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培恒：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三）

章培恒：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一）

章培恒：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二）

请看前文

四

因为在百回本《西游记》之前，至少已出现过一种题为《西游记》的比较简单的本子，百回本《西游记》即以此类本子为基础加工而成，所以，造成百回本《西游记》中两种方言并存的现象的，实有三种可能性：一、百回本所据以加工的底本中，原有这两种方言；二、底本中原有一种方言，百回本的作者在加工时又增添了另一种方言；三、百回本的作者精通两种方言，它们全都出于他的手笔。

吴承恩是淮安人，又当过长兴县丞，自有精通这两种方言的可能性。但我们必须先肯定了百回本《西游记》出于吴承恩之手，然后才能以他精通两种方言为理由来肯定上述的第三种可能性。而如上所述，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出于吴承恩、尚是一个有待证明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能把一个有待证明的命题作为立论的出发点。所以，为了判断这三种可能性中的哪一种足以成立，我们必须将百回本跟它以前的本子加以对照。鲁迅先生曾把朱鼎臣本作为早于百回本的本子。这一说法被郑振铎先生否定后，鲁迅先生也接受了郑振铎先生的观点。但后来澳大利亚籍的柳存仁教授又为鲁迅先生早先的观点辩护，并且也有相当的理由 ；看来这仍是一个尚未最后解决的问题。不过，既然对于朱鼎臣本的时代问题尚无一致的结论，我们也就不能拿它来跟百回本相对照，而只能把《永乐大典》所收的那一段《西游记·梦斩泾河龙》作为对照的依据。现将原文引录于后：

长安城西南上，有一条河，唤作泾河。贞观十三年，河边有两个渔翁，一个唤张梢，一个唤李定。张梢与李定道：“长安西门里，有个卦铺，唤神言山人。我每日与那先生鲤鱼一尾，他便指教下网方位。依随着，百下百着。”李定曰：“我来日也问先生则个。”这二人正说之间，怎想水里有个巡水夜叉，听得二人所言。“我报与龙王去！”龙王正唤做泾河龙。此时正在水晶宫正面而坐。忽然夜叉来到言曰：“岸边有二人，却是渔翁。说西门里有一卖卦先生，能知河中之事，若依着他算，打尽河中水族。”龙王闻之大怒。扮作白衣秀士，入城中。见一道布额，写道：“神翁袁守成于斯讲命。”老龙见之，就对先生坐了。乃作百端磨问，难道先生。问：“何日下雨？”先生曰：“来日辰时布云，午时升雷，未时下雨，申时雨足。”老龙问下多少，先生曰：“下三尺三寸四十八点。”龙笑道：“未必都由你说。”先生曰：“来日不下雨，剑了时，甘罚五十两银。”龙道：“好，如此来日却得厮见。”辞退，直回到水晶宫。须央，一个黄巾力士言曰：“玉帝圣旨道：你是八河都总泾河龙，教来日辰时布云，午时升雷，未时下雨，申时雨足。”力士随去。老龙言：“不想都应着先生谬说。到了时辰，少下些雨便是，问先生要了罚钱。”次日，申时布云，西时降雨二尺。第三日，老龙又变为秀士，入长安卦铺。问先生道：“你卦不灵，快把五十两银来。”先生曰：“我本算术无差。却被你改了天条，错下了雨也。你本非人，自是夜来降雨的龙。瞒得众人，瞒不得我。”老龙当时大怒，对先生变出真相。霎时间，黄河摧两岸，华岳振三峰，威雄惊万里，风雨喷长空。那时走尽众人，惟有袁守成巍然不动。老龙欲向前伤先生，先生曰：“吾不惧死。你违了天条，克减了甘雨，你命在须央。剐龙台上难免一刀。”龙乃大惊悔过，复变为秀士，跪下告先生道：“果如此呵，却望先生明说与我因由。”守成曰：“来日你死，乃是当今唐王相魏征来日午时断你。”龙曰：“先生救咱。”守成曰：“你若要不死，除是见得唐王，与魏征丞相行说劝救时节，或可免灾。”老龙感谢，拜辞先生回也。（玉帝差魏征斩龙）天色已晚，唐皇宫中睡思半酣，神魂出殿，步月闲行。只见西南上有一片黑云落地，降下一个老龙，当前跪拜。唐皇惊怖曰：“为何？”龙曰：“只因夜来错降甘雨，违了天条，臣该死也。我王是真龙，臣是假龙，真龙必可救假龙。”唐皇曰：“吾怎救你？”龙曰：“臣罪正该丞相魏征来日午时断罪。”唐皇曰：“事若干魏征，须救你无事。”龙拜谢去了。天子觉来，却是一梦。次日设朝，宣尉迟敬德总管上殿曰：“夜来朕得一梦，梦见泾河龙来告寡人道：'因错行了雨，违了天条，该丞相魏征断罪。’ 朕许救之。朕欲今日于后宫里宣丞相与朕下棋一日，须直到晚乃出，此龙必可免灾。”敬德曰：“所言是矣。”乃宣魏征至。帝曰：“召卿无事，朕欲与卿下棋一日。”唐王故迟延下着。将近午，忽然魏相问目笼睛，寂然不动。至未时，却醒。帝曰：“卿为何？”魏征曰：“臣暗风疾发，陛下恕臣不敬之罪。”又对帝下棋。未至三着，听得长安市上百姓喧闹异常。帝问何为。近臣所奏：千步廊南，十字街头，云端吊下一只龙头来，因此百姓喧闹。”帝问魏征曰：“怎生来？”魏征曰：“坠下不问，巨不敢言。泾河龙违天获罪，奉玉帝圣旨，令臣斩之。臣若不从，臣罪与龙无异矣。臣适来合眼一霎，斩了此龙。”正唤作《魏征梦斩泾河龙》。唐皇曰：“本欲救之，岂期有此？”遂罢棋。

我之所以不惮烦地把这一千二百字左右的原文全部引录，是希望读者跟我一起从头到尾地检查一下，看其中可有任何吴语方言的痕迹。应该说，在这一长段文字中并未夹杂吴语方言。但是，使用了长江北部地区的方言这一点却是明显的。“吊下一只龙头”的“吊下”无疑是“落下”之意。它是北方话，而非吴语方言。不过，在当时已有“官话”，而“官话”是以北方话为基础的。因此，这段文字中的“吊下”一词，也可解释为南方的作者在使用“官话”。比较起来，“把五十两银来”一句中的“把”字更值得注意。由于这句中除“把”以外别无动词，它显然不是所谓“把字句”。在苏北方言中，“把”字可以作“给”解释；此句中的“把”，也只有这样才解释得通。至于“来”字，显为句末语气词。把“来”字作句末的语气词用，在运用北方话的元杂剧中也常见，如《陈州粜米》的“这金锤是谁与你来”，《窦娥冤》的“都是为你孩儿来”，皆是其例。

现在再看百回本中与此段文字相应的部分（见于第九回及第十回）。由于百回本中的这部分已经发展为好几千字，无法再全部引录原文；但在这几千字中，绝无任何长江北部地区方言的痕迹，读者可以覆按（其中曾出现过一个“俺”字，但此字早就成为书面语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永乐大典》本中的北方话的痕迹也被删除了。“把五十两银来”一句的删去，乃是由于情节的变动，可不置论。“千步廊南，十字街头，云端吊下一只龙头来”被改成了“千步廊南，十字街头，云端里落下这颗龙头”（第十回），却特别值得深思。前八个字完全是照抄的，“一只”改成“这颗”是情节改动的需要（在百回本的这段文字中，唐太宗先看到龙头，然后再由其臣下向他报告“千步廊南”云云，故改“一只”为“这颗”，以与上文呼应），加一“里”字是为了使语气更顺，但为什么要把“吊下”改成“落下”呢？这两者不完全是同样的意思吗？再说，在百回本中，比“吊下”生僻得多的方言（例如上文举出过的“榈户”）有的是，为什么它们都保留着，却非把“吊下”改掉不可？看来，百回本作者之改“吊下”为“落下”，并非出于故意。另一方面，由于“千步廊南”等八字是完全照抄的，“云端”句的因袭之迹也很明显，可以认为，百回本的作者在写这几句时，手边一定放着其所据以加工的底本，一边看，一边写。那么，底本既作“吊下”，为什么会被他不经意地写成了“落下”呢？惟一的可能是：他对于使用“落下”一词比用“吊下”更为习惯。从这点来看，百回本作者为吴语方言区的人的可能性实较其为淮安人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因为吴语方言是用“落下”而不用“吊下”的，淮安方言则多用“吊下”。

百回本这一部分中由作者所增添、改写的文字不但毫无长江北部地区的方言，而且还有一处使用了吴语方言，这就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的推断。此处见于第九回：

…行到那分路去处，躬身作别。张梢道：“李兄呵，途中保重！上山仔细看虎。假若有些凶险，正是明日街头少故人！”

从上下文义看，“看虎”之“看”绝不能释为“观看”、“看待”或“看管”、“看守”，而当是提防之意。据《现代汉语词典》，“看”字在作提防之意来使用时，乃是“用在表示动作或变化的词或词组前面，提醒对方注意可能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某种不好的事情或情况”；也就是说，其后面不会只接一个名词。《现代汉语词典》的这种解释，不但符合普通话中使用“看”字的习惯，也符合古代一般口语的情况。例如《红楼梦》二十八回：“你倒是去罢，这里有老虎，看吃了你。”其使用“看”字，就是如此。但在吴语方言中，“看”字在作为提防、当心之意使用时，其下也可单接名词。我幼年住在家乡绍兴，当我玩弄小刀之类的物件时，长辈就会说：“覅弄，看手（或'看手里’）！”在夏天要经过杂草丛生之处时，有时也会听到“小心，看蛇！”一类的叮嘱。此类“看”字，皆为提防、当心之意，但其下皆仅接名词。所以，百回本中的“看虎”，显然属于吴语方言（此句似宜标点作：“上山仔细，看虎！”）。有人也许会说：吴承恩既在长兴做过几年官，在其作品中使用句把吴语方言，也属情理之常。但是，作为淮安人的吴承恩，仅仅于中年时期到长兴去生活过几年，即使由此而学会了吴语方言，而对他来说，准安方言一定更为习惯。若百回本确系他的手笔，在由他所增添的这好几千字的长文中，竟然只有吴语方言而没有一处淮安方言，并且还把淮安方言习用的“吊下”改为吴语方言习用的“落下”，这却很难说是情理之常。

综上所述，我们若把《永乐大典》中的这一段《西游记》与百回本中的相应部分相比较，就可得出以下结论：在百回本以前的《西游记》中，本存在着苏北地区的方言，却无吴语方言：经百回本的作者加工后，增添了吴语方言，但没有再增添苏北地区的方言。所以，本节开头部分对百回本中两种方言并存的原因所提出的三种假设，其第二种（两种方言分别出于两种本子）得到了证实，其他两种则无法证实。自然，由于保存下来的足资比较的资料太少，用以证实第二种假设的证据还不是很充分；但在目前条件下，我们可以说：从现有的资料中，只能找到证实第二种假设的证据，而没有足以证实其他两种假设或否定第二种假设的证据。

换言之，《西游记》中的方言并不能证明百回本的作者为淮安人，倒是提供了若干相反的证据。既然如此，又凭什么来证明天启《淮安府志》著录的吴承－恩《西游记》就是百回本小说？凭什么来否定《千顷堂书目》关于此书的分类？

五

为了证明百回本《西记游》为吴承恩所作，有的研究者还举出了另外几条旁证。这些旁证虽无多大说服力，但在这里也一并考察一下。

先看第一条旁证。

吴承恩著有《二郎搜山图歌》，从中可见他熟悉并喜爱二郎搜山的传说，而百回本《西游记》也写到二郎搜山。有人就把这作为百回本《西游记》系吴承恩所作的一条旁证。

现先录《二郎搜山图歌》原文于下：

李在惟闻画山水，不谓兼能貌神鬼，笔端变幻真骇人，意态如生状奇诡。
少年都美清源公，指挥部众扬灵风，星飞电掣各奉命，搜罗要使山林空。
名鹰攫拿犬腾啮，大剑长刀莹霜雪。猴老难延欲断魂，狐娘空洒娇啼血。
江翻海搅走六丁，纷纷水怪无留踪。青锋一下断狂虺，金锁交缠擒毒龙。
神兵猎妖犹猎兽，探穴捣巢无逸寇。平生气焰安在哉？爪牙虽存敢驰骤！
我闻古圣开鸿濛，命官绝地天之通。轩辕铸镜禹铸鼎，四方民物俱昭融。
后来群魔出孔窍，白昼搏人繁聚啸。终南进士老钟馗，空向宫闱㗖虚耗。
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
野夫有怀多感激，无事临风三叹息。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
救日有矢救月弓，世间岂谓无英雄？谁能为我致麔凤？长享万年保合清宁功！

据此，《二郎搜山图》为李在所绘。李在为明代宣德时的画家。他在当时将这故事绘为画卷，足见此一传说在明代前期就颇流行。换言之，在明代熟悉、喜爱此一传说的人当不在少数，绝不会只是吴承恩一位。既然如此，怎能把百回本《西游记》中写到二郎搜山这一点作为此书系吴承恩所作的旁证？此其一。其二，《二郎搜山图歌》称二郎神为“清源公”，可见在二郎神的几个称号中，吴承恩最喜欢或最习惯于使用的，就是这一个。而在百回本《西游记》中，却称之为“显圣二郎真君”(68页）、“显圣真君”(69页）、“昭惠英灵圣”(70页）、“昭惠二郎神”（71页）等等，从未称为“清源公”，这又可见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是不喜欢或不惯于使用（甚或根本不知道）“清源公”这一称谓的，因此，很难说他跟吴承恩是一个人。第三，百回本《西游记》虽写了二郎神与孙悟空的战斗，但真正提及“搜山”二字，却是在第六四之末，二郎神捉住孙悟空之后。“真君道：'贤弟……我同天王等上界回旨。你们帅众在此搜山。搜净之后，仍回灌口。待我请了赏，讨了功，回来同乐。’四太尉、二将军依言领诺。”（76页）至于搜山的具体过程，并无一字交代。直到第二十八回，才对此一“搜山”的后果略加补叙：“那（花果）山上花草俱无，烟霞尽绝。峰岩倒塌，林树焦枯。你道怎么这等？只因他闹了天宫，拿上界去，此山被显圣二郎神率领那梅山七弟兄放火烧坏了。”（353页）而据《二郎搜山图歌》，《二郎搜山图》所绘的正是二郎率众搜山的具体经过；从该诗来看，吴承恩对图卷所绘的这一具体经过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且颇为赞赏。若百回本《西游记》确为他所作，揆以常情，他在写到二郎搜山时，对于印象很深刻的搜山过程不当一无描述，反而避开。而且，从“此山被显圣二郎神率领那梅山七弟兄放火烧坏了”之语，可见他于“搜山”之举所强调的是“放火烧坏”，而这恰恰是《二郎搜山图歌》所根本未涉及的。因此，很难说《二郎搜山图歌》与百回本《西游记》出于同一人的手笔。换言之，我们即使不把《二郎搜山图歌》作为百回本《西游记》非吴承恩所作的旁证，但至少不能把它作为百回本《西游记》系吴承恩所作的旁证。

再看第二条旁证。

吴承恩的文集中有《〈禹鼎志〉序》，说明他从小喜爱野言碑史、唐人传奇，并作有志怪小说《禹鼎志》。有的研究者因此认为：他的这种情况跟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的身份是很相应的。

按，这种情况虽跟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的身份相应，但在明代，由于戏曲、小说的繁荣及其在文学上地位的提高，喜爱小说、作有志怪小说甚或通俗小说的人并不太少，也就是说，在这方面能够跟百回本《西游记》作者身份相应的人并不只是很少的几个。因此，以此作为吴承恩系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的旁证，并不有力。而且，我们还必须注意《〈禹鼎志〉序》中的这一段话：

余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言稗史。惧为父师呵夺，私求隐处读之。比长，好益甚，闻益奇。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尝爱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辈所著传记，善模写物情，每欲作一书对之，懒未暇也。转懒转忘，胸中之贮者消尽，独此十数事垒块尚存。日与懒战，幸而胜焉，于是吾书始成。

据此，《禹鼎志》所写仅“十数事”，其篇幅必然不大。像这样一部篇幅较小的小说，尚且是“日与懒战，幸而胜焉”的结果，可见其疏懒的一斑，又怎会耗费无数的精力与时间去写百回本《西游记》这样的一部大书？此矛盾者一。其次，据其自述，在写《禹鼎志》时己只记得“十数”条奇闻，其他都忘记了。然则其写百回本《西游记》是在写《禹鼎志》之前还是之后？若在其前，那么，在写《禹鼎志》时难道连自己写过的百回本《西游记》中的许多神奇故事都已忘光？否则．为什么说自己在当时已只记得用于写《禹鼎志》的“十数事”？若在其后，那么，在写《禹鼎志》时已把原来“贮满胸中”的神怪故事忘得只剩了“十数事”，并把这“十数事”写入了《禹鼎志》中，又哪有材料来写百回本《西游记》？第三，《〈禹鼎志〉序》收入吴承恩文集。天启《淮安府志》十九《艺文》著录“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卷”，可见天启《志》的编者是看到过吴承恩文集的（否则，怎能清楚地知道这一集子的册数，而且知道它没有明确的分卷），因此，他不当不知道吴承恩尚有《禹鼎志》之作。那么，天启《志》为什么不同时著录此书？又，天启《志》还著录了吴承恩的《春秋列传序》。考《千顷堂书目》有“刘节《春秋列传》五卷”，并无吴承恩的《春秋列传序》。吴作当系为刘书所写的《序》，并非专著，故《千顷堂书目》不收。天启《志》既连《春秋列传序》这样的单篇文章都著录，为什么对单行的著作《禹鼎志》却不加著录？由此看来，天启《志》的编者当还存在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故对《禹鼎志》不屑著录。但根据传统观念，通俗小说的地位较《禹鼎志》一类的志怪小说还低。倘吴承恩《西游记》是通俗小说，天启《志》的编者又怎肯加以著录？也正因此，吴承恩作有《禹鼎志》一事及其所留下的《〈禹鼎志〉序》一文，不但不能作为百回本《西游记》系吴承恩所作的旁证，反倒提供了若干与此相反的证据。

现在看第三个旁证。

吴承恩的家乡淮安府有云台山，山上有水帘洞，而《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也正居住在水帘洞。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西游记》的作者把其家乡的这个洞名用到小说中去了；于是，这也被当作了百回本《西游记》系淮安人吴承恩所作的旁证。

按，《朴通事谚解》所引述的《西游记》，一般被认为是元末明初的小说，但其中已把孙悟空所住之洞名为水帘洞。所以，假如《西游记》中的水帘洞之命名确是受了云台山水帘洞的影响，那也只能用来证明元末明初的《西游记》的作者为那一带人，而不能用来证明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为淮安人。又，日本的青年学者矶部彰氏早已指出：明代何乔远编的《闽书》中，有许多地名可以使人想起《西游记》①，例如：卷十五有水帘洞、铁板幢（《西游记》的水帘洞有铁板桥），卷二十有莲花洞，卷四及卷十五皆有玉华洞（《西游记》中有玉华县），卷二十一有八角井（《西游记》中乌鸡国王被推入“八角琉璃井”）等等。假如说《西游记》中的地名曾受到某些实有地名的影响，那么，与其说是受淮安的水帘洞的影响，实不如说其受福建的这一系列地名的影响。

因此，在我看来，这三条旁证也都难以成立。

现把我的看法概括如下：明清的各种《西游记》刊本没有一部署明此书是吴承恩所作；天启《淮安府志》虽有“吴承恩《西游记》”的著录，但并未说明《西游记》是通俗小说，而且，天启《淮安府志》的编者是否会著录一部通俗小说也是问题；复参以《千顷堂书目》，吴作《西游记》当是游记性质的作品，大概是记述其为荆府纪善时的游踪的；书中的方言，情况复杂，根据现有的材料，只能说长江北部地区的方言是百回本以前的本子就有的，百回本倒是增加了一些吴语方言，因此，它不但不能证明百回本的作者是淮安人吴承恩，倒反而显出百回本的作者可能是吴语方言区的人；至于其他几条欲以证明百回本《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的旁证，似也都不能成立，有的甚至可作为非吴承恩作的旁证。

需要说明的是：我在论述百回本《西游记》中的吴语方言时，曾引用了宁波方言和绍兴方言，但我绝不是要说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系浙江人。我认为：见于《永乐大典》的《西游记》的作者当为江苏北部人；百回本的作者若是吴语方言区的人，也不元苏南人的可能。

还有一点：桂馥《晚学集》卷五《书圣教序后》的附记中，有“许白云《西游记》由此而作”之语。过去因肯定《西游记》为吴承恩作，对这二记载都不加以重视。但这一记载到底是怎么回事？似也值得研究。此“许白云”当非元代许谦，因其身份与《西游记》作者相违戾。

原刊《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

编辑整理  |  西游记学刊

文章来源  |  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学术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