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1万年前的先人在这里用火

招果洞遗址是一处跨越了整个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在全国极为罕见。其中最早的遗迹出现在距今4.5万～3.7万年的地层中。在距今3万多年地层中发现的磨制骨器，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磨制骨器之一。在距今至少有1.2万年的地层中，考古学家发现1件通体磨光石器，刃部沾有大量赭石粉末，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磨制石器之一，为探讨磨制石器的起源和功用提供了新证据。该遗址目前发现火塘51个，主要集中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为集中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用火遗存之一。专家推测，古人类在洞穴中用火的记录，最早可追溯到至少1万多年前。

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河姆渡文化从这里走来

井头山遗址距今8300～7800年，被深埋地下5～10米处，是目前所见中国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典型海岸贝丘遗址，也是浙江和长三角地区首个贝丘遗址，为研究全新世早中期中国沿海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关系提供了独特案例，为今后探索发现中国沿海8000年前乃至更早的遗址指明了方向。出土遗存和所处地理环境表明，这里是河姆渡文化的直接来源，由此，宁波的历史轴线在河姆渡文化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

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5300年前的河洛古国

这里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的核心聚落，被有关专家命名为“河洛古国”。本次发掘发现的夯土祭台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的首次发现。值得一提的是，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农作物遗存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其周边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充分证明了5300多年前的中原地区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

河南淮阳时庄遗址：夏代早期的天下粮仓

时庄遗址位于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四通镇时庄村，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距今4000～3700年左右。遗址的南部，在面积约5600平方米的人工垫筑台地上，考古学家共发现29个粮仓遗迹。该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粮食集中存储的粮仓城，为研究我国古代早期国家的粮食储备、统一管理和可能存在的贡赋制度等提供了绝佳的实物资料。

河南伊川徐阳墓地:实证“戎人内迁伊洛”的历史事件

该墓地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鸣皋镇徐阳村一带，已发现墓葬500余座，包括贵族墓地和平民墓地。贵族墓地主体遗存为东周时期墓葬及陪葬车马坑等。在大中型贵族墓陪葬车马坑或部分中小型墓内还发现有放置马牛羊头蹄的殉牲现象，这种葬俗与春秋时期中国西北地区戎人葬俗相同，反映出该墓地族群与西北地区戎人存在渊源。

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西藏早期最系统的丧葬形式

桑达隆果墓地位于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札达县桑达沟沟口，地处喜马拉雅山脉西段北麓，海拔3700米。该墓地是目前所见西藏西部早期丧葬习俗最系统的墓葬材料，反映出当时、当地先民们，有同时随葬明器、实用器两类器物的传统，以及随葬食物和毁器的习俗。

江苏徐州土山二号墓:实验室里“挖出来”的汉墓

土山汉墓位于江苏省徐州市区云龙山北麓，共发现3座墓葬，《水经注》等记载为“亚父冢”，俗称范增墓。一号墓规模较小，三号墓可能为废弃墓葬。二号墓位于主封土下，1977年发现至今，历经了3代考古人40余年的发掘历程，发掘工作从室外考古转为室内考古，从田野考古发掘转为发掘与保护、展示并重，是我国考古发掘工作理念转变的缩影和范例。

陕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墓：中华文明从多元到一体的实证

十六国大墓位于西安市南郊少陵原之上。考古发掘了3座墓葬，出土278件随葬器物及土雕建筑、壁画，经判断，为十六国时期高等级墓葬。这一发现对研究十六国时期大型高等级墓葬的分布、结构等中国古代陵墓制度具有重大价值。

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唐吐蕃时期吐谷浑王之墓

热水墓群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乡境内，是公元6～8世纪的重要墓葬群。出土的大量文物有力地证明了，从北朝至隋唐时期，青海道是丝绸之路上的一条重要的干线，都兰则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考古出土了大量金银器、铜器、皮革、丝织品等珍贵文物，尤其是发现了一枚方形银印章，由骆驼和古藏文组成，藏文大体意思是“外甥阿柴王之印”。由此可知，墓主人是阿柴王（即吐谷浑王），这与敦煌文献记载相合，这是唐吐蕃时期吐谷浑与吐蕃政治联姻的重要物证。

吉林图们磨盘村山城遗址:东夏国的南京城故址

磨盘村山城，原名城子山山城，坐落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图们市。经过连续8年的考古发掘，确认这里是金元之际东北地方割据政权东夏国南京城故址。通过城墙解剖，考古学家发现城墙分早晚两期修筑，始建于公元7世纪末，公元13世纪初进行过修整扩建。考古学家结合出土的印章官职、建筑特点和炭化粮食层的发现，推测山城的中区建筑群应为东夏国时期重要的官方仓储机构所在。

【文稿】李 莉

【责任编辑】蒲 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