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洪侠|书籍为什么不会死亡

2008年,一家财经杂志做了一个封面专题,叫《2018年,书籍死亡》。这标题已够耸动,插图则是一本厚厚的古旧精装毛边书,封面上放着一只白色菊花。这花不知是谁所献,但一定是献给这本书的。书名隐没不见;唯其没有书名,方显示这朵表达哀痛怀念的白菊花,是献给所有书籍的。

宣布书籍死亡这件事一百多年前就有人开始做了。每逢有新的传播技术诞生,总有悲观的爱书人或乐观的“恨书人”急匆匆宣布书籍的“死讯”。互联网呼啸而至,“书籍死亡”之声更是一波未平一波起,连“死期”都预测了好几个。比如开头所说封面专题,言之凿凿认定是2018。现在都2021年了,书籍仍然活得好好的。

我是坚信书籍不会死亡的。不过,“书籍为什么不会死亡”这样的问题,回答起来,颇费口舌。几年前某日,我忽然想出了一个简便回答的办法:

——书籍为什么不会死亡?

——艺术会死亡吗?

——当然不会,但何出此问?

——既然艺术不会死亡,那书籍也不会。

——愿闻其详。

——因为书籍正是艺术的综合体。书籍集写作、字体、排版、插图、纸张、藏书票、藏书印、封面设计、装订、印刷等多种艺术于一身,即使其文本内容可以移至其他载体,其物质形态作为艺术载体实不可替代,况且有时书籍本身就是艺术。

近来因准备一份讲稿,读了不少与书籍之美有关的书,对“书籍艺术”与“艺术书籍”话题了解得更细致一些。现尝试分而述之。

为什么西方的艺术史特别喜欢讲建筑,尤其是教堂?因为在中世纪,教堂是各种艺术的综合体。艺术史为什么又喜欢讲中世纪手抄本,因为和教堂一样,中世纪手抄本也是艺术的综合体。印刷术发明之后,“书籍建筑”突飞猛进,所以雨果《巴黎圣母院》中那位主教说,“这一个将要消灭那一个”。

谷腾堡。

字体和排版都是艺术,它们最终让书籍有自己的性格。字体设计是精微而又影响深远的艺术。字体的样貌,与它所处和代表的时代密切相关。古登堡《圣经》的字体是由做过抄写员的彼得·舍弗尔设计的。按当时的环境,这一字体需和修道院里的抄写员所用字体一模一样,才能见容于当时的教会。这种哥特体,和当时正在流行的哥特艺术同步兴盛。不过十几年之后,文艺复兴之风就吹到了印刷所,1470年诞生了罗马字体简森体。我们可以从字体变化,看出那个时代的独特和趣味。现在我们一看到哥特体,马上就会想起中世纪。中国字体也一样:一看到雕版常用的宋体字,我们就会想起明清两代的印刷面貌。

插图的历史差不多和书籍的历史一样悠久。公元前12世纪埃及的莎草纸卷子就有插图了。公元5世纪的手抄本《维吉尔诗集》已经配有图画。自那时起,书中配图,习以为常。第一本印刷书的木刻插图本诞生于1461年,比第一本印刷书《圣经》只晚了6年。19世纪自动化印刷时代到来,全彩印刷诞生,其大批量复制之效率已远非谷腾堡所能想象。摄影术发明后,1844年,用照片做插图的书出现了。石印术一出,插图书、艺术类画册开始铺天盖地,以图为主的书渐渐成为一大宗,不仅书籍艺术天地拓宽,艺术书籍更是百花争艳。中世纪以来手抄本、印刷本常用的字母装饰、页面花饰等插图传统慢慢退出了主流,让位于新兴的插图形态。

中国的“图书”一词,更明确地点出中国书籍形态的固有特色,但插图真正大放异彩要到晚明了。

我们现在对插图的理解不能太狭隘。插图不仅仅是文学作品的故事演绎,各类表格、图例、示意也是插图。将文本内容视觉化的所有实现形式都是插图。插图可大可小,可黑白可彩色,可人物可动物可植物,可图可表可坐标,画法可繁复可简约,风格可中可西,方式可手绘可智能,出神入化,都是艺术。

一位书籍设计师曾说过,如果印刷是黑色的艺术,书籍设计就是无形的艺术。装帧曾经是书籍艺术中的重要部分。1830年代,布面装帧实现了自动化,且布面上可以印图文,这就彻底改变了书籍装帧以皮革为主要材料的格局,实现了同一种书拥有同一个封面,与内容有关联的封面设计与护封设计随之诞生。书籍从此可以整体设计,不像从前封面和内容缺乏关联。这就是为什么“装帧”一词已经无法表达书籍设计全部含义的原因。不过,个性化、定制化装帧的结束,也给书籍整体设计打开了新的道路。

德国著名书籍艺术家汉斯·彼得·维尔堡对书籍艺术的评比条件列出过非常详细的标准,包括4个方面:封面设计、内文版面、纸张印刷和装订加工。随着人们对书籍的审美取向更为丰富,“书籍之美”早已不是满足某一方面的追求。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整体书籍观视野中的书籍之美,不是仅仅指封面设计,也不是说有了插图就美。书籍之美也是一个整体。

“世界最美的书”评委乌塔·施耐德也多次表达书籍整体之美的观点:所谓最美的书不是指书本身美丽,更多的是指文字和图片,以及整个版面设计的组合。评委评选图书的一个原则就是内容和版面设计之间的匹配性,包括书籍内部版面的设计,也包括书籍封皮的设计,包括书籍材质的选择,以及书籍最后出版印刷的质量。

一种传统看法认为,书籍之美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就是追求奢华。这是对书籍之美的片面理解,或者说,是一种非常有害的片面理解。因为许多人把“奢华”当做一种不正确的追求,避之唯恐不及。其实,奢华没有那么可怕,该奢华的一定要奢华。只需要记住:奢华不是书籍之美的全部追求,甚至都不是主要追求。

乌塔·施耐德也说,书籍之美并非追求奢华,而是帮助读者阅读。“如果要说到奢华,我想说'不’。我们要求一个好的设计,对读者是一种阅读的帮助,是一本图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不是追求奢华。一个好的设计者会使图书非常方便阅读。”

吕敬人先生曾经参加2014年“世界最美的书”评选,他对评选标准也有过如下的介绍:

“评委们坚持认为书籍审美不是单一的装帧好坏,外在是否漂亮并不是主要选择,标准应是对书的整体判断,特别强调一本书内容呈现的传达结构创意、图文层次经营、节奏空间章法、字体应用得当、文本编排合理、材质印制精良、阅读五感愉悦,其中最看重编辑设计思路与文本结构传递的出人意表,以及内容与形式的整体表现。”

在这段话中,吕老师多次使用“整体”二字,值得细细体会。

吕老师还在深圳的《书都》杂志发表文章说:我们的书大多只关注一件“漂亮”的外衣,缺乏文本内在编辑设计力量的投入。部分出版人只关注码洋和效益,设计迁就于行活与营生,放弃个性,文本叙述方法流于平庸。我们缺失得太多——概念、创意、专注、细节、态度和责任。没有温度的设计当然不可能赢得阅读的动力。书籍之美的力量,需要每一个做书人真诚的付出。

我总结的“识十物者为俊杰”中有“书为艺物”一说,表达的正是书籍是艺术综合体的观念。其实,它的谐音“异物”更准确一点,或者说“尤物”,更传神一点。“人们可以对一本实体书籍涂鸦、书写、修改、销毁、美化和珍藏,这些举措会让每本书拥有它独特的历史,书籍作为艺术实物的特性,不仅是人类交流史的一部分,也是艺术设计史的一部分。”(《大英图书馆书籍史》p16)书籍的艺术特性来自于书籍的“独异性”。在十九世纪之前,自手工排版开始,书与书之间的差异就开始了,然后经过手工折页、装订、印刷,甚至边印还边修改内容,最终印成书后,没有两本书是完全一样的。这是“异”。“独”,即书之个性化,则自装帧始。印刷工业机械化后,因手工而来的“独异”消失了,但是,统一装帧的书籍,在不同的读者或藏书家手中,仍然会生发出新的“独异”。比如藏书印记、重新装订等。

“艺物”之意有四层:其一,书籍是艺术品(书籍艺术);其二,书籍成了独立的艺术品(艺术书籍);其三,艺术家之书;其四,以书籍为材料的艺术品。

其中艺术书籍一项现在俨然是独立品种了。许多书籍艺术水平很高的书,后来都成了艺术书籍。艺术书籍的简单定义就是“书籍本身已经成为一件艺术品”。西方较早的可称为艺术书籍的是1779年威廉·汉密尔顿《燃烧的土地》,书中有54幅手绘彩色插图。中国的“艺术书籍”可以晚明时期的套色彩印版画书籍为代表。

将书籍艺术做到极致即为艺术书籍。这方面的代表是十九世纪末英国和欧洲出现的私家印书坊运动。“书籍要成为独立艺术品,不能只因为图文并茂,或因为有赏心悦目的字体和排版,制书人需要将创造力用于构成一本书的所有元素上,运用书籍功能性的实体形式,做到文字、图像、排版、设计等各方面的真正融合。”代表作即是莫里斯印的《乔叟故事集》:“所有书籍方面最完美的组合。翻阅这本至美的书,你会觉得书籍的所有组成部分都为此书之美做出了贡献。”

“艺术家之书”诞生与20世纪初的法国。1900年,法国一位诗人和一位平面艺术家练手创作了一本书《平行》。他们的初衷就是“超越插图本”。这是第一本“艺术家之书”。这还只是着眼于文字与图像。到了二十世纪后期,艺术家不再只关注文字与图像,他们将创造力转到了书籍这一物质实体本身。他们觉得实体和文本同样重要。他们不折腾文字了,他们折腾材料和装订。最极端的例子是美国艺术家制作的《线书》:书中已经没有文字,全是空白页面,每页上有许多孔,白线从孔中穿过,翻阅页面时,你的视觉、触觉、听觉体验都会不同。这本书完全依靠书本的实体形式来传达效果。

其他种种,再探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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