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米亚战争30–无冕之王
上篇《南丁格尔》里面，咱们介绍了在南丁格尔的领导下，英军的医疗救护系统有了很大改观。而俄国方面也有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尼古拉·皮罗戈夫(Nikolai Pirogov)。
皮罗戈夫是一位俄国军医，14岁进入莫斯科大学学习医学，25岁成为多帕特(Dorpat)的德意志大学(German University)教授。在被任命为圣彼得堡的军事医学院(Academy of Military Medicine)外科教授前，1847年随着部队前往高加索前线，在那里成为第一位在战场上进行麻醉和手术的人。战场上会送下来大批伤员，先救谁后救谁，是动手术还是采用其它方法处理，需要有个优选法。虽然听起来很残酷，这也是皮罗戈夫的创举。在克里米亚，皮罗戈夫强化了他创造的体系，这是他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皮罗戈夫1854年12月份到达克里米亚，当地的情况让他大吃一惊：数以千计的伤病员在寒风中被用敞篷大车运到皮里柯普(Perekop)，很多人被冻死在路上。侥幸活下来的人，很多也被严重冻伤需要截肢，还有很多甚至因为缺乏交通工具而被遗弃在路边。长期缺乏医疗设备是一个原因，官僚腐败是另一个原因。医生们把好药好器械卖高价，给他们的伤员用代用品。联军登陆前，克里米亚的医院只够救治2,000人，阿尔玛一战的伤员就有6,000人，英克曼一战又多了12,000人。
外科医生也没有经过严格训练，说他们是医生不如说是村里的手艺人，拿着肮脏的屠刀就上阵了，什么卫生消毒的概念，抱歉根本没有。
皮罗戈夫一到塞瓦斯托波尔，首先做的跟南丁格尔差不多，也是整顿医院秩序，把他的系统导入进来。炮击后大批伤员送来，完全没有秩序地胡乱塞进医院，伤者和死者混在一起，不加区分地直接往手术台上抬。从1月20日那次炮击开始，皮罗戈夫要求护士先把伤员分类确定次序，伤员被分为三类：受重伤但是可以救治的分为一类；轻伤的由护士处理一下先等着，等到医生有空了再来治疗；而无法救治的则直接送到安息之家，由护士和牧师照顾，做临终关怀。
这极大地提高了皮罗戈夫团队的工作效率，皮罗戈夫一个人在三张手术台上忙碌，整个团队密切配合如流水线般，使他的团队一天就能做一百多个截肢手术。他还改进了截肢方法，保留更多的肢体让创伤更小。他也注意到了感染这回事儿，虽然还不知道这是由细菌和病毒引起的，以为是脏水造成的，于是他把动过手术的伤员，和伤口化脓或者坏疽的伤员隔离开。采用这些先进的方法，皮罗戈夫取得了65%的上肢截肢生存率，比英军甚至是法军都高。克里米亚战争中最常见的下肢截肢，皮罗戈夫也取得了25%存活率的好成绩，英国只能达到10%左右。
英国人对麻醉没有俄国人和法国人这么重视，原因多种多样。有的担心直接把伤员麻醉过去了，毕竟麻醉师是个技术活儿，在战场条件下合格人才没有那么多。还有的担心伤员用了麻药抵抗力会下降，另外，关公刮骨疗毒的故事虽然英国人没有听过，但是相信类似的故事英国也有。不用麻药更能体现英雄气概，主帅拉格伦不就是个例子吗？
另外皮罗戈夫同法国人一样，也是非常重视护士的作用，护士对减轻伤员的伤痛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力量，皮罗戈夫鼓励俄国贵族妇女组织护士队来克里米亚。英克曼之战后，沙皇的嫂子组织了护士队，随着皮罗戈夫长途跋涉前来克里米亚，她们很多都是军人的女儿、妻子和遗孀。皮罗戈夫把她们分成三组，一组帮着做手术，一组负责照顾伤员分发药品，一组负责打杂。克里米亚本地的妇女们也被动员起来，作为战场上救护所的护士。
上篇《南丁格尔》里面咱们说是《泰晤士报》的报导直接催生了南丁格尔和她的护士队，促进了英军医疗体系的改进。克里米亚战争是第一次被新闻报道的战争，各国民众通过报纸迅速了解战场上发生的事情，这是以前历次战争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民众的反应成为军事当局采取各种措施的一个重要考量，这是第一次民意发生作用的战争。
英国尤其如此，伤病员没有得到很好的照料，部队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外生活艰苦的消息经媒体传回国内，立即引起极大反响。这一年冬天英国本身的寒冷天气，加深了公众对塞瓦斯托波尔城外英军的担忧，大家纷纷捐款捐物到那几个基金会。维多利亚女皇宣布温莎堡的所有女士，包括她自己，都要给前线将士织毛衣。
报纸在1855年的英国变得更加普及，这一年英国取消了印花税，让报纸便宜到几乎人人都买得起。报纸替代了以往来自官方的战报，成为公众了解战争的主要途径，蒸汽船和电报加快了新闻的传递速度。克里米亚战争开始的时候，新闻需要五天的时间才能从克里米亚传到伦敦，从巴拉克拉瓦到瓦尔纳蒸汽船用两天时间，然后三天时间消息被骑马送到贝尔格莱德，那里有通往伦敦的电报线。1854年冬天，法国把电报线铺设到了瓦尔纳，一下子省去了骑马的三天时间。而到了1855年4月底，英国铺设了从巴拉克拉瓦到瓦尔纳的海底电缆，巴拉克拉瓦的消息几个小时后就可以到达伦敦！
当然政府花这么大的代价铺设的电报线路，主要还是用于军事用途。新闻记者不能妨碍军事需要，只能用来发些简要新闻，随后的详细报道还是由汽船运送，出错是难免的。即便是今天，最初的新闻报道也不是每次都能做到完整无误的。
新闻对大众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其时效，还在于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细节。那个时代报纸是新生事物，还没有什么新闻检查制度，记者们尽可能地详细描述所看到的一切。通过他们生动的描写，读者了解到战争的残酷和士兵的艰苦，让战争成为全体人民的事情。公众纷纷讨论如何进行战争，从来没有这么多的读者给报社写信，发表他们关于如何进行战争的见解。最牛的是牧师约瑟夫·布莱克斯利(Joseph Blakesley)，给《泰晤士报》写了大量关于克里米亚战争的长信，内容从克里米亚的气候到俄国人的性格，无所不包，这让他获得了民间史学家的名号，后来甚至成为剑桥大学的皇家历史教授。
新发明的摄影术，虽然不是第一次被用于战争，但是此前1846年的美墨战争和1852年的缅甸战争，跟克里米亚战争都无法相提并论。
照片第一次让人们直接目睹了战争场面，比如这张由皇家摄影师罗杰·芬顿(Roger Fenton)拍摄的照片幽灵谷，让人们知道原来战场是这个样子啊！
既然是皇家摄影师，拍出的照片就不能像《泰晤士报》一样揭政府的短，而要做些正面宣传以正视听。
这张照片上，几位英国士兵穿得暖暖和和，显示英军战士不像报纸上说的那样冻得要死。不过芬顿到达克里米亚的时间是1855年3月份，这张照片拍摄于4月中旬，气温已经达到26度左右，相信照片上几位当兵的一定是热得汗流浃背。
所以说有图不一定有真相，相比之下，《泰晤士报》的拉塞尔虽然也会出错，但是作为独立客观的报道，更接近于事实真相。拉塞尔1820年出生在爱尔兰的都柏林附近，有英格兰和爱尔兰双重血统，这让他从心底里更亲近普通士兵，对军事当局的无能，高层领导的不称职更加反感。有人说这是现代知识精英，同老式贵族之间的矛盾。的确英国是一路改良走过来的，没有经历过法国那种相对彻底的大革命，很多弊端依旧存在。拉塞尔也并不是无的放矢专找领导们的毛病，说起来拉格伦算是具有战争经验的老将，或许也是当年英国陆军的一时之选，但是他的副官里，至少有五个是他的侄子或者外甥，这恐怕就说不过去了。
军事当局自然也不待见他，拉格伦就下令手下不要跟他讲话，不得泄密。军方对《泰晤士报》的负面报道那是相当地不满，拉格伦给战争大臣纽卡斯尔公爵写信说，这个拉塞尔的报道泄露了大量机密，长敌人志气灭了自己威风，确实沙皇就看《泰晤士报》。1855年1月4日，拉格伦再次给纽卡斯尔写信，说拉塞尔简直是叛国。不过纽卡斯尔感受到了来自《泰晤士报》造成的政治压力，说要不你把军需官艾雷和他的副手爱斯考特换下来，平息一下公众的压力？
看媒体不姓党后果多严重！万恶的资本主义在媒体的压力下简直快要官不聊生了。相对来说拉格伦还算幸运，另有一位高官顶不住压力干脆撂挑子不干了，这一位高官是谁呢？请看下篇《国内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