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西南联大与世界教育史

《人民政协报》2017-11-16刊，发表时有删略

“世界教育史的一页”

——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纪实

肖伊绯

1938年12月18日，香港《立报》刊出一篇题为“西南联大概况”的报道，展转向日军铁蹄下的中国学子们，传达了一个令人鼓舞的讯息：“西南联大开学了！”据报道，西南联大在云南昆明于当年12月1日开学，12月8日正式上课，全校新旧同学及转学者，共计一千六百余人。

原来，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战争爆发，举国共赴国难之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率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0月25日开学。1938年4月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联大荟集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在办学的8年中毕业学生约2000人。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4日，梅贻琦在昆明宣布西南联合大学正式结束，三所学校分别北上复员。联大师范学院则留在昆明，改成国立昆明师范学院，成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云南留下的永久纪念。

1946年11月1日，已各自复课的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师生齐聚北平，举办了盛大的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庆典。虽然实体意义上的西南联大这所战时组建的庞大学校业已解散，但在抗战中缔造的联大精神，却让出席此次庆典的师生铭记难忘——梅贻琦、黄子坚、胡适等三校代表纷纷到会致辞，追忆过往，也为后世研究者留下一笔珍贵的口述史史料。但查阅相关著述，对此次庆典虽略有记述，却始终未见有详细披露者。向来对近现代文教事件记载甚详的《胡适日记》，也未有任何记录；此外，无论是胡适，还是梅贻琦的晚年忆述，也未见提及，这对后世研究者而言，当然是相当遗憾的。这就意味着，对于“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这一事件，只能模棱两可的成为一则待考的“词条”，想做“名词解释”，几无可能。

殊不知，1946年11月2日，北平《世界日报》曾以较大篇幅报道过“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可谓一补前史，为西南联大校史补题上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句点”。因资料难得，在此酌加整理，转录全文如下：

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纪念日

三校热烈联合庆祝

梅贻琦说：三校合作的精神应该要继续

黄子坚说：三校在友谊上应作学业竞争

胡  适称：是世界教育史的一页

【本报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昨日联合举行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纪念日。晨九时，国会街北大门院，即涌满活跃的联大学生，九周年纪念特刊，在大门旁发卖，四壁纪念报刊，都是介绍联大八年来的回忆事迹。十时，胡适校长与陈雪屏两氏，同车同至。之后南开秘书长黄子坚，率联大学生五人，由津来平参加盛会。清华梅校长，因交通工具关系，率学生数人，于十时半即达会场。十时五十分，纪念会开幕。

梅贻琦校长首先致词

梅贻琦首先致词谓：今天是西南联合大学九周年纪念日，今天三个学校，已经离开昆明，回到北平。八年来，我们都在昆明。现在感觉到非常幸运，全部又回来了，尤其大家聚集在这里。然而想到从长沙的临时大学迁移至昆，遇到的困难，度着磨难的日子，今日联大的常委张伯苓、蒋梦麟、傅孟真，不能回来同庆，还有留在昆明的师长们，师范学校成立了独立一部份，联大查训导长留在那里。我愿意从军的师生，欢欢喜喜的到来。牺牲了的师生们，他们为了国家……我一面为他们禁不住感伤。还有因当局防护不周，而殉难的师长，回忆这些，我们这个会，不应仅在形式上，需特别着重过去联合的战果，三校分开了，三校合作的精神，应该继续。因为抗战以前，三校已经有相同的教育方法，或者是大同小异，人事上有“通家”的传统。胡适之先生是清华的校友，清华文学院长冯友兰，是北大校友。南开秘书长黄子坚，也是清华校友，张伯苓在很早以前，曾任清华教务长，我自己在南开受过教。俗话说“亲戚远来香”，但三校越近越香。梅氏还对长沙与昆明的情形，叙述很多，说胡校长于二十六年离国前，还去长沙绕路半小时。由长沙到昆明，不像那些为安全而去西藏，喜马拉亚山避炸弹。联大选定了昆明，都是为了西南的交通路线，滇缅公路，可以运图书仪器，以为补充。三十三年因战局的关系，曾一度设叙永分校，但不久即迁回昆明。不是已经没有危险，一度敌人趋贵阳，同人们仍冒危险努力，一直听到胜利的消息。又等了一年，今年三四月间，陆续返平，七月底，最后一批学生，坐了难民车，经三个月功夫，联大三校已大部复校回来了。九年来，可以说在勉强的情形下，有着勉强的结果。最后，梅校长以“彼此本合作精神努力”一语，结束此三十分钟的演讲。

南开黄子坚，他的话引起大笑

其次，由南开秘书长黄子坚致词谓：梅校长清瘦的面貌，男低音的声调，可以回想昆明大西门外草坪上的情境。北平的阳光，和昆明一样，现在要冷了，希望今年北平的冬天，和去年一样。他回忆昆明长沙圣经医院的情形，从长沙到昆明，他和李继侗，袁复礼等步行六十余天。二十九年，敌人轰炸三校，曾派他赴川贵各地巡视，觅一校址。他笑说四川的滑竿，主要是三种生物乘坐，新娘子、猪和大学教授。他的话不断的引起听者大笑，他最后说：过去虽可珍惜，但是要展望将来，把握现在，希望三校在友谊上作学业的竞争。

胡适说，我应该是太老师

这时，轮到胡适校长说话了。他说：还是有点喉痛，不敢大声说话，现在是客人，但不敢以客人自居。北大应由汤用彤和杨今甫两位出席，但是他们一个病了，一个代我主持国文系的系务，都不能来。在会场外看见纪念的标语有八年的，也有写成九年的，如说九年，临时大学在长沙的学办，是我首先提议，我是创办人之一。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教育界人士，参加庐山会后回南京，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负责人，都在那里，经胡适建议，长沙设立临时大学第一区。胡适称：去美国后，第二年敌人炸南大，同事寄去的被炸照片，经我亲自写文章送各报馆刊载。因此联大不仅是我国历史的一段，也是世界教育史的一页。我对于长沙率领学生步行六十八天，历一千英里之旅的教授们，表示崇敬。对梅校长三校“本来是通家”一语，极为同意。我不但是清华的校友，清华校长罗家伦是我的学生，我应该是“太老师”。北大的理学院饶毓泰、数学系主任现任代理理学院院长江泽涵，都是南开校友。清华朱自清教授，是北大学生，因此“通家”的事实，不胜枚举。胡氏最后提出此次赴南京开会前一天，梅校长与陈岱荪访晤时一句话：“休戚相关”。

只有合作，才有办法

他认为九年的合作，九年的流亡，只有合作，才有办法。纪念会至十二时，午后一时联大教授吴之椿、孙云铸、费青、冯至、袁家骅、吴晗等讲演。联大图片展、朗诵诗歌会、球赛，及七时举行的戏剧联欢晚会，会况热烈空前，参加达千人，夜九时许始散。

这篇1800字的报道，“现场感”十足，生动描述了“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这一历史事件的细节。清华、北大、南开的“通家”之谊，抗战之情，“休戚相关”之传统，已跃然纸上，三校共同缔造西南联大的奇迹，在梅贻琦、黄子坚、胡适的口中娓娓道来，恍然如昨。事实上，清华、北大、南开三校亲密合作、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支撑联大度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是联大成功办学的根本保证。抗战爆发后，除西南联大其他部分学校还组建了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工学院等，但都未能成功维持下来。正如冯友兰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所说“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值得一提的是，梅贻琦致辞中提到的“叙永分校”，称设立时间为“民国三十三年”，即1944年，可能记忆有误。据当年叙永分校学生郎昌清忆述，该校设立时间应为1940年。叙永是位于川、黔、滇交界上的一座小县城，今归属四川泸州市管辖。此地是盐商贩运食盐至黔、滇必经之路；长江支流永宁河蜿蜒曲折穿过县境，把叙永县分成东西两城。两城之间有上、下两座桥相通；地势险要，易守难攻。1940年，日军借道安南(现越南)攻滇，昆明也危在旦夕，西南联大为此也做了必要时迁校之准备。于是同年设立叙永分校，让大一新生先在此上课，限 12月20日报道。叙永分校的开学时间为1941年1月6日，到8月中旬就结束了第一学年的全部课程；同时，第1批学生回到昆明本校，也就宣告了叙永分校的结束。

抚今追昔，纪念日之后，庆典之后，乃是一段历史的结束，更是未来的开启。西南联大结束其八年历史使命，开办九年后仍然留驻于广大师生记忆中；而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的北上复校工作，仍是千头万绪，还需更多商议。1946年11月3日，北平《世界日报》又刊发报道，称三校在北大开联席会议，要联合汇编校志，商议复校校务等。1947年4月27日，清华大学三十六周年校庆，原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兼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又邀请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原西南联大训导长兼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南开大学秘书长黄子坚等出席，留下了一帧珍贵的西南联大原有三校及新生一校的“四校负责人”存照，这或亦是“世界教育史的一页”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