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顺》史话沧桑 黔中商人 2020年第39期（总522期）
伍茂春
安顺的地理位置，几乎家喻户晓地知道是“黔之腹，滇之喉，蜀粤之唇齿”，而更令安顺人自豪的是“洋货匹头，争奇斗异；商业之盛，甲于全省”的商贸地位，安顺被形象地称为“旱码头”。然而，对这座城市历史地位作出重要贡献的黔中商人们，却从来都是那样低调沉静，甚至于内敛保守。他们，或者他们的后人、家人、友人，没有留下足够的文字告诉他们的为商之道、生意之经，没有留下足够的资料告诉他们赚钱之艰辛、致富之曲折。他们是我们熟悉的一群陌生人，彷佛就站在门外，但是却无从知晓细节。作为安顺人，我们有义务寻找这些“下落不明”的人，因为黔中商人是我们这座城市的精魂。
《贵州通志》普定卫图
查阅史料，1461年编撰出版的《明一统志》，仅仅记载安顺为“冲要剧地，众山环绕”。但是在1496年出版的弘治《贵州图经新志》中，则开始描述安顺为“冲要剧地，众山环绕，四方辐辏，为边鄙一都会”。这是我们能看到的关于安顺经济地理的最早描述。此后的明清地理志、贵州通志均采纳了类似的描述。也就是说，至少从1496年起，安顺作为一个四方辐辏的边鄙都会，开始写入了各类历史文献典籍。
但是，在“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封建社会里，黔中商人尽管是“四方辐辏”的参与者，是“边鄙都会”的活跃人群，在文字上却几乎找不到任何记载。直至徐霞客过安顺，我们才得以找寻到一段关于安顺商貌的简短文字。
1638年4月20日，徐霞客过安顺，留下“有层楼跨街，市集甚盛”的简要记载，这似乎是迄今为止最早地描述安顺商貌的文字。确切地说，徐霞客黔滇游记里记载“市集甚盛”的地方仅此一处，份量不可谓重。但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安顺其实刚刚经历了安邦彦叛乱（1622-1629），城池被攻陷，文庙也毁于兵燹，城中上至知府全家，下至黎民百姓，多死于战乱。然而，战后重建不到十年，安顺又以“市集甚盛”的商貌呈现于前，黔中商人生命力之顽强，令人震撼！
安顺历史上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太平。1638年徐霞客过安顺时，写道：“考《一统志》，三卫三州，旧各有分地，卫俱在北，州俱在南。今州、卫同城，欲以文辖武，实借武卫文也。但各州之地，俱半错卫屯，半沦苗孽，似非当时金瓯无缺矣。三卫之西，为水西所苦，其东又诸苗杂据，惟中一道通行耳。”
也就是说，所谓的安顺州、镇宁州、永宁州三州，分别与普定卫、安庄卫、安南卫同城，实质上是因为文官根本搞不定当地的地方土司，只有借助卫的军事力量才能维护文官的权威。安顺一地，西面是管不住的水西土司势力，东面是苗族为主的杂居地，仅仅剩下一条狭窄的驿道通过三州而已。
换一个角度去看《徐霞客游记》，徐霞客在黔中道上遭遇的艰险，完全可以看做黔中商人必然在商旅中遭遇的艰险。3月28日，徐霞客刚刚到进入贵州都匀一带，“忽有四人持镖负弩，悬剑藁矢，自后奔突而至……皆勇壮凶狞。”4月18日，即将进入安顺之际，白云山主持自然师告诉徐霞客：“由广顺、安顺西出普定，其道近，而两顺之间，苗蛮伏莽可虑”。4月21日，徐霞客在镇宁，当地的伍、徐二卫舍告知：“此间为安邦彦所荼毒，残害独惨，人人恨不洗其穴。”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徐霞客游记里折射出的黔中商道之艰险，至少可以反映出明中期以来安顺一地商人创业、兴业之艰辛、艰险。就是在这样的商业环境中，安顺却商人四方辐辏，以“市集甚盛”闻名，黔中商人真英雄也！
从钟鼓楼上拍摄的安顺东街 图片来源《镜像安顺》
1602年，安顺升格为军民府，这本应该成为黔中商人们做大做强、辐射周边的契机，但是17世纪或许是黔中商人至为失落的一个世纪。最先是1622年-1629年的安邦彦之乱，其后是在1647—1662年的南明永历政权抗清斗争，再后是1673-1681的吴三桂叛乱，每一次战争，都是城池易手，生灵涂炭。1621年，安邦彦军队攻陷安顺，知府徐朝纲全家死于战乱，望族梅家三百余口最后只活下六人。顺治四年（1647年），孙可望率兵入贵阳，“越数日，发贼兵搜抢青岩、龙里、高堡、大箐、威清、平坝、安顺一带地方，恣行杀戮，即存留十之二三，皆剁去两手，割去耳鼻者矣。”（任可澄《贵州通志·前事志》卷17）在这样兵连祸结的时代，保命尚且困难，更遑论经商了。
根据康熙《贵州通志》记载，安顺府人口33894户，474500人，面积28759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6.5人。地处黔中的安顺尽管有比较优越的地理位置与地理环境，但是由于连年战乱，显得人口凋敝，人口密度仅排列全省第六。这个时期远离战乱的黎平府户数49460，人口692400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62.4人，成为全省之冠。
康熙年间贵州人口分布
吴三桂叛乱结束后，安顺终于结束了近百年来的战乱局面，总算迎来了相对安定的局面。由此开始，安顺人口迅速回升，并再次显示出其商业魅力。根据乾隆《贵州通志》，雍正十年（1732年）安顺府户数36317户，人口544800人，面积12900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42.2人，成为全省人口密度仅次于黎平府的地区（同时期黎平府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86人）。而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安顺府户口数138210户，人口769775人，面积12900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59.7人，位居全省之首（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同期，贵阳府虽然人口仅仅略少于安顺，但是人口密度远不如安顺府。可以说，经过一百多年的休养生息，安顺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并有所发展，“商贾辐辏，为黔之重土，几与会垣等”绝非虚言（咸丰《安顺府志》）。那时，安顺成了全省棉纺织品一个重要的交换中心，城内有五个“市”，经营绸布的商号已有80家（杨开宇等《贵州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嘉庆二十五年的贵族人口分布
很遗憾的是，这100多年发展过程中，我们依然找不到有名有姓的黔中商人。我们只能借助安顺人口的回升，以及人口密度居全省之首的事实，略窥当时黔中雄郡的商业胜景。
笔者能够找到有名有姓的黔中商人，最早出现在咸丰《安顺府志》。事实上，这本书中设有《人物志》，囊括了乡贤、乡达、忠烈、孝义、文学、武功、善行、耆寿、隐逸、流寓、方技、方外等人物，但是没有商人，也没有将商人放入其中的任何一类。郎岱的四位商人能够载入史册，完全是一种偶然。
据卷15“风俗”记载，道光乙未年（1825年），郎岱城中绅士张懋德、张一清、朱子仪、宋毓茂“各捐本银180两，共720两，以制机床纺棉之费。又设一大机房，特往平远各处，访觅善纺织之工匠居焉”。
这本来是一桩好事，但是，“乃二三年间，四人之本利皆缺”。《安顺府志》认为:“缘从地方风俗起见，素未习于权算者，故盈亏皆所不计也”。由此可见郎岱当时商业风气、商业土壤之薄弱。当然，《安顺府志》记载这桩失败的生意是有原因的，因为这次失败的生意之后，郎岱“城中纺织之声已达通衢矣，而四人兴开纺织之风，要有不忍没者，故并纪其颠末云”。
郎岱商人虽然在黔中商人中不具备代表性，但是这到底是黔中商人第一次有名有姓地载入史册。他们虽败犹荣，开地方风气之先，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随着地方纺织业发展，安顺在道光年间已经形成棉花交易场所——花街，当时棉花、棉布交易之盛，可见一斑。
安顺花街 图片来源《镜像安顺》
顺着《安顺府志》风俗卷梳理下去，书中说安顺人“民乐输将，不喜健讼”，这是一句很高的评价。一个地方的老百姓能够乐于缴纳赋税，不喜欢打官司，原因之一还是因为日子过得殷实，赋税不成其为沉重负担。同时，打官司耗费太多精力，为此影响了日常的生意，不合算。
但是，书中又写道:“士以诗书为业，贫而不废弦歌。商多外省寄居，富而各安礼法。饮食衣服，颇改朴风；文教士习，渐希省会。田功加勤，小民汗锄犁云；家道尚勤，幼女寒车纺月。”这分明说安顺文化气氛很浓，老百姓也很勤劳，民风淳朴，是外省商人理想的寄居之地，他们有力地推动了安顺商业的发展。但是，本地商人却未崛起成为主流。
在清朝，安顺先后建有7处移民会馆：如原坐落于东街的江西会馆之万寿宫、晏公庙、萧公庙，两湖会馆之寿福寺，还有原坐落于前进路的四川会馆，原坐落于原杀猪巷福建会馆之天后宫（妈祖庙），原坐落于卫坝口的两广会馆之联梓堂。可以说，安顺一地，赣商、鄂商、湘商、川商、闽商、粤商云集，他们不但长期在这里打理生意，还建立了具有商会性质、同帮互助的移民会馆，其商人群体规模之大、在安顺时间之长，由此可见。
按照以上理解，该时期的黔中商人应该包括来自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福建、广东、云南、广西等地的客商，而且这些客商寄居于安顺做的可能是货物东西南北转输之大贸易。至于安顺本地商人，可能集中于棉纺织业、绸布业，以及解决本地日常生活之需的服务业小生意。根据许瓒曾《滇行纪程摘抄》（《贵州省志·商业志》），
安顺在嘉庆至道光年间(1796—1850)，是贵州棉纺织业的生产和贸易中心之一,又是贵州西路百货的集散地。城中经营绸布业的商号有八十余家,城内有三个棉花市,一个土布市,一个粮食市。“环市宫室，皆宏敞壮丽……贾人云集，远胜贵阳”。
（未完待续）
· 作者简介
伍茂春：男，1973年3月出生于安顺，华东师大历史系毕业，硕士。2004-2005年美国访学，现为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2020年5月
值班编辑：柴其斌
电子排版：王敏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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