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别于不可知论，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建构初衷，在于通过终极可知论的常识化建构，最终找到终极瓦解不可知论的大道至简理路。比较于创世论的荒谬，我认为，人类文明的产生始于自我意识的进化诞生，然后从零起点开始，以自我意识所内涵的主观能动性所展现出来的革命性，也就是创造性，开始建构具有开放性的人化文明体系。这里所谓的人化文明体系，就是相对形而上的文化体系，有渐进完善的可终极自圆其说的主体人格内涵。之所以强调是相对形而上的文化体系，参考插页当中的人的认知结构图，一是为了强调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由中西方思想精华常识化互译而来。二是为了强调在诱变哲学的终极自圆其说能力方面，绝对辩证的中国传统文化精华起到了决定性主导作用，而形式逻辑在诱变科技文明之后，因科学主义的盲目所引发的反对形而上学的功利性声浪已经喧嚣得太久，在文明该往何处去问题日益变得突出重要的当下，需要通过终极辩证于终极自圆其说的哲学理论创新正本清源了。三是为了强调常识化语境下的逻辑具有不曾被明确的终极辩证属性，由形式逻辑堆叠而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在人的意识层面，通过潜意识与显意识的共同作用，人的形而上学认知会在语义层面通过再形而上学思辨实现命题的对立统一跃迁。具体就是，在人的神经意识层面所进行的认知与命题行为会下意识地自主实现由本体论命题向认识论命题的跃迁，而且随着这种下意识跃迁的反复堆砌，实际实现的却是人的理性自圆其说水平的有效提升。哲学之所以会在人类文明进步到一定程度后形而下学地产生，原因就在于，仅靠一般性的认知与命题行为同步展开的下意识惯性跃迁，已无法调和历史性堆积的知识之间的差异性，于是为了寻求一致性，形而上学于绝对辩证的反思理论体系得到形而下学诞生，于是在不真懂反思行为有绝对辩证属性的情况下，每有一次本体论创新成功，人类的文明水平就会出现一次爆炸式增长。反之，如果没有这种由非终极本体论主导的认知的下意识跃迁，那么人的认知即便有理论创新，也是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通过循环论证所实现的边际理论创新，只能些微改变现实苟且的局限，不能根本提升人的人化水平，因此要想发挥相应创新的更大文明与文化意义，就需要通过哲学转向实现相应的本体论认知创新。比如潜意识和显意识首先是狭义的本体论命题，其次才是广义的认识论命题，而下意识则首先是认识论命题，其次才是广义本体论命题，明确这种概念认知在逻辑上的递进关系，是人类的认知结构图和思想体系同构关系图得以首次常识化诞生的逻辑前提——所谓本体论，就是对一致性的根本需求所必然导致的文明与文化意义的追根溯源，因此本体论创新是诱变认识论在频繁迭代升级中走向于终极主观成熟的逻辑前提，当然也是同步诱变相应的方法论创新的逻辑前提，因为任何本体论和认识论都必然知行合一地落实于方法论指导的方法人生。
比较而言，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在周朝就建立起封建制国家体系，就是因为从远古时代通过阴阳互根认知形成可以一言以蔽之于一切的道概念开始，中国人对神的依赖就日趋弱化，尊尊、亲亲理念的提出就是这种趋势的高峰，而经历了春秋战国的纷乱，在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又是中华文明否定封建制的高峰，随后通过汉的独尊儒运动，中华文明的政治体系便已进入君主共和制。
这一切都可以理解成是具有高度概括性又通俗易懂的准终极道本体认知的功劳，而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诞生，不过是变曾经的准终极自圆其说的不可复制性为可直接复制性，实现这种终极方法论层面的理论创新的前提之一，就是对逻辑的绝对辩证属性的常识发现。关于绝对辩证认知的文明同构能力，对应于中国政治体系的变迁，西方文明在大航海时代之后就没停止过欧洲统一的梦想，结果经过拿破仑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都未能如愿，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这都与他们的逻辑认知缺少绝对辩证属性认知直接相关，因为只要没有绝对辩证意识，人的主客观一致性主体人格就建立不起来，既得利益者对民众分而治之的保守意图就永远有得逞的机会。这在科技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不但是西方人依然虔诚地跪拜于上帝脚下的全部逻辑内因，而且是全球一体化之后，占据人类文明主导地位的西方文明不进一步解放全人类的全部逻辑内因。正因为这一切都在本体论层面汇聚于人性本恶，所以这也是中华文明在近现代被西方文明压榨到一穷二白之后迅速崛起的关键诱因，因为中华文明信奉的是有天下大同内涵的人性本善，而且是后来经过儒家基于善恶对比明确辩论过的人性本善。经过以上比较，哲学常识化理论即将实现的，就是通过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价值观彻底绑架全人类，进而让人性本恶所代表的不可知论彻底从人的文明存在语境退场，从而让人的文明存在语境由局限文明递进到终极主观成熟。这样再看西方文明，正可谓成也本体论认知，败也本体论认知。正因为一贯忽视终极本体论的常识化建构，所以注重形式逻辑思维是西方人的哲学特长，但一贯无视并无知于形式逻辑所内涵的非终极辩证结构，事实导致西方人的显思维理性会在盲目感性干预下下意识相信形式逻辑而选择性排斥辩证法，这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同属逻辑的内在一致性，而且直接阻碍了人的认知无法进一步直接跃迁到可终极自圆其说能力所内涵的终极理性，从而导致物理自由已然极端发达的现代文明条件下的人仍然无法享受应有的思想自由。通过物理自由与思想自由之间的同步性缺失，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正因为过于依赖形式逻辑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实证性，所以科学进步无法直接提升人的思想自由，只有通过作为科学分科基础的哲学明确逻辑具有绝对辩证的多维结构，人的文明存在才能在终极思想自由中集体步入终极文明。在本书中，我将通过下意识、潜意识、显意识三者之间的同构关系常识化解析清楚这其中的逻辑内因——形式逻辑不具有绝对辩证属性。比较于西方人的哲学人生确定的终极自圆其说不能，在中国人的传统理性思维当中，就没有上述冲突，因为中国传统语境既没有逻辑概念，又没有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明确区分，这当然也是导致中华文明没能诱变现代科技文明的直接原因——擅长形而上学于终极辩证的人会因为过于思忖精神自由的人化作用而无法形而下地发现物理世界的多维结构，而擅长形式逻辑的西方人则恰好相反。
明白了这其中的终极互补性，所谓的李约瑟关于中华文明为什么没能诱变现代科技文明之问便已通透，人类文明发展史就立刻通俗多了，只不过是中华文明与古希腊文明的交汇史而已。
正因为曾经没有逻辑认知，所以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人的逻辑思辨就复杂得多了，因为面对绝对主流于强势的西方哲学语境，受到形式逻辑干扰的中国人虽然在理论思考中会承认形式逻辑的简捷有效，但基于传统语境所内涵的绝对辩证属性，中国人仍会下意识更愿意相信辩证法。这种杂合的思维模型对于科研有利，但科研人员因为科技优势而盲目相信形式逻辑，就会在人化的理性认知方面犯有南辕北辙式保守错误，这当然也是所谓的西方哲学界反对形而上学思潮得以产生的原因所在，但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西方哲学界所反对的形而上学，其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而上学恰恰相反——柏拉图的逻辑学只具有局部辩证功能，而中国的形而上学则天然具有绝对辩证属性。正因为中华文明要实现复兴就必须重新掌握国际话语权，所以与那些基于功利主义而非理性地排斥辩证法的思潮之间的冲突一直很尖锐，通过可终极自圆其说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调和这其中的矛盾，进而释放文明大融合之后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文明创造力，就显得尤为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