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化教育与汉字的演变

　　汉承秦制。汉代的政治和文化教育体制全面继承了秦代制度。

　　汉高祖即位之初，在陆贾等学者的劝说下，认识到以文治国的重要性，并采纳秦朝博士叔孙通的建议，参照前朝礼仪，制定汉家制度，树立皇帝权威，废除秦朝的严刑苛法，轻徭薄赋，无为而治。在文化政策上，一改秦代严苛压迫的文化政策，政治环境相对轻松，文化氛围也相对自由。惠帝、吕后和文帝时期，又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使大批先秦文化典籍得到传承。

　　在国家政治局势安定之后，丞相萧何对秦代法律进行省改，制定《汉律》。其中的《尉律》规定，“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令、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书法的好坏由此成为汉代士人的利禄之门。

武威王莽新简仪礼

　　东汉时期仍然延续了这个政策。汉代有许多高官是因为善长书法而得到升迁，如张汤、陈遵等人。甘肃武威、敦煌等地所出土的汉代简牍之中也有类似的记载。由于书法与利禄直接相联系，因此文字之学和书法得到社会普遍的重视，对汉代书法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汉代碑刻以及祠庙刻字、摩崖石刻等书法作品大都是汉代长于书法的书佐、椽史所作，如著名的《西岳华山碑》是郭香察书，《惠安西表》是从史仇靖作书等。汉代人也非常重视汉字书写的规范化，吏民上书，如果书写不规范，就要受到举劾。

　　秦代李斯等人所编纂写定的《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等小篆识字教材在西汉时期因隶书的通行而渐渐失去其实用价值。汉文帝、景帝以后，民间闻里书师遂将秦代的《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合为一篇，断60字为一章，共55章，3300字，仍称《仓颉篇》。汉武帝时，司马相如编纂《凡将篇》，所收录的汉字有些是《仓颉篇》所没有收录的。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编纂《急就篇》，其内容流传至今，其他则逐渐佚失。

东汉砖刻(《中国古代砖刻铭文集》)

　　汉武帝时期，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确立为王朝的思想正统，并为《诗经》、《尚书》、《周易》、《礼》、《春秋》等儒家经典设立博士以递相传授。官吏的选拔也改为以是否通晓儒家经典为标准，儒学与仕途结合起来，西汉初期按《尉律》考核学童的制度逐渐废弃，八体书法任由间里书师教习，而不再作为考试取士的内容，文字之学也因此而衰落，研习书法的人日渐减少。

　　汉平帝时期，执政的外戚王莽为了笼络人心，于元始四年下令征召天下通晓儒家经典一部以上，以及娴熟月令、兵法、史籀文字等的专门人才，其中通晓文字学者有一百多人。王莽居摄年间，命大司空甄丰校定古籍，将文字加以改定，确定六种书体：

　　一为古文，即汉景帝时鲁恭王坏孔子故宅，于墙壁之中所发现的古代书籍上所使用的字体;

　　二为奇字，即古文而又较为特异的字体。

　　三为篆书，即小篆，四为佐书，即从秦代开始使用的隶书。五为缪篆，即用于摹刻印章的字体;六为鸟虫书，即用于书写旗帜和符节的字体。其中的隶书当时已经在日常书写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东汉《袁安碑》原石

　　汉代文字之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今文和古文之争，与之相联系的是儒家经学的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之争。在秦代，尽管朝廷颁行了李斯、赵高、胡毋敬所编纂的《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作为全国学童识字书字的标准，但因秦朝统治时间太短，没有得到真正的执行，社会所通行的仍然是书写较为简易的隶书。从四川、甘肃和湖北、湖南等地的秦代墓葬中所发掘的秦代简牍来看，当时用于书写朝廷律令的字体就是隶书，这种情况到汉代依然没有改变。

　　西汉初期整理写定古代文化典籍时所使用的字体就是这种隶书，被称为今文经。汉武帝时期，鲁恭王拆毁孔子故宅，在墙壁中发现一批用先秦古文字体写定的古籍，并将其进献给朝廷，被称为古文经。由于这批古文经的内容与字体和当时通行的今文经在字体和文字内容上有很大差别，如果加以传播就会严重影响今文经师们的既得利益，因此受到今文经师的强烈抵制。汉哀帝时，学者刘歆曾上书朝廷，要求将这批古文经立为学官，即朝廷正式官学，遭到习学今文经书的官僚和博士的强烈反对。

　　王莽执政后，为给自己篡夺汉朝政权寻找根据，也为了拉拢士人，遂接受刘故的建议，将古文经学立为学官，古文从此成为六书(字体)之首。东汉一代，虽然古文经学一直没有被立为学官，却越来越流行，并最终战胜今文经学，成为中国儒家经学的主流。东汉时期出现了许多古文经学大师，如马融、许慎、郑玄等。他们为研究古文经典而精研古文奇字，对先秦古文字的研究和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古文经学家许慎所编撰的《说文解字》，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