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史弹拨之三：隶变
中国书法史上所说的“隶变”，一般是指发生在秦一统天下“书同文'的小篆出现后的隶书字体演变，从秦简到汉碑，时间跨越整个汉代，到东汉中后期基本完成了隶书的演化过程。其实，现代人眼中的隶书是经过二次“隶变”，一次是在汉代隶书的出现，另一次是在清代隶书的完成。
（汉《张迁碑》碑额）
（汉《石门颂》）
（汉《礼器碑》）
（汉《张迁碑》）
（汉《曹全碑》）
（汉《孔宙碑》）
（汉《熹平石经》）
隶书作为汉字形体演变过程中从篆书到楷书的过渡，最早出现在秦代简牍之中，经过汉代近400年的推广和使用，到东汉末年已成熟定形，这在汉末蔡邕创立八分书体的《熹平石经》中已足以证明。东汉存留的摩崖碑刻作品有数百余件，飘逸如《石门颂》，雄健如《礼器碑》，朴拙如《张迁碑》，俊秀如《曹全碑》，风格各异，几乎是一碑一竒。然而隶书传至魏晋南北朝之后，随着楷书的出现，特别是唐代对楷书字形的规范完成，就再少有隶书作品出现。从隋唐到明代的一千余年间，只有唐玄宗李隆基的《纪泰山铭》和宋代佚名作者的《宋山河堰落成记》等寥寥数篇作品现世，且多是字形肥厚甜艳，远不能与汉碑隶书同日而语。
（唐李隆基《纪泰山铭》）
（宋《宋山河堰落成记》）
有清以来，朴学重起，加之康雍时大兴文字狱，文人因避祸多转入远离现实政治的儒学论证和历史考据之中，到乾嘉时形成了以文字训诂和历史考据为主的乾嘉学派，对清代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伴随着自明代以来大量的汉代碑刻出土，使清代学人把隶书重新作为书法研习对象，象阮元、郑簠诚等学者纷纷为碑学著书立说，延续一千多年的帖学一统天下的局面终于被打破，碑学大兴，而隶书重新焕发出变革之春，造就了以金农、丁敬、黄易、高凤翰、邓石如、伊秉绶、郑板桥和桂馥等人为代表的清代隶书创作大家。在各自书写风格上，或是引篆入隶，或是金石高古，或是苍劲朴拙，使古老的隶书重换新生，成为清代书坛重镇，完成了隶书形体的第二次变革。
清代的第二次“隶变”，大致上是站在两个基点上完成的。一是朴学，又称考据学，乾嘉以来最为兴盛，通过对大量出土的汉碑进行研究考证，为清代'隶变”提供了理论基础。二是创新字体，汉隶时代的字数不多，成书于东汉的许慎《说文解字》收录汉字不足一万个，而到《康熙字典》的出现时，已收录汉学四万七千多个，所以清代人写隶书只凭临习汉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原有汉隶的基础上创新隶书字形。在这点上，清代学人因深研《说文解字》的小篆字形，熟知汉字结体的“六书'造字之法，所以在创新隶书字形时能广泛参照篆书和楷书的笔画结构和“六书'成因，在用笔和结体上引入篆体和楷体的书写方法，象金农、邓石如和吴昌硕等人的隶书作品，都不同程度的留下了篆隶相融的印迹，所谓“不究于篆，无由于隶'。这也就是清代隶书作品多高古之气的原因，为后世隶书学习和创作打开了一扇大门：书可变，无变无书。
冬闲临习清人隶书千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