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记录还是文以载道？史实应当为观点和道理服务吗？

文｜刘志斌

其实这事，真不能完全怪欧阳修。

欧阳修生于真宗景德年间，于仁宗天圣年间出仕，当时已经是北宋中期了。那段时间里宋代“祖宗家法”日趋成熟，社会趋于稳定、经济不断发展、日后愈演愈烈的“三冗”问题彼时虽然已经露出了苗头，但尚未激烈到足以引发巨大变革的程度。而另一方面，唐末五代通过肉体消灭的方式基本摧毁了魏晋以来的门阀士族，北宋初期大开科举，为普通士子提供了难得的晋身之阶，儒家士大夫作为一个群体，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第一次成了主角，他们迫切地需要新的思想和理念，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后人将这套新的思想与理念称为“宋学”。

所谓“宋学”，可以被理解为“宋代儒学”，或是“宋代学术”，其特点是强调儒学的实用价值，强调通经致用，以实现“内圣外王”之道。宋学的思路和观点与强调训诂的汉代儒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学者们认为，宋学正是以义理之学代替了汉唐以来的章句之学。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宋儒不讲究寻章摘句、死抠字眼的笨功夫，他们追求的，是用文章来讲述道理，树立新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而欧阳修，正是宋学的创建者之一。

所以对欧阳修来说，《新五代史》中是否存在史实错误，关系并不是很大；但道理有没有讲到位，影响却很大。在欧阳修看来，所谓史实，应当为他的观点和道理服务，只要观点正确，那么就算有些许谬误之处，也是没关系的。反过来说，假如一部史书仅仅是记载了一些史实，而不能“垂劝戒，示后世”的话，那么这部史书——比如说，《旧五代史》——存在的价值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