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网：外省人谈及杭州时，往往首先想到的是西湖，其次想到的可能就是阿里巴巴；谈及浙江时，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民营经济（浙商）和数字经济，其次想到的可能还是阿里巴巴。无论杭州与浙江地方政府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间，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但在今天的这个时间点上，外界已经将“杭州”、“浙江”与“阿里巴巴”之间，形成了类似思维惯性式的印象。这样的情况，纵观全国各省，其实都是十分罕见的。北京有中国最发达的互联网产业生态，最多的知名互联网企业，但是很少有人会将这些企业的舆论变化与北京城市本身紧密联系。而在民营经济与数字经济同样发展表现极为突出的广东省，虽然也坐拥像腾讯、华为、招商、平安等众多知名企业。但是以上任何一家企业单独拿出来，与“广东”作为一个区域品牌形象之间的关联性，都要明显弱于“浙江”与阿里巴巴之间的强度。对于不少的外地游客而言，到浙江或杭州旅游时，阿里巴巴公司甚至成为了必须一去的旅游“打卡地”。而在一些心怀创业梦想的年轻人心里，过去很长时间里更是将阿里巴巴与马云的创业成功故事，当作是激励自己未来走向创业道路的人生“图腾”。但是在过去的一两年时间里，无论是阿里巴巴公司，还是创始人马云自己，均可谓进入到了“多事之秋”，甚至有媒体还生动地将此描述成为阿里进入到了“水逆周期”。阿里巴巴企业层面，蚂蚁金服上市之路先是在一路绿灯的情况下火速完成了一切上市前的各项准备，眼看着只要上市成功，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又一家巨兽即将横空出世，同时也是新一波的造富大行动。当时，杭州市的房价也随之水涨船高，因为谁都知道阿里员工有钱，阿里高管更是有钱。但是就在各方利益机构做好了享受又一次的财富盛宴时，监管层却在蚂蚁金服上市前的临门一脚，将上市之门关闭。此事之后，坊间关于阿里巴巴及蚂蚁金服的负面舆论一时间迅速全面蔓延。特别是关于蚂蚁金服“披着科技公司外衣，本质是高杠杆民间借贷机构”的企业属性讨论，引发了极大的争议。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就在蚂蚁金服事件舆论似乎刚刚有所缓和之后，阿里巴巴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处以阿里巴巴在2019年销售额4557亿元的4%的罚款，合182亿元。作为我国反垄断历史上最大的罚单，这件事被认为标志着我国平台经济进入新阶段。而创始人马云这边，虽然早早地就对外宣布退休，但实际上却是“退而不休”，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依旧十分热衷于参与各种峰会。还在会议上继续发表着吸引眼球的言论，尤其是此前在蚂蚁金服上市前夕相关金融会议上直接炮轰监管的言论，更是被坊间认为是蚂蚁金服最终上市失败的原因之一。此外，关于“996是福报”的言论，也使得马云在年轻人心目中的形象进一步走向了滑落。结合自新冠疫情以来，国内公知形象与地位一落千丈的阶段性社会大背景，马云的公众形象，也从过去的“创业英雄”，迅速朝着“资本家”的方向演变。对于许多外省朋友而言，浙江省的营商环境被视为浙江民营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繁荣的重要原因。为了全面构建服务型的地方政府形象，浙江省甚至还阶段性提出过类似“保姆式”服务地方企业的观点，可见浙江对于当地民营企业的爱护。但是，如果我们将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之间的关系，比喻成学校与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存在一个所谓教育的问题。想要培养出一个优秀的人才，一方面悉心呵护自然是理所当然，但与此同时监督惩戒也是必不可少。而从过去几十年的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来看，北方地区对于民营企业的限制、监督乃至惩戒相对明显；南方地区对于民营企业的放松、保护乃至纵容较为突出。无论是蚂蚁金服上市受阻，还是阿里巴巴此次的巨额反垄断罚款，事实上都并非是突发事件。而是从很早之前，相应的监管部门就已经对阿里巴巴进行过多次的提醒与警告，规劝阿里巴巴自行改正企业存在的问题。但从实际的情况来看，阿里巴巴层面基本没有把国家相关监管部门的好言相劝听进去。恰恰相反，很多圈外人不知道的是，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者马云，此前从来都不乏在与国家及地方相关监督管理部门接触时，表现出颇为强烈的抵触心理。大家都知道马云本身有一个特点，口才很好，极其善辩。也正是得益于这样的特点，才使得马云在早期的创业过程中收获颇丰。但是，当面对代表着国家意志的监管部门前来问询乃至规劝时，依旧以能言善辩，乃至巧舌如簧试图逃避监管，甚至想要获得法外特权的马云和阿里，自然会迎来必然的严肃处理。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并不能完全算在阿里巴巴的头上。作为一家民营企业，无论其规模多大，盈利性多强，都无法改变其本质属性中对于利益的无限追求。资本追逐利益是天性使然，不会因为企业所在国家的社会制度就自动发生转变，这需要监管部门的实时与强力监督管理。单从阿里巴巴近期的两次重大事件来看，基本都是到了国家层面的最终监管部门，因为考虑到整个国家层面的利益时，才及时给予了叫停或惩戒。那么，此前在初阶的市一级的监督部门，中阶的省一级的监督部门，究竟有没有履行应有的监督义务，甚至是否存在主观纵容的情况呢？企业的发展与个人的成长非常相似，当出现小错未能及时纠正，而又借此获得近似规则外漏洞般的可观利益时，那么一步步走向大错就将是必然。值得庆幸的是，即使是阿里巴巴这样在普通百姓眼中认为是手眼通天的“资本巨兽”，在国家公器面前依旧还只是“纸老虎”。换个思路，如果阿里巴巴是在韩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小国，国家基本是已经丧失了对其的监管制约能力的，它完全可以在这个国家中利用已有的法律规则，或推动创造出新的法律规律，从而保证自身永远立于获得巨额利益的不败之地。立足长远与执于短见之间，事实上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非绝对概念。举例来说，地方政府与商业企业之间，往往是地方政府扮演者“立足长远”的角色，努力均衡当地各行各业的综合发展；而“商业企业”则只关注企业本身的短期利益，使之最大化即完成了企业存在的客观使命。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则往往是地方政府扮演了“执于短见”的角色，为了能够在区域竞争中获得优势，会想方设法寻找政策中于自己有利的规则优先加以利用。在涉及多地的大型项目如高铁、机场相关事件中，也会想方设法为本省本市争取利益，甚至不惜与相邻省市交恶。而此时，扮演着“立足长远”角色的中央政府，则需要努力去平衡各区域间的发展进度，最大程度上将手中可调配资源合理分配向各个不同的地域。同时，对于一些地方政府存在的各类问题，也需要充分考虑轻重缓急，有的要雷霆手段迅速处理，有的则要适当放宽徐徐改之。那么在阿里巴巴这个经典案例中，无论是杭州市还是浙江省的相关管理，事实上扮演的正是“执于短见”的角色。我并不认为对于近在咫尺的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长期以来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对应的省市相关监管部门是毫不知情的。事实上，他们真正掌握的情况一定是比中央层面的监管部门更为全面的。这就是所谓的，县官不如现管。但是为什么省市一级的监管部门，对于存在种种问题的阿里巴巴，无论是在上市问题上，还是在垄断问题上，都有些“视而不见”呢？因为大家是利益共同体，阿里盈利越多，向地方财政交税就越多；阿里能够上市，增强的同样也是地方的资本实力。所以对于阿里巴巴而言，它的目光只需要关注未来两三年能够获得巨额利润；对于杭州市、浙江省地方政府而言，需要着眼的是未来十到二十年地方区域经济的综合发展；而对于中央政府层面而言，考虑一件事至少要看到几十年后，甚至于大家经常听到的“百年大计”。所以如果站在各自的维度来看，似乎三者之间都并没有做错什么。但站得越高，看得越远的那个部分，同时也是承担着最重责任的群体。在长远与短期利益之间，务必需要保持足够的平衡。一方面不能让企业看不到短期的利益，从而失去了活力；同时不能给地方政府太多约束，从而影响其上升势头。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允许资本无序地扩张，甚至于开始与民争利。因为国即是民，民即是国，所谓与民争利，本质上就是在与国争利。而国家层面之所以鼓励企业创新，归根到底是为了使其能够为民谋利，为国效力。一家企业如果看不到这一层，那么无论其规模做到了多大，盈利做到了多高，未来都是要摔大跟头的。如果是山川网的老朋友，应该对于在春节期间我们安排推送的2020年全国分省区域经济发展解读系列浙江篇中，我即已经提出过的一点想法，杭州和浙江地方政府在未来的区域品牌建设当中，应当有意识地规避与地方个别企业品牌之间的强关联性。当一家资本企业的产品与业务渗透到一个区域几乎所有角落，无论是地方政府各部门，还是地方百姓生活各方面时。当这家企业出现问题时，请问地方政府还有没有足够的勇气、魄力乃至胆识，去进行处理呢？当个别企业甚至已经与所在城市形成了品牌上的绑定，几乎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情况是。当这家企业的确做了一些伤害到地域民众利益的行为时，又该如何去精准拿捏出手时的力度呢？更重要的是，如果这是一家秉持着“实业报国”的企业，情况还好一些。因为它所提供的产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它能够对于国家与社会层面的影响始终都是在显著可控的范围内的。而即使这样的企业未来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企业生命周期中的衰败期，也不会对地方经济形成冲击式的损害。但如果这样与地方政府品牌形成强关联的是典型的“脱实向虚”型企业，那么经过时间的发展，一方面它在外界看起来会十分得“健壮”，规模很大，资金很多，但是危机与泡沫也随着时间推进越来越大。事实上在浙江省内，除了众所周知的两座万亿GDP城市杭州和宁波之外，还有一座本来实力并不逊色杭、甬二城过多的城市——温州。这座在改革开放之后，依靠制造业和对外贸易迅速崛起的浙南明星城市，原本是完全有希望和省内杭州、宁波等城市一起，成为万亿GDP城市和进入所谓新一线城市阵营的。但是为什么今日的温州却没有实现上述的美好愿景呢？正是因为“脱实向虚”。当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率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开始将资金越来越多地投入到炒房和放贷之中，认为这样赚钱要比辛辛苦苦做实业来得更快更轻松。就这样，温州迅速走向了信贷危机，继而区域经济遭受重创，至今也还不能说已经彻底走出了当年的影响。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温州市也好，浙江省也罢，相关的监管部门又是否做到了应尽的义务呢？4月9日上午，杭州召开部分行政区划优化调整实施动员部署会议，宣布正式启动实施部分行政区划优化调整。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杭州撤销上城区和江干区，设立新的上城区；撤销杭州市下城区和拱墅区，设立新的杭州拱墅区；撤销杭州市余杭区，设立新的杭州市余杭区、杭州市临平区；设立杭州市钱塘区。此次行政区划调整之后，杭州市下辖10个区、2个县，代管1个县级市。分别为：上城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萧山区、余杭区、临平区、钱塘区、富阳区、临安区、桐庐县、淳安县、建德市，总体建制数不变。关注区域经济的朋友，我想都应该对几天前杭州市调整行政区划的新闻有所印象。不仅如此，国内其他一些城市相关自媒体，也纷纷跟进，借此讨论各自城市什么时候才能够进行更加大刀阔斧的行政区划改革。而相关的解读当中，我又一次看到了关于杭州是此次调整行政区划，是在为了下一步全面冲刺全国第五座一线城市而铺平道路。作为长三角城市群明星城市，我非常看好杭州市未来的发展前景。不过在我看来，一座城市未来能否成为所谓的一线城市，根源并不在于行政区划结构。不然大家可以想想看，北上广深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线城市，究竟哪一个是因为行政区划调整而形成的。归根结底，能够真正让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之间拉开距离的，是在产业基础的扎实与产业机构的合理两项要素上。同时，再叠加城市之于所在区域扮演的角色，以及时代赋予的发展机遇，最终才共同塑造了所谓一线城市的成功。所以从这个维度讲，我希望未来十年的杭州市和浙江省，能够多在数字经济之外的版块发力，将区域经济中相应的短板弥补起来。届时，无论杭州市究竟有没有得到所谓“一线城市”的标签，浙江省的综合实力和百姓生活，都将并不逊色于北上广深等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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