忱超越了以往的任何时代。可是，除了有人偶尔印刷一下他们的盗版书卖钱外，他们的名字被大多数人所遗忘。在当代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国，绝对不缺少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易学高手，但动辄冠以大师的名号，似乎是一件值得商榷的事情。这是一个“大师”遍地的年代，同时也是一个大师资源匮乏的时代。但如果真能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为什么要甘当隐士呢？人毕竟是人，天地父母赋予肉体才华，不是让你看透人间事随风飘散的。真大师不站出来，假大师就会站出来。最后大家的印象是，站出来的都是假大师。值得深思。真东西更要发扬普及。真东西不普及，假冒伪劣就会普及，到时候真东西就值得怀疑了。接触的人毕竟少数，整个社会的舆论，真的能混淆是非的。旧的传播善的方式已经跟不上了，旧方法几十年了，发展不起来的，跟不上就要变了，观念要变，思维要变，这才是学易之人对变易的理解，对趋吉避凶核心理念的首要实践。易学是激进的，是趋吉避凶，辅助世人处事的。不是让学易之人看空，让你不问世事荒废一生还自认为世间唯你高尚唯你清醒。不是让学易之人做无畏的慈善做到自己愤愤不平或饥寒交迫。更不是让学易之人做佛系愤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