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的诗意”的当代意义
“事实的诗意”的当代意义
庞华
有了口语诗，中国诗歌的当代性才落到体例，中国诗歌的现代性才得以真正的确立。
——伊沙《“口语诗”论语》
永恒的应当通过时代的得到表现，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得了解和认识这个时代。……艺术家越是直接、直觉地顺从于周围的生活，他就越能深入到生活里边，更好地向我们展现生活。
——亚·沃朗斯基《观察世界的艺术——谈新的现实主义》
一个路标为他指明了方向：
却并未标注地点，
也没有显示距离。
——奥登《对称与不对称》
1、关于永恒
1.1 永恒这个词语意味着时间、不朽和一定程度的固定，对人类有强大的诱惑力，吸引了众多哲学家、艺术家趋之若鹜，前赴后继的探求。那么，到底有没有这么一回事，或者说，这个境界如何达到、获得，对于人类而言，迄今为止，还是一如既往的神秘。现有的一切知识还无法敞开永恒，最多就是一条条企图通向它的道路。这是一个终极目标，因为它的未知性而具有了一种形而上的超验特征，即使人类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赋予它缤纷的形象，我仍然深感隔靴搔痒，也因此，我以我个体生命的此在，一直保持着怀疑。正如诗人伊沙长诗《蓝灯》第19节的头三行：
在风景中
我总是看到
人的存在
人的存在才是真正的永恒，否则地球的意义必将黯然无存。对于人而言，一直所纠结不清的就是肉体和灵魂的关系。肉体形尽之后是否还能存在，以哪一种方式长存，种种推测和探究所面向的都是个“黑洞”。但是，“形尽神不灭”，在我看来，这个神不是上帝，佛陀，只能是人的“精神”，也就是我个人意义上一直所指称的“灵魂”：那是一团人的思想精气，只要还剩一个人，那也必然存在着。
1.2 永恒似乎还有无限之意。我作为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如果要进入这个无限境界，势必找到我身上的形而上的超验特征。很可惜，在我身上，是那么稍纵即逝，甚至与其感知无限，不如我感知我的渺小和短暂。正因为不间断自我感知我的渺小和短暂，我写诗，写口语诗，写后口语诗……哪怕我相信“灵魂长存”，我还是要首先在此时此刻，让自己的生命活动是其命运使然，不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无意识的，我都是我生命的体验主体。我的在场由此可见极为重要。我不仅仅是在见证，更是身临其中，感知和体验苦短的人生：我就是我所处的时代。
1.2 到今天为止，诗歌算得上很古老了，相对个体生命来说，相当悠久，几乎可以说贯穿了人类史。但这个世上，或者说，这个宇宙里，有没有永不消亡的事物呢？如果有永恒，那是一种怎样的存在？人类如何通过个体生命去感知，甚至体验的？诗歌是这样的一种媒介吗？对我个人来说，诗歌帮我进入了此时此刻。诗人伊沙在长诗《诗之堡》第5节回答了这个问题：
热爱诗歌的人
都是我的亲人
懂得我诗的人
都是我的情人
灵魂间的
交流语言
不是英语
不是中文
而是诗歌
只是诗歌
诗歌正是因为这样，才迄今为止，显现了一种永恒的品质，也是不论时代如何，它都无法消亡根本所在。人都有歌唱的本能需要，尽管歌唱的方式不一样。后口语诗难道不是一种新的符合时代的歌唱吗？在整体上，我意识到后口语诗的复调性所具有的先锋意义。后口语诗形于简朴而精于洞微，犹如中国书法，都是一笔一划，会者与不会者简直天壤地别：每一笔一划都是一辈子踏踏实实的功力体现。
1.3 生有涯，诗无涯。是在说永恒吗？我更倾向于这句话的能指在于诗艺的无限可能性。生是一种限定，诗是一次次对限定的突破。在当下，这一点，正在实干并发挥良好的，只有诗人伊沙。他集中体现了一种文学雄心，也集中表现了他个人的全能式视野。他所发明的“事实的诗意”一说，充分展现了他的时代感和永恒感，以及个体生命的灯塔效应。不论是从伊沙作为一个文学家（当然，他首先是把自己作为一个诗人来看的），还是作为一个编选家，他都是一个最有活力的开拓者。在我个人的观察中，指认他是一个大行为艺术家，一点也不过分，我认为他生来就是为了干这个的。所以，他不是什么之一，毫无疑问是唯一的一个。所以，我个人认定他是一个当代奇迹。在长诗《铀》第15节里，完全可见他的凌云壮志和集大成：
我的诗饿了
我把它们放出去
去吃别的诗
2、关于当代
2.1 我活着。我该如何感知时间：我是被时间裹挟而去，还是我迎着汹涌而来的时间逆进，决定了个体生命的质量，也决定以后的“灵魂质量”。不管如何，我活着，才有当代，才能感知当代。
2.2 对于日常生活的高度观照，并非在于屈于平庸琐细，而是个体生命的活动轨迹无法脱离日常生活的平庸琐细。诗人必须“化腐朽为神奇”（其中应当囊括了人在有限中的情感、思想、人格力量，为了形成各自“灵魂”的存在）。正因为如此，“体验生活”的说法很荒谬，等于嘲笑自己没有生活，等于揪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谁会没有生活？所以，我生活，我诗歌，我当代。我以为这就是我所感知的后口语诗精神。
2.3 问题是，即使当代的一切都投射在我身上，但不一定都能通过我获得表现。有第三种情况出现：我不满被时间裹挟，转身上溯时间，看似也是逆行，但不是进，而是退。复古也好，回溯传统也罢，就我个人事实经验来说，怎么样也不能像古人一样活着。这有点穿越感，一个当代人回到过去、古代，如果真的能够发生，不说完全格格不入，也绝对自在不到哪里去。古为今用，但能用的很有限，否则对不起创新和变化这两个词语。之所以这样说，首先在于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才是当代精神：这与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征密切相关，显而易见，基本体现为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这三个倾向，其中既是世界文明的一种现象，也是当代中国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意识形态，等等各个层面的翻天覆地变化。这不是传统的责任，也不是传统能解决的。怎样才能透过现象触及本质？农村萎缩，城市膨胀，机器大生产，金融危机，全球经济一体化，科技图像化以及智能大数据，哪一样都再从物质到精神改变人的生活乃至生命习惯，比如微信。面对一个个扑面而来的澎湃海浪，我怎么办？
2.4 一个当代人处理“历史题材”，都不是“历史再现”，必须也只能是当代的。我们来读一下伊沙长诗《唐》的第243节：
千山鸟飞绝
我感觉
是鸟飞绝后
山才现
你看见
一条孤舟
一身蓑衣
一只斗笠
一个老叟
他一人
钓起了
一面江
抑或是
一江雪
仍旧是我的感觉
这难道只是唐朝诗人柳宗元《江雪》诗的翻版？我读到的分明是今天的伊沙个人的当代感：这一节诗我们不能仅仅看作是诗人的励志和自我监督，更写出了诗人乃至诗歌在当代的一种具体处境。当然，又何尝不适用当代诗人如何去看待和继承传统！由此我认为，我定性诗人伊沙是一个“背负传统前行的诗人”，完全符合他事实上的写作的：传统就在血液中，传统就是活生生的生活。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非常荒谬的当代事实：知识分子到底是徒有其表还是深在本质中？文学绝不是卖弄思想，转贩知识的工具。文学能不能等于“灵魂”？
2.5 诗人伊沙的当代性之所以最强，就是对“事实的诗意”的发明。这一发明彻底解决了长期以来“假大空”的泛滥，这一发明完全解决了“日常现实”的琐细无聊，这一发明让中国诗歌真正回到了“常规”又焕发了独特的艺术魅力。他的《在朋友家的厕所里》一诗写得幽默，写得很日常又不很日常（这一点对后口语诗来说，非常重要）：
在朋友家的厕所里
我看到一本
自己的诗集
已经翻旧
在水箱的顶端
和手纸摆放在一起
没有什么比这
更叫我幸福的了
他书架上的书
都落满了灰
而我的诗
在他下面的快感
得到满足的同时
给了他上面的快感
在厕所里
是我给了
我的朋友
一个必要的平衡
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儿，并非因为写到了诗集才有诗意，而是这个事具备的解构同时所生成的重构。诗写得明白晓畅，决不稀奇古怪，但是这个厕所里的遭遇，却是无比神奇的。被翻旧的诗集和手纸摆在一起，这样的细节可谓是大开脑洞的，瓦解了诗歌虚假的高贵，却打开了诗歌的真实质朴，表现了万事万物的平等、自在。古诗似乎无法处理这个题材。知识分子写作（或称书面语诗）也不能处理得如此通畅、幽默、好玩。但这首诗的背后，又有一种庄严感，来自于诗歌的使命感。它的意义是开放性的，而这一点也正是后口语诗的精髓之一。
3. 关于意义
3.1 昨天，我发现一棵树在风中的样子很好看，但到了今天，我却觉得很稀松平常了。也许，到了明天，我又发现它落叶纷纷而长吁短叹。这不仅仅是时间在起某种作用，就我来说，更是一种心灵作用。不一样的发现，随着时间变化，也随着不同的人而变化。意义是不是也是这样的？这是意义的波动还是意义的位移？
3.2 《诗经》是一部古代日常生活的诗集。它忠诚于它的时代。在它的时代，每一首诗都是当代的一小块切片。这部诗集集中体现了有限的无限扩展——我个人也往往只能这样体验无限，但这也是借助这部诗集在时间长河里没有“逝者如斯夫”所得到的体验。当然，也由此焕发了我，我们，对不朽和永恒的乌托邦式幻想。最起码，就像我常常听到的一个说法，诗歌史会证明一切。但如果可能，我不想把自己交给诗歌史，而是让自己去创造诗歌史的某一部分。我认为这才是一个真诗人存在的全部意义。他应当就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惟其如此，他越当代越具有了永恒气质。这种气质凸现于以伊沙为首的后口语诗诗群，他们在塑造新的诗经。《新世纪诗典》在伊沙一人的主持下，历时九年之久（还在进行中），世界仅有，在视野上，包容性上，无不令人折服他对创造“诗歌史”的雄心：唯好诗是举。《新世纪诗典》的意义就在于它形成了一系列非孤立的相关联的文本，是一个活网络，它没有独尊后口语诗，它尊重每一首好诗。由此，我认定《新世纪诗典》是中国诗歌的“灵魂核心部分”，而伊沙自然也必然是后口语诗群的“灵魂人物”。
3.3 首先作为一个当代诗人，伊沙所具有的争议性，已经具有了“符号性意义”。随之引发了他开创的后口语诗时代被同样饱受诟病和争议，甚至后口语诗这一命名，也具有了“标签性意义”。有多少人会以写后口语诗，当后口语诗人而深以为荣？这里需要再次重申一下口语诗的内部分化：前口语诗和后口语诗。这种分化是诗歌发展的必然趋势，就像唐诗宋词元曲一样，都是时代的需要。伊沙不是口语诗的发端者，但他必然成为了口语诗的中兴者，因为他，因为他的全能式写作，尤其是在诗写和编选诗集上所产生的影响，后口语诗潮流蔚为大观。他的《“口语诗”论语》是一部有划时代意义的通过写作实践检验了的后口语诗总论，相信后来者深研该论，必然多有收益，生成更丰富的“事实的诗意”。
3.4 诗人是有意义的，正如诗歌必须是有意义的。没有意义，世界如何显现存在？由于意义的动态性，它必然是开放的，交流的，是人和事物的关系，是对话所产生的赋予语言的性质。我对你说“这是一棵树”，你脑海里迅速浮现关于一棵树的形象，以及与之相关的树干、树叶、树荫等等，你就懂了一棵树的原始意义：经由我说引发你的形象感，进而触发你的形象思维，再进而诱发你的想象。伊沙早期写过一首《中国诗歌考察报告》（1994年2月6日），放在25年后的今天依然具有指导性意义，也高度集中表现了诗人和诗歌的现代化使命感：
同志们
中国的问题是农民
中国诗歌的问题也是农民
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这是一帮信仰基督教的农民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
他们种植的作物
天堂不收，俗人不食
这样一个“农民”的形象，是你？是他？还是我？那样的一种“作物”，其存在的意义何在？戏拟的报告口气真是随时读来犹在耳边响。反正，我决不做这样的“农民”。
4. 关于语言
4.1 列维·斯特劳斯说：“谁要讨论人，谁就要讨论语言，而要讨论语言，就要讨论社会”（《苦闷的热带》）。这句话充分说清楚了语言何为。语言为人存在就像诗歌为人存在一样。诗歌通过语言实现自身最重要的一环当然还要通过诗人。诗人对语言的全部敏感应当集中于他的叙述。最直白地说，一首诗就是诗人向大家说了什么。诗人的叙述才能使语言进入诗歌。语言不是诗歌。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语言好比大地，叙述就是耕地，然后诗歌生长出来。
4.2 前口语诗的主要特征是口语化，主要区别于朦胧诗和知识分子写作。后口语诗的主要特征是新思维。口语化所体现的语言特征是一种表象风格，是改良的叙述方式，就像一个人穿的不是长袍，而是西装革履。新思维是一种骨子里的改变，是全新的个人的叙述方式，是一个人找到了他最舒服的姿势。
4.3 人和语言和诗歌的关系：三者同时既为主体又是客体，是交互流转的，必要时混合在一起。当我们说人诗合一，其实其中包括了语言，是三者合一。既然这样，三者不存在谁支使谁，三者是平等的。但出于人性中的复杂性，平等往往难以实现。我视之为存在的悖论。表面上，是人的叙述在运用语言写作诗歌，实质上，难道不是诗歌通过语言在与人对话——哪怕这个人是内心深处的自己？伊沙的《原则》一诗，既是对他人也是对自己的一次对话，其对人性里复杂因素的审视到了不论好孬一律平等并存的境地，真正使人成为了人：
我身上携带着精神、信仰、灵魂
思想、欲望、怪癖、邪念、狐臭
它们寄生于我身体的家
我必须平等对待我的每一位客人
可以说，以此诗为尺度，有多少人会自惭形秽？
5. 关于思维
5.1 思维形态决定了写出什么样的诗歌。口语诗，尤其是后口语诗的思维形态多以事实为基础。正如诗人伊沙说“诗是活出来的”一样，首先强调了诗人“我”的现场感、新闻感，也符合现代主义对个体主体精神的标举，其次更内在强调了个体主体在现实环境中存在感，一种来自于个体主体生命的尊严，换言之，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一个特殊的情境中的七情六欲。每个人都极有可能活出诗来。伊沙在《“口语诗”论语》中这样写道：“口语诗并不等于在语言层面的单一口语化——也就是说'口语化’并不等于口语诗。从诗人的角度来说，口语诗等于一种全新的诗歌思维：是一种摆脱公式的'有话要说’的原始思维……”，我认为，这种思维也就是同文后面所说的“回到个体”的原创性思维：“本土经验+中文口语=原创性”，为了打造出“中国人舌尖上带着体温的活性母语”。
5.2 “事实的诗意”作为一种思维即使在照搬事实的时候，尤其在后口语诗里，会因为人的不同而导致叙述差异。我一搬就搬死了，死于泥实不化；你一搬就搬活了，活于对“事实的诗意”的“不见思痕”。因为诗歌首先是语言艺术，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一首诗不具备文学性是不可想象的。对文学性最直接简单的表述，我一直认为就是“真作假时假亦真”，反之是“假作真时真亦假”。这两句话讲透了虚实的关系：虚就是实，实就是虚，全在叙述者的语言感觉力的强弱。
5.3 换言之，“事实的诗意”的思维才是把握当代的思维，是以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为背景的一种当代思维。古代思维是不可能对“地球村”有感觉的。神话思维是不可能对“智能手机”有感觉的。
6. 关于现实
6.1 一个现实：审美的乌托邦不可阻挡地到来了。这是审美与现代主义，尤其后现代主义相悖的地方。后口语诗当然首当其冲了。当代不再只是审美形态的传统高级境界了：赏心悦目不再完全是，或者说，更多不符合今天的审美现实了。我认为，首先讲“真”，比讲善讲美更重要，无真哪来的善与美？这也是“事实的诗意”的支点和出发点。不真，一切将垮塌。
6.2 有个例子就是诗人伊沙的长诗《梦》，至今为止，已经超过1500首了。我个人认为，其《梦》的写作并产生广泛影响，根由在于“梦”天然具备的“虚实一体”的文学艺术性。每一节《梦》是独立的，又是节节相扣的，表现了“各自为阵，互为联系”的大观，以至于梦即是现实，现实即梦的，主客体交互流转的艺术特征。这是一次雄心勃勃的诗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6.3 在现代主义文化为背景的艺术环境中，反资本主义倾向初露端倪，在后现代主义文化背景中，更是如火如荼。资产阶级文明的现代性以及审美的现代性，都不可避免的遭到不断质疑和反思，如果把资本主义看成一个使个体碎片化的结果，人的物化厄运也深陷其中，但是人与物的关系，不论是从人化物，还是物化人来说，都不切实际，片面化了，基本忽略了人与物的主客体交互转化影响的事实。我们既不能把物抽离人，也不能把人抽离物，任一抽离都是不靠谱的孤立，也违背了“语言存在于对话中”的意义。无交流，人类和诗歌都将真正陷入更荒谬的孤立存在。诗人伊沙长诗《蓝灯》第24节有这样的描述：
此刻我在蓝灯
资本主义的老巢
还看不出
它要崩盘的迹象
何况现在要崩盘
也是大家一起崩
因为早就绑上了
同一条贼船
谁能忽略这个最为现实的事实？
6.4 对于现实而言，生活的自我转化导致了一种独特而势在必行的后现代伦理学。当代日常生活的审视必然大于理想主义的审美。我们必须考虑到人和世界的复杂性。显而易见，当代生活中对万物的审视必然源于资本扩张的性质。因此，在市场机制的调控之下的诗歌，再也回不到传统意义上的意义了，我们面对的是更为惨淡的现实，是毫无疑问的在图像世界背景下的诗歌边缘化。
6.5 现实和超现实的问题：超现实不在于简单超越现实，当代现实的荒诞性天然为我们准备了一种“非现实化”的可能，因为我们对日常生活的片面的审美倾向已然无法满足我们对现实的事实观察。如果从人作为主体的角度出发，审美的意识形态与类似宗教的意识形态，差不多具有一致性，其所召唤的是对人的驯化，是非个人化的对现实自然的自发反应。这是我们必须高度关注的。诗歌，尤其后口语诗，在注重社会化的同时，更高度关注人的自主性：我该如何活着，我该如何写作。
6.6 后口语诗到底是“为艺术而艺术”，还是“为人生而艺术”，我个人以为，是两种艺术特征的混合体，是一种中国化的“中庸之道”，也是一种“平衡术”。其目的在于强调缤纷的洞悉世界的个性。后口语诗当然要首先讲究艺术性，以便准确把握“事实的诗意”，从而实现人生的极致。离开现实和人，一切势必沦为空谈。
6.7 对于现实的批评性类似于尼采对“上帝”的重新评价。外化压力和内化压抑所具有的对人的资本控制，不是诗歌要去解决的，诗歌要去解决的就是全方位表现人的感知，减轻灵魂上的被侵蚀和消解。或者说，诗歌更多，甚至只能是一种观察的感知方式。
7. 暂时结尾
7.1 本文最主要的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人而异。同时，也因此，我的思维极其散漫，只是忠实记录了阅读伊沙诗歌、诗论时的断想，6个“关于”之间，包括各个小节之间，都不是逻辑特别紧密的。我不过是随笔行止，表现为一种杂乱无章的“漫游”，不单一从诗歌这一块儿一般性地来谈诗歌。我总觉得诗歌包括了本文所涉及的一切。这一点，在伊沙诗歌中是一个常态。伊沙诗歌是他个人的，是时代的，是中国的，是世界的，是天地万事万物的，是诗歌史的。他是一个尤其值得花时间经历深入研究的“诗歌现象”。
7.2 这个世界的战争创伤、分裂、侵略、占领、勾结、谎言和天灾，从二战以来，已经重新定义了“世界性”。地球村的概念会不会达成一种当代世界性的平民主义，或者，也是一种乌托邦的当代现实？总之，诗歌任何时期都是满怀希望的。这是诗歌之所以是诗歌的全部理由，意义和价值。
7.3 把“事实的诗意”建立在本文基础上，我个人期望其所形成的“世界观”，不应该仅仅是一种陈述，更应该是一种行为艺术，就像诗人伊沙已经坚持做的，目前仍然在进行的《新世纪诗典》一样，其所塑造的形象或者说意象，在时间长河中，不说永恒，起码也是关于灵魂状态的问题，是人活着何为的具体体现，这个难道不足够诗意？在此基础上，不是断言，而是事实胜于雄辩：此在，此时此刻，我的所为就是上帝的存在，就是永恒不朽的存在，就是高度人格化的存在。
2019.10.15~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