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双雄——陶寺与石峁的“恩怨”简史索隐
大约距今4300~3800年之间，随着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大变革，第一波以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屈家岭-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区域文明中心的大衰退，黄河中游地区的陶寺文化与黄河上游及河套地区的老虎山文化石峁集团，闪亮登场，占据了中国文明起源的舞台中央，成为黄河“几字形”大拐弯地区东西分隔、南北相峙的双雄。
韩建业、邵晶二位先生通过考古学文化面貌和文化因素的分析，判断陶寺文化早期（距今4300~4100年），陶寺与石峁的来往并不密切，但已开始接触[1]。邵晶先生认为这样接触可能是远程贸易的结果，我们则根据两地互见的文化因素以陶鼓、石磬、石厨刀为主，这些在器物在陶寺文化早期王族墓地里均属于礼器组合，且陶寺文化早期，不论是陶寺还石峁，都着力营建都城的核心区——“宫城”，推测陶寺文化早期，双雄的接触还在于“社会上层交流网”的“触网”，彼此相互欣赏，相互吸引。
陶寺文化中期（距今4100~4000年），随着陶寺文化重要炊器釜灶被老虎山文化系统的肥足鬲变种（老虎山文化肥足鬲与陶寺文化釜灶的结合体）所取代，双雄都开始营建“巨无霸”大城，石峁开始大行玉器，并向陶寺渗透，标志陶寺与石峁的交流密切[2]。陶寺与石峁双雄相互的交流进入实质性的密切阶段，双方关系步入蜜月期。
陶寺文化晚期（距今4000~3900年），从陶器文化面貌上，不可否认石峁集团的老虎山文化因素对于陶寺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催生了陶寺文化晚期文化面貌的巨变[3]。韩建业先生将这一现象解读为“稷放丹朱”[4]，我们直接认为是石峁集团征服了陶寺文化[5]，戴向明先生认为，虽然目前还不能确定陶寺晚期的衰落是否与石峁的南下冲击有关，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6]。显而易见，陶寺文化晚期，陶寺与石峁双雄“友谊的小船彻底翻了”！
通过“黄河文明的标识”展览，人们不难领略到在龙山时代末期，中国文明核心在黄河中游地区形成的风云际会之际，陶寺与石峁这两个黄河中上游地区最大的邦国，上演了怎样的“大国关系”变化历程——从相互欣赏接触，经密切交流的蜜月，到最后的“你死我活”。这一似曾相识的“大国关系”演变历程背后的不为文献所载的“隐秘”故事，才是中国文明核心形成与黄河流域早期国家诞生过程中，真实的“历史大剧”。
一、双雄前生与临世：何以陶寺？何以石峁？
尽管目前石峁都城遗址的最早年代还说不太死，但是早到距今4300年前后应该问题不大，也就是说陶寺与石峁这对双雄，几乎同时横空出世。
从根祖文化看，陶寺文化与石峁集团的老虎山文化出自同一渊源——庙底沟文化。陶寺文化的主脉前身是庙底沟二期文化，大本营在豫西晋南[7]。庙底沟二期文化前身就是庙底沟文化，核心区在豫西与关中平原。庙底沟文化北上至内蒙南部和陕西北部，形成了白泥窑子类型，经仰韶文化三期海生不浪类型（相当于晋南的西王村三期），发展为阿善三期类型（相当于晋南庙底沟二期文化），再发展为老虎山文化[8]。陶寺与石峁先祖，早在庙底沟文化时期便分家了，以致两分支越走越疏远，文化差异越来越大。按照韩建业先生的分析，老虎山文化可以算做黄帝后裔的文化，石峁类型则是黄帝后裔戎狄化的文化，具体说有可能是北狄文化[9]。而陶寺文化则是黄河中游地区庙底沟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正宗的传人。
陶寺遗址经历了四十余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已经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证据链条，指向陶寺遗址为“尧舜之都”。其中，陶寺文化晚期，除了陶寺晚期偏晚某段时间“昙花一现”式的政权复辟之外，长达100余年的长时段里，陶寺遗址总体上说被石峁集团统治，丧失了都城地位，陶寺邦国也不复存在。陶寺文化中期很可能是舜的都城，陶寺文化早期为尧都[10]。
陶寺文化早期王族墓地总计清理陶寺文化墓葬1309座，一类王墓6座，二类大贵族墓30座，皆为陶寺文化早期，三类中下层贵族墓葬149座，绝大部分也为陶寺文化早期[11]，个别为陶寺文化中期[12]。足见，所谓“尧”是陶寺文化早期王族的名称，也不仅只有一位君王成为尧。诚然，开国建都之君，以“尧”为名，因他在黄土塬上用夯土基础和土坯墙体[13]，创建了一座都城，居功至伟，造名曰“尧”[14]。
我们曾经分析，陶寺文化早期的主要文化母体，来自于晋南垣曲盆地，很可能以庙底沟二期文化东关遗址为老家[15]。陶寺邦国的开国之君“尧”，为何要从垣曲东关“老营”分裂出来？《尚书·尧典》上来便是对尧的功绩定性：“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没说尧立国之事。
《史记·五帝本纪》闪烁其词曰：“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不善（崩），而帝放勋立，是为帝尧。”《索隐》云：“古本作‘不著’，……俗本作‘不善’。不善谓微弱，不著犹不著明。卫宏云：‘挚立九年而唐侯德盛，因禅位焉。’”《正义》引《帝王纪》云：“帝挚之母于四人中班最在下，而挚于兄弟最长，得登帝位。封异母帝放勋为唐侯。挚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诸侯归之，挚服其义，乃率群臣造唐而致禅。唐侯自知有天命，乃受帝禅。乃封挚于高辛。”今定州唐县。
从《五帝本纪》这段文字解读来猜测，尧在垣曲“老营”，不满昏庸无能的兄长挚掌权，故分裂出来，另占山头。不论是事实上的负气出走还是美化成分封于唐，总之，尧是带领一众人，从垣曲盆地庙底沟二期文化“老营”出走了。垣曲盆地东为太行山系，西为吕梁山系，年轻气盛的尧有南北两个方向的出路。向南，越过中条山尾，可进入黄河谷地平原，即灵宝地区著名的铸鼎原等六大黄土塬，这里曾经是庙底沟文化的核心区，有密集的仰韶文化遗址以及北阳平、西坡等中心聚落，集中了众多有关“黄帝”的传说与地名[16]。假如尧进入灵宝地区铸鼎原一带，便是回到先祖之地。然而，垣曲盆地北部的临汾盆地，则实际更具有吸引力，尧进入了号称为“唐”的临汾盆地。尧之所以选择向北出走，而不向南，北方定有仿佛一股“磁石”般的势力，在吸引他。现在我们明白了，这块巨大的磁石就是降临在秃尾河流域的石峁城址，一个戎狄化的、全新的、与中原传统非常不同却生机勃勃的商业文明中心和宗教中心。
年轻有为的尧，要建立自己的政权，必须吸纳更新的、外来的政治艺术、统治理念的滋养，彻底摆脱陈旧的政治谋略枷锁，做出自己的政治发明，并且发展自己的经济，奠定自己邦国的经济基础。尧只有同戎狄化的、具有对于传统黄河中游地区来说全新精神文化的石峁，进行“社会上层交流网”的交流，才能获得社会统治观念的营养，只有同从事边贸商品经济的石峁进行贸易，输出农产品和特殊石器产品，才能获得丰厚的回报，在短期内迅速积累国家财富。这两条，乃是“尧德盛”的根本。
由于石峁的巨大磁场的存在，尧决定北进临汾盆地，立国建都，大方向上与石峁靠拢。不过，因为夏至影长“地中”1.6尺的标准，已经据垣曲盆地老营的实测数据而固定，成为“正统”地位的标尺，因而又限定了尧定都选址，不可能无限地靠近石峁城址，不能超过“地中”晷影标准1.6尺过多。于是，尧经过像“周公卜洛”那样在临汾盆地各处圭表测量“相宅”，在临汾盆地的东缘，确定了夏至晷影1.69尺的极限边界，再向北便为1.7尺，超越了“地中”标准，都城选址则失去“正统”的地位，也无法用夏至测影的方式，验证给别人看自己的都城是符合“地中”标准[17]。
而临汾盆地周遭，最高峰是东侧太行山系太岳山脉的主峰崇峰，俗称塔儿山，海拔1493米，山峰形态如盘腿席地端坐的左衽之人（图一），作为都城背靠的“祖山”最佳首选。
图一 从陶寺遗址看东部的“祖山”塔儿山
加之，塔儿山主峰上半年2月27日（四千年前3月16日）日出时日切主峰标志春祀大社与冰消节令，下半年10月14日（四千年前10月31日）日出时日切主峰标志秋祀天地和初霜节令，都是陶寺文化所需要的天文准线[18]。于是这个观测点只能落在今天的陶寺遗址东南。
此外，陶寺都城的选址当然还考虑到大的地理环境，包括农业土地资源、水资源的利用和趋利避害、大崮堆山的特殊石料资源利用[19]。大崮堆山特殊的变质砂岩适于制造坚韧“穿甲箭镞”，陶寺文化早期便开始制造这样的箭镞，或许也是同石峁交易的军工商品之一，只是交易量很可能不大[20]。
尽管至陶寺文化中期，陶寺都城规划的“八卦”宇宙观指导才显山露水[21]，但陶寺都城选址毕竟是陶寺文化早期便选定的，暗示陶寺文化早期都城选址时，便对陶寺都城选址的微地貌环境与天、地、山、泽、火、水、风、雷“八卦”宇宙观附会，有所考虑。
另一方面，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神木秃尾河东岸的山峁上，介于黄土高原与毛乌素沙漠之间。这里的生态环境并不适于农耕，缺乏广袤的草场，也不适于游牧，处于农牧过渡地带。石峁城址以北广袤的蒙古高原、西北的阿尔泰地区，是游牧族群生活的家园，他们需要黄河中游地区主要是豫西晋南地区农业族群生产的粮食。而石峁城址以南的豫西晋南地区农业族群需要北方草原族群生产的牲畜如绵羊与黄牛及其相关制品作为生活资料的补充。因此，石峁城址作为不同地域间、不同文化间、不同生业间之农业与牧业商品交换大都市的区位作用，便凸显出来。显然，石峁城作为边贸商业国家的都城，它的选址首先占领边贸交易市场区位，交通便利，不论是游牧部族还是农业部族，来到石峁边贸市场均有适宜的可及性[22]。同时，石峁的选址一定要易守难攻的地貌，商贸城市军事防御性是第一位的，要保障商人与商品货物的安全，也就是保障市场的安全，这是石峁城市赖以生存的生命线[23]。
陶寺与石峁都城选址时，似乎都在有意无意地向对方靠拢，相互吸引、相互欣赏是主旋律，陶寺文化早期与石峁早期在行为上，必然表现为邵晶先生所谓的有限的接触与交易，社会上层交流网的交流贡献也不可小觑。
二、双雄联手的“蜜月期”
陶寺文化中期与石峁集团发生了深刻的互动，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彼此又相互保持自己的个性，和谐共处。双雄都开始向各自发展的巅峰冲击，都营建各自巨大的外郭城。陶寺外郭城城门加筑“C”字形瓮城，有可能受到石峁皇城台门址凹凸扣合形内、外瓮城结构[24]的启发，发明了简单却实用的军事城防工事“C”字形瓮城。石峁外城东门遗址的始建年代可能略晚于陶寺中期外郭城城门。受陶寺中期外郭城“C”字形瓮城的启发，石峁外城东门以皇城台门址“凹凸扣合形内、外瓮城结构”为蓝本，吸收了陶寺“C”字形瓮城的合理性，建造了更加复杂的反“乙”字形门道的内、外瓮城结构[25]。陶寺宫城东北角，于陶寺文化中期在外侧增建了一个“碉楼”式的瞭望建筑（图二），很有可能是学习石峁城外东侧的“瞭望塔楼”建筑的结果。同时陶寺邦国“国企”大量生产大崮堆山变质砂岩材质的破甲箭镞，很有可能卖给了石峁城，将石峁城的玉币换回到陶寺，一方面陶寺在石峁边贸市场的主导下，被纳入了华西系“共同市场”，包括石峁、陶寺、清凉寺、齐家文化，以华西系玉器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由石峁主导[26]。另一方面，陶寺邦国不是商品经济基础，因而将赚回来的玉币逐步退出流通领域，变作玉礼器，形成自己的礼制特色[27]。
陶寺文化中期，陶寺与石峁双雄的关系进入到“蜜月期”。而这个蜜月期的到来，实际上是陶寺邦国内部王族的更迭，所促成的。
陶寺都城遗址的聚落形态考古研究已经初步表明，陶寺文化早期与中期的统治者，变换了王族。从都城由早期非典型的两城模式，发展到中期宫城-外郭城双城制，早期与中期王族不同茔域、宫城内宫殿建筑群的变化、丧葬礼制的重大变化、世俗生活文化面貌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这一系列显著变化，都表明陶寺邦国政权在早期与中期不同王族之间“禅让”了。如果说陶寺文化早期都城为尧王族所统治，那么中期都城便是舜王族所统治。尧舜禅让在中国历史上被称颂为“圣王文德”的楷模，是历代帝王追求或标榜的最高道德境界。不过尧舜禅让历史的真实，恐怕没有这么美丽，虽不至于血雨腥风，但也必然充满了明争暗斗，阴谋阳谋。
图二 陶寺宫城东北角中期增建“瞭望碉楼”夯土基础及柱洞
从《史记·五帝本纪》梳理尧舜权力交接过程可以看出，尧七十岁时，舜已在民间以孝行闻名二十年，舜时年三十，舜已经在历山、雷泽、河滨一带活动，建立起自己的“根据地”。事实上已经对尧政权构成了很大的挑战。尧为笼络和监视舜，将二女下嫁给舜，居于妫汭。舜辅佐尧从政二十年，而后禅让王权，使舜摄政八年，尧崩。三年丧毕，天下归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集解】：刘熙曰：“天子之位不可旷年，於是遂反，格于文祖而当帝位。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这里所谓的“中国”，显然是指有帝尧祖庙的地中之都——尧都，就是陶寺。如此我们还原历史的真相，舜在入主“中国”陶寺城之前，主要在自己的大本营活动，在那里苦心经营，积累各种领导能力和政治资本，同帝尧角力，最终“迫使”尧禅让。
洪洞万安镇无影塔旧照
俯视尧庙村清同治年间 碑碣“陶唐管下”
2018年10月17日洪洞万安镇尧诞辰娘娘庙祭奠
2018年10月17日洪洞万安镇尧诞辰娘娘庙祭奠祭品
关于妫汭地望文献虽有多种说法，但主要集中在河东郡，即黄河以东、汾河以西的晋南地区[28]，这里是古冀州。尧和舜虽然分属两个不同的王族，但是考古学文化面貌很可能是同一个，即陶寺文化。只是中心聚落不同。河东地区陶寺文化分布的密集区，在汾河东西两岸分别集中在汾西区和汾东区。汾西域集中在今洪洞县，这里同样有妫汭、历山等地名。其中洪洞万安遗址地处妫汭，为陶寺中晚期，面积36万平方米，2014年6月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田建文先生试掘，可以初步判定万安遗址为汾西区的中心聚落。万安遗址所在的万安镇有一有关舜的传说极为集中，如夯土寨堡“国家堡”，国家堡内的“姚商院”，姚商院外的“舜王楼”，国家堡南拐角“重华塔”，姚头村的制陶业，万安镇“娘娘庙”供奉娥皇和女英，万安镇西北妫汭沟岸的土梁上，原有一座“无影塔”，暗示这里曾经也被宣称为“天下之中”。
“历山”遗址距万安遗址西十余里处的山区，为陶寺中晚期的小型遗址总面积约2万平方米[29]。笔者在历山舜王庙观察周围山川形势，很有可能是舜观象授时的观测地。我们大胆推测，史说“舜耕历山”只是个幌子，他自己摸索历象日月星辰制定历法，挑战尧垄断天文历法的特权，实际就是在挑战帝尧统治的神圣性、正统性和垄断性。而相映成趣的是，万安镇的无影塔，暗示舜也掌握圭表测量技术。尧所垄断的天文历法技术包括地平历和圭表测量，舜均通过自己的探索掌握了，成为他同尧分庭抗礼的资本和软实力，也成为日后陶寺中期陶寺观象台建设和IIM22随葬圭尺的知识储备。
洪洞县历山神立庙会、万安娘娘庙会和羊獬庙会，即娥皇女英祭祀大巡游活动，兴自唐大历年间，至今繁盛[30]。贯穿了万安和历山两个重要陶寺文化遗址，确实与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有考古调查资料和文献资料与民族志资料综合可见，洪洞一带应该是舜取代尧王族入主陶寺“中国”之前的大本营。
汾东区域集中在今浮山县与翼城县交界地区。据明《洪武-平阳志》称，浮山乃“尧子丹朱食邑之地”[31]。尧庙村陶寺文化早中期遗址，大约有45万平方米，显然是汾东区陶寺文化的中心聚落。该村清代同治九年《修复北尧庙碑记》碑额赫然镌刻四个大字“陶唐管下”。《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云：“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舜篡尧位，立丹朱城，俄又夺之”[32]。我们有理由相信，“尧舜禅让”过程中，这类“软禁”逼宫的事件，有可能都曾真实发生过，正如李世民“玄武门兵变”逼宫，迫使唐高祖李渊禅让。浮山尧庙村遗址，作为舜软禁“尧子丹朱”即尧王族的最末一位继承人的中心聚落，不是没有可能的。
显然，舜自己的文化根基，是陶寺都城以北今洪洞-浮山一线，再向北进入霍山，便是晋中地区石峁集团“杏花村类型”的地盘了。这意味着，舜王族的起家，紧紧依靠着石峁集团。故事讲得直白一些，舜的上位，极有可能借助了石峁集团背后强有力的暗中加持，使尧舜争权抗衡的天平，向舜倾斜。舜上位成功后，与石峁发展全面的“友好伙伴关系”，来往交流密切，成为石峁集团强有力的“贸易伙伴”。文化上交流也日益深刻，老虎山文化的双鋬肥足鬲开始渗透到陶寺文化。舜营建的陶寺观象台观测柱缝系统，采用了欧洲风格的“列石”技术系统加以优化。
三、双雄反目：“友谊的小船彻底翻了”
陶寺文化中期，舜王族的统治持续约百余年，陶寺邦国也发展到了顶峰。不幸的是，陶寺文化中期晚段或中晚期之际，陶寺与石峁邦国反目成仇。我们在平毁陶寺宫城北墙中期墙基的小墓地里，发现陶寺文化中晚期之际的小墓葬，出现了用筒腹肥足鬲扣头部的葬俗（图三），与陶寺文化早、中期传统葬俗迥异。
图三 陶寺宫城北墙中期基础上的小墓
陶寺宫城东北角门生土豁口南部，被陶寺文化中晚期之际的地穴式房子破坏，房子的居住面灶坑部位，残留一件大口肥足鬲（图四），裆底呈炮弹头尖状凸起（图五），这是典型石峁肥足鬲裆底的做法。我们意识到，陶寺与石峁双雄的“友谊小船”此时彻底翻了，石峁集团征服了陶寺邦国[33]。个中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且错综复杂的，目前没有太多的考古证据。
陶寺与石峁双雄的确存在着经济基础、意识形态、价值观等本质性的差异。譬如陶寺邦国是自然农业经济为基础，石峁以商品经济为基础；陶寺统治者追求“豶豕之牙”文德上政，石峁崇尚“武功”；陶寺统治者迷恋宇宙观里的“天下之中”的正统观念，石峁追求“耶路撒冷”式的宗教圣城商贸大都汇；陶寺的神权远低于王权，甚至可以说神权是王权的附庸，石峁则是神权与王权并重；陶寺以玉为礼，石峁以玉为币等等。即便如此，陶寺与石峁商品贸易上近百年的相互依存，上述差异也存在了近百年，双雄长时段相安无事，最后怎么就说掰就掰了呢？
图四 陶寺宫城东北角门生土豁口出房子及陶鬲
图五 陶寺宫城东北角门生土豁口出房子出土陶鬲
不过，我们从陶寺文化中期，陶寺邦国巨大的穿甲箭镞石器工业商品生产的产能推测，陶寺邦国穿甲箭镞军工商品，主要输出伙伴是石峁，石峁与陶寺双雄原本依赖穿甲箭镞生意各自获利颇丰，但时间长了，“利字当头一把刀”，双雄当朝者的贪利，挑起了原本亲密的双雄矛盾冲突加剧，最终不可收拾。论军事与财富实力，石峁集团明显更加强势，陶寺邦国被征服，似乎是必然的结果。陶寺文化晚期，陶寺遗址被石峁集团长达百年的殖民统治，陶寺“原住民”与大量的外来人口如大杂院一般地聚集在一起，主要从事石镞、骨器、绵羊养殖和农产品等殖民经济生产[34]，其中大崮堆山变质砂岩穿甲箭镞生产与大崮堆山变质砂岩资源，才是石峁集团最看重，也是石峁集团征服陶寺邦国并进行殖民统治最主要的动机和目的，无非是搞垮陶寺邦国的政府，直接攫取更大的经济利益[35]。
值得一提的是，陶寺文化晚期，陶寺文化分布区里有三个超大型的聚落，它们分别是300万平方米的陶寺、曲沃和翼城交接处的200万平方米的南什-方城、绛县近400万平方米的周家庄遗址。这三处超大遗址当中，陶寺与周家庄都做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南什-方城遗址也做过系统调查和试掘，除了陶寺遗址明确在陶寺晚期偏晚阶段有过昙花一现式的复辟，其他时段同南什-方城、周家庄遗址一样，没有都城的内涵与地位，只有密集的人口，超大的面积，杂乱的聚落布局，低层级的聚落等级。这种聚落形态令考古学家百思不得其解。
其实，假如我们换个思路，承认陶寺文化晚期被石峁集团征服，陶寺、南什-方城和周家庄，无非是石峁集团集中管理陶寺文化“原住民”的超大殖民点，就不难理解陶寺文化晚期超大规模聚落与低级聚落等级之间的矛盾现象了。
四、尾声：石峁结束了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的生命
由于陶寺文化晚期偏晚某个时段，陶寺政权实现的短暂的复辟，重建的宫城，增建了带门阙的宫城南东门，宫城里营建了陶寺文化晚期的大型建筑，扩建了城北的地坛。可惜，没过多久，石峁集团再次翦灭陶寺复辟的孱弱政权。为了防止陶寺遗址的“原住民”即尧舜的后人再搞复辟，石峁集团将陶寺文化人北迁至陕北与内蒙南部，打散后一部分掺进神木新华遗址类的当地族群，大部分掺进朱开沟文化当中，陶寺遗址的生命被结束，陶寺文化被最终消解，在神木新华遗址[36]和内蒙朱开沟文化中能找到陶寺文化晚期文化因素明确的遗绪[37]。
（原文刊载于《黄河文明的标识——陶寺·石峁的考古揭示》，山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11月。）
注释：
[1] 邵晶：《石峁遗址和陶寺遗址的比较研究》，《考古》2020 年 5 期。
韩建业：《老虎山文化的扩张与对外影响》，《中原文物》2007年第1期。
[2] 邵晶：《石峁遗址和陶寺遗址的比较研究》，《考古》2020 年 5 期。
[3] 邵晶：《石峁遗址和陶寺遗址的比较研究》，《考古》2020 年 5 期。
[4] 韩建业：《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5] 何努：《对于陶寺文化晚期聚落形态与社会变化的新认识》，《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续）》，科学出版社，2015年9月。158~171页。
[6] 戴向明：《陶寺、石峁与二里头——中原及北方早期国家的形成》，《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4期。
[7] 何驽：《陶寺文化谱系研究综论》，《古代文明》第3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54～86页。
[8] 韩建业：《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88~155页。
[9] 韩建业：《石峁人群族属探索》，《文物春秋》2019年4期。15~16页。
[10] 何驽：《陶寺考古：尧舜“中国”之都探微》，《帝尧之都，中国之源——尧文化暨德廉思想研讨会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12月。63~123页。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第二册），文物出版社，2015年。440~513页。
[12] 何驽：《关于陶寺早期王族墓地的几点思考》，《三代考古》（八），2019年10月。24~33页。
[13] 何驽：《湿陷性黄土地基： 陶寺城墙建筑技术的关键问题》，《华夏考古》2018年6期。65~76页。
[14] 何驽：《怎探古人何所思——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与实践探索》，科学出版社，2015年。403~404页。
[15] 何驽：《陶寺文化谱系研究综论》，《古代文明》第3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54～86页。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灵宝西坡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年。1~13页。
[17] 何驽：《怎探古人何所思——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与实践探索》，科学出版社，2015年。130~131页。
[18] 何驽：《怎探古人何所思——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与实践探索》，科学出版社，2015年。79~115页。
[19] 何驽：《都城考古的理论与实践——从陶寺遗址和二里头遗址都城考古分析看中国早期城市化进程》，《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9年。3~58页。
[20] 何驽：《陶寺遗址石器工业性质分析》，《三代考古》（七），科学出版社，2017年10月。448~459页。
[21] 何驽：《怎探古人何所思——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与实践探索》，科学出版社，2015年。195~207页。
[22] 何驽：《黄河流域史前商品经济及其考古指标和相关问题试析》，《李下蹊华——庆祝李伯谦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7年2月。157~177页。
[23] 何驽：《中国史前奴隶社会考古标识的认识》，《南方文物》2017年2期，1~25页。
[24]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神木县石峁城址皇城台地点》，《考古》2017年7期。46~52页。
[25]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考古》2017年7期。15~24页。
[26] 何驽：《中国史前奴隶社会考古标识的认识》，《南方文物》2017年2期，1~25页。
[27] 何驽：《华西系玉器背景下的陶寺文化玉石礼器研究》，《南方文物》2018年2期。36~50页。
[28] 钱穆：《史记地名考》（上），商务印书馆，2001年。63~64页。
[29] 李健民：《历山考古记略》，《舜耕历山在洪洞》，山西出版集团，三晋出版集团，2009年。11~16页。
[30] 张青主编：《洪洞县志》（上部），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2005年。604~605页。
乔忠延：《千秋亲情看万安》，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2015年。
[31] 《平阳志》，洪武十五年刻印（1383年）。
[32] 袁珂，周明：《中国神话资料萃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172页。
[33] 何努：《对于陶寺文化晚期聚落形态与社会变化的新认识》，《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续）》，科学出版社，2015年。158~171页。
[34] 何努：《对于陶寺文化晚期聚落形态与社会变化的新认识》，《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续）》，科学出版社，2015年。158~171页。
[35] 何驽：《陶寺遗址石器工业性质分析》，《三代考古》（七），科学出版社，2017年10月。448~459页。
[36]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神木新华》，科学出版社，2005年。
[37] 韩建业：《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153~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