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唐诗解读——杜甫之《前出塞九首》（其四）

送徒既有长，远戍亦有身。

生死向前去，不劳吏怒嗔。

路逢相识人，附书与六亲。

哀哉两决绝，不复同苦辛。

注：

送徒：押送征夫。长，头目，指率领征夫的官吏。

远戍：征夫自谓。亦有身：我们也是一个人，也有一条命，这是反抗和愤恨之语。

“生死”两句：不论死活我们都要向前去，决不会退缩，无须你们发怒登眼，这是任性负气的话。

解读：

这首诗主要写征夫在途中被徒长欺压和驱逼的情形。

在前三首中，我们已经知首了这位征夫是个有血性、有头脑的人，可就是这种人，受到愚横而蛮横的徒长的无理对待，这估计是人生最难堪的事。

前四句痛斥随行官吏的凶狠和不近人情，这四句看似平淡，征夫似乎已经解决了一些思想问题和精神上的负担，如今面对“被驱不异犬与鸡”的残酷现实，他又重新掉进了痛苦的深渊，想到此不免想起故乡的亲人来，实则充满了对押送军官的愤恨之情。

后四句写征夫思念家人的心情。在生死未测的征途上，征夫偶遇相识之人。想必被征上路之前，还来不及与亲人好好告别，就托他捎个口信回家吧。但是，要报与家人的，却不是平安的消息，而是希望家人从此遗忘自己，就当自己已经死于战场吧。因为这样，或许就可以不必再两相挂念，日日苦辛。《杜臆》中说，“初出门则父母难割，在途久则遍想六亲，此人情也。”

一个诗人的良心，就在于他的视线看向哪里。在繁华时代的表面与帝王丰功伟业的背后，是骨肉离散的号啕大哭，是望不尽的白骨成山血流如河,是每一个普通人“被战争后”所承受的巨大的悲哀与痛苦,这是诗人的伟大，也是他悲天悯人的情怀的体现。

全诗笔触深婉，感情悲怆，没有疾呼，没有控诉，但是此番传信，以生离做死别，可感知平静中蕴含的悲愤。

杜甫（712—770），字子美，排行二，河南巩县人。其十三世祖杜预，乃京兆杜陵人，故杜甫自称“杜陵布衣”，即指其郡望。十世祖杜逊，东晋时南迁襄阳，故或称襄阳杜甫，乃指其祖籍。杜甫一度曾居长安城南少陵附近，故又自称“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其祖父杜审言，武后时膳部员外郞，于初唐五言律诗之形成起过积极作用。其父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

杜甫七岁开始学诗，十四时其诗文便引起洛阳名士之重视，被誉为“似班扬”。青年时代正值唐玄宗开元全盛时期，经过前后三次、历时十年之漫游生活。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举进士，不第。天宝六载，公元747年，玄宗“诏天下，有一艺，诣毂下”，由于中书令以“野无遗贤”而无人一人中举，杜甫应是届制举，又落第。天宝十年，唐玄宗祭祀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献《三大礼赋》，得玄宗赞赏，命待制集贤院，而终无结果。十四载，方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同年十一月，杜甫回家省亲，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玄宗西逃入蜀，长安陷落，杜甫亦陷其中。八月，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四月，杜甫奔赴行在凤翔，授左拾遗，故杜甫又称杜拾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五月，杜甫出任华州司功。次年秋，弃官司西去秦州（今甘肃天水）、同谷（今甘肃成县），决计入蜀。从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至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十一年的时间，用杜甫的话是“漂泊西南天地间”。上元元年春天，他在成都西浣花溪畔筑草堂，与成都故人尹平武时有诗歌唱和。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因避徐知道之乱，流亡梓州（今四川三台）和阆州（今四川阆中）。广德二年（公元764年）重返成都，入严武幕，任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郞，故世称“杜工部”。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四月，严武去世，杜甫携家离开成都，途经渝州、忠州至云安，于次年（大历元年，公元766年）至夔州，居未满两年，作诗430余首，也是他一生中创作最为丰收和旺盛的时期。大历三年正月起程出三峡，辗转江、湘之间，大历四年，杜甫居无定所，往来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历五年冬，在长沙去往岳阳一条小船上，一代诗人杜甫病死。

杜甫生平新旧《唐书》皆有传，现存诗歌1440余首，《全唐诗》编为19卷。

明人对杜甫的诗歌评价极高，誉为“诗圣”。且杜甫的诗歌在思想艺术上集中反映了盛唐向中唐过渡时期的社会现实，其忧世悯人的深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足为后世楷模，故杜诗一直以来有“诗史”之称，所谓“少陵为诗，不啻少陵自为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