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中国革命道路和命运的小个子王明
文革时期听说王明的名字时,就知道他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后来研究了一些资料,才知道王明还曾经右倾,而且是一个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者。
王明是个小个子,个子有多高无从考究。但从现在的照片中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比较,王明身高应该在1米5多。王明由于个子小,在开始追求孟庆树时,孟庆树压根没拿正眼看他。
王明
王明是在六届四中全会掌握党的最高权力后,大搞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赞成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使根据地革命力量损失90%,白区损失几乎100%,使中央红军被迫走上了长征之路。可以说,小个子王明对中国革命进程产生的巨大影响,改写了中国革命历史,教训惨痛而深刻。
1904年阴历4月,王明诞生于安徽金寨县,自幼家境贫寒。王明原名陈绍禹,从小聪颖过人,学习用功,记忆过人,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又写得一手好字,9岁时便能够独立帮人写春联。王明小学时的教师是共产党员,对其革命道路有一定的影响。1920年夏,王明考入安徽第三甲等农业学校。四年后,王明又考入武昌商科大学,即武汉大学的前身。王明虽然在“商大”只学习了一年左右,但这一年却是王明思想转变的重要阶段。王明积极参加“商大”驱逐校长屈培兰为主要内容的革新运动,开始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对他思想进步产生重大影响。1925年夏,积极投身于武汉声援“五卅”运动的王明,先加入了共青团,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应该说,1925年之前,王明的成长进步还是常规性的,是一个革命进步青年。
1925年,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山大学的创办给国共合作培养了人才,也给中国共产党独立革命培养了政治骨干。这时,机会主义者王明抓住了进入中山大学学习的机会。王明能够进入中山大学学习还真颇费周折,但第一次暴露出机会主义者的本性。由于他既不是在广州录取的,也不是由湖北党组织或上海党组织选派的,而是由于他执着的去苏愿望的反复不懈的努力,被特批去的。由于没有被组织选派去苏,争强好胜王明要靠争取去赢得这一机会。由于湖北没有名额,王明跑去南昌,但江西名额已满。王明又直接到上海找到专管去苏留学负责人,吵闹哭泣恳切,甚至威胁去巡捕房报告等各种手段都用上了,最终由于别的省有空名额批准了王明去苏学习。王明利用各种手段争得留学机会,偶然的成功对他本人以及后来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到了中山大学以后,王明发挥了能记能背,能说会道的特长,又肯于钻研学习刻苦,加之有些英文基础,俄语水平提高很快。特别是在与旅莫支部的一次辩论会上,王明初露锋芒,与支部负责人进行了有理有据,又极富煽动性的辩论,由此当上了中山大学学生组织“学生公社”主席,相当于现在的学生会主席。这个位置为王明日后崛起奠定了基础。
但是,王明能够开始踏上夺取中共最高领导权力征程的动力是他傍上了米夫,并从给米夫当上翻译开始的。同时,米夫也注重扶持王明,王明也因帮助米夫夺取中山大学校长的位置“献计有功”成了米夫的座上客。由于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通过米夫要培养“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来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而“天才”的王明是最合适的人选,得到了米夫的赏识和信任。在米夫的帮助下,王明控制了中山大学支部局(相当于党委)领导权,并以此为影响力大搞教条宗派活动,开始了一系列恶劣的表演。首先是制造了“江浙同乡会案”“工人反对派”,打击对他提出反对意见的人,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借机清除他搞宗派的障碍。广州起义失败后,王明坚信中国革命的胜利一定是城市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并且夸大革命高潮的到来,鼓吹中国革命和胜利一定是“中国十月”的胜利,把俄国革命经验当成完全适合中国革命的固定模式。共产国际按照他们标准选拔中共领导人的做法又把王明推到了前台,这样一个以苏联模式为革命样板的中共未来领导人出现了。
王明1929年3月回国后并没有得到重用,而是到基层工作。期间,写了大量文章。还因被捕入狱并暴露了中央秘密机关,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后来,王明利用事先得到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精神的机会,先于中央开始对“立三路线”的批判,否定党的六届三会全会。同时开始攻击瞿秋白。1930年12月中旬,米夫秘密来到中国,其目的是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扶持王明上台。但当时威信不高,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如何上台?米夫可算是花了大的气力。首先是大造舆论,竭力把王明树成“国际路线忠实代表”“反立三路线”和“反调和路线”的英雄。其次是否定以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再就是确定了包括王明在内的15名非中央委员参加会议,并且有发言权和表决权,同时又不让一些持不同意见的中央候补委员参加会议。六届四中全会选举了王明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央领导核心。这次会议是在米夫扶持王明等人夺取党的领导权的一次会议,王明上台又是米夫在中国党内导演的一幕丑剧。1931年10月,王明离开中国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坐镇莫斯科指挥中国共产党。离开中国之前,为了保证他“左”倾冒险主义照样推行,王明在组织是进行了安排,提议并经共产国际批准,指定博古、张闻天等组织中央临时政治局,博古负总责。当时博古24岁,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由于坚决拥护和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一跃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从此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进入了一个特殊时期。王明在莫斯科坐镇按照共产国际指令向国内发令,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国内贯彻执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其最大的恶果是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不得不实行战略大转移――长征,使中国革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