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天津散文杯征文】大姐如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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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如母
天津 李秀云
大姐秀琴是纱厂普通女工，曾获“郝建秀工作者奖”。她相貌端庄秀丽，性格开朗温和，见人未开口先笑，美好而恬静。大姐今年88岁，仍精神矍铄，在女儿的陪伴下，生活幸福快乐。我想起她为家，为弟弟妹妹挡风遮雨的往事，“大姐如母”四个字便涌上心头。
当年，父亲在天津电车公司当售票员，26岁与年仅17岁的母亲结婚，第二年，生下大姐。人口少，生活尚可。后来，秀兰姐和占明哥相继出生，父亲每月只领回两袋“杂合面”，家里生活艰难。母亲生占明时连稀粥也喝不饱，更不用说吃鸡蛋了，没有奶水，婴儿啼哭不止，父母无奈。10岁的大姐听说邻居陈大娘近日也生了小孩，抱起占明跑到陈家。善良的陈大娘见到骨瘦如柴的占明，放下怀里的孩子，为占明喂奶。临走，陈大娘叮嘱大姐：“下午一定再来，没奶吃的孩子太可怜。”从此，大姐抱着占明一天去陈大娘家两三趟，直到母亲有了稀薄的奶水。至今，大姐和占明哥想起，还念陈大娘的好。我1947年出生，家里仍旧是土屋土炕，饥一顿饱一顿。幸亏1949年1月15日我们迎来天津解放，日子才一天天好起来。
我有几本相册，最喜爱的是那张我三四岁时与大姐二姐和叔伯大嫂的合影。听大姐说，那天很热，她给我洗过澡，在家附近的公园乘凉拍的。照片上，我紧靠大姐。我从出生就没离开过大姐的呵护。母亲操持一家人吃喝，还为小作坊缝活，整日忙碌。听母亲说，冬天，大姐守在炉边为我烤尿布。夜里，为了让母亲睡好，她把洗净晾干的尿布放在自己身下焐暖，夜间为我替换。那年夏天，我腿上长了疮，大姐背着我到药铺买膏药，掌柜叮嘱，三天后清洗患处，再换药膏。换药时，大姐按掌柜要求，一点一点，小心翼翼地揭开膏药，生怕弄疼我。晚上，她一边哄我睡觉，一边摇着蒲扇。在大姐的精心护理下，我腿上的疮渐渐痊愈。至今腿上的疤痕依稀可见。一日，我突发奇想，数数腿上的疤痕，一、二、三……一直数到十几个，仍有新发现，我干脆不数了。那疤痕有数，陪伴我熬过一个个不眠夏夜的大姐的辛劳，又怎能数得清？
秀琴大姐小学毕业就到小工厂上班，以微薄的收入贴补家用。1950年，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到我家，介绍大姐进国营纱厂工作。尽管工厂离家很远，跨三个城区，换乘两次无轨电车，下车后再走20分钟的土路，每月“早中夜”倒班，大姐还是高兴地满口答应。她在纱厂是细纱挡车工，一般学徒要学一年半载出师，而聪慧的大姐，想着家里生活的艰难，拼命地刻苦练习。仅一个接线打结的动作，下班了还继续练，就是在家也反复琢磨，用缝衣线练手，大姐只学徒三个月就出师了。第一个月拿到75元薪水时，她万分激动，下班立即跑回家，把钱交给母亲。那天，我家欢声笑语，像过节一样。之后的日子，虽然父亲长期患病工资低，因有大姐，我家的日子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1952年，我家搬进电车公司职工宿舍。大姐住厂集体公寓，一般周日回家。我们总盼大姐回家。她每次都是提着糕点、糖块、水果和厂食堂做的富强面小馒头。邻居小朋友没见过，都很羡慕我们。小弟占杰只要听说大姐要回家了，总是早早地站在家门口等候，不停地向大门外张望，才听邻居小孩一声高喊，大姐来了！他撒腿就跑。一次跑得急，不小心跌倒，摔掉半个门牙，顾不得哭，连口里渗出的血也不擦，就扑向大姐。
那时，大姐回家，我缠她唱歌、唱戏。大姐是厂文艺骨干，在全市职工文艺汇演中与著名歌唱家于淑珍同台演出。一天，大姐被厂工会领导叫去，告诉她被天津话剧团选中。当专业演员，是大姐的玫瑰梦。但听说去话剧团工资要减少30元，她不加思索，当即表示放弃。领导提示：“这是个好机会，你再考虑考虑。”大姐说：“当演员是好，可弟弟妹妹还没成年，我的家怎么办？”多少年后，我问大姐：“没去话剧团，你后悔吗？”大姐爽快地答道：“不后悔！我现在不是很好吗？”在她心里，父母好、弟弟妹妹好，她才好。
1957年大姐结婚了。姐夫是北京水利部门的工程师，为人忠厚老实。公婆本分随和，一家人和和睦睦。大姐对我家的照顾也得到婆家的支持。即便有了两个女儿，也未改变初衷。
记得那年父亲退休，我正上初二，父亲单位让一名子女顶替。父母让我退学，我不同意，与父母僵持多日。大姐回家了，她劝父母说：“妹妹还小，让她继续上学吧！”母亲说：“他们能早一点工作，可减轻你的负担，不能总拖累你。”大姐摇摇头说：“没关系，再过几年就都工作了。”有大姐的支持，我继续上学，毕业后又考上中专。我们兄弟姐妹四人，都是中专或大专毕业，大家心知肚明，有党和政府的关怀，有大姐的帮衬，我们才安心完成学业。
我的中专学校离大姐家很近，常替她把每月贴补家用的钱带给母亲。我到大姐家不仅有美餐，她还给我零花钱，临走又递上一元钱，叮嘱我给弟弟买糕点和糖果。晚上从大姐家回来，弟弟一见，便知那大包小包是大姐买给他的，手舞足蹈，好不欢喜。
一年又一年，一家人奔生活，平静而顺遂，但也有让大姐操心的事。占明要结婚了，大姐为他的婚事出钱出力，忙里忙外。当时送女方一块进口手表，似乎成惯例。200多元，对没工作的母亲来说是个天文数字。母亲不忍再给大姐添负担，一连数日心事重重，还是让大姐猜出了几分，她靠近母亲轻声问：“弟弟的婚事，还需要什么？我来办。”“还差一块进口表。”母亲的话音很低，但大姐听清了。她说：“没事，不就一块表吗？我来想办法。”过了几天，大姐一进门就把一沓钱递给母亲说：“给弟妹买表去吧。”后来才知，大姐找几位工友“打会”（集资筹款帮助急需钱的人）了。她每月除给贴补家用的钱外，还要从工资中挤出20元交“打会”的钱。
按说大姐家的日子好过，却因我家的事，时而让她过得紧巴，很少添置衣物。一次，工友拿来玻璃丝袜，2.5元一双，大姐喜欢买了一双。她刚到家，收电费的进了门，她摸摸口袋钱不够，又不想麻烦婆母，立刻跑回去找工友把袜子退了。我听说了这事，一阵心酸。不久，我特意买了双丝袜送给大姐。一年，母亲看大姐棉外套又旧又薄，让我买件新款棉衣送给大姐。她拿起新衣重新包好说：“退掉，我的棉衣还能穿。”几番推辞，也不肯收下。大姐就是这样顾家，心中却没有自己。
我们都长大成人，结婚生子，可大姐还是牵挂着我们。
那年我上班，骑母子车（自行车与放幼儿的木制箱子，连为一体），常路过她家不远的四新桥，大姐经常早早站在桥上等我，把买好的热乎乎的早点，递到我手上。我下车想说句感谢的话，她连忙说：“走吧，走吧，骑稳了，注意下桥滑。”有时我们桥头相遇，大姐迅速地把裹着食品和衣物的小包，塞进母子车里。每次，我泪眼婆娑，不知说什么是好。只得改道上班，不让大姐再为我辛苦。
时光荏苒，父母先后过世22年。这期间因有大姐，我们还有家。每年正月初二，按津城风俗，女儿女婿回娘家。我们即便各自都儿孙满堂，也到大姐家团聚，几十口人其乐融融，大姐高兴而忙碌，我们感觉如同当年在父母身边，那么温馨，那么幸福。
去年底，我不慎摔了一跤，造成脊柱骨折。我怕大姐惦记，不敢声张，最终还是没有瞒住她，执意让外甥女陪她来家看我。见面后，她怜爱地拍着我的头说：“你呀！你呀！怎么不小心点啊！……”我只傻笑，无言以对，泪水直在眼眶里打转。临走她还说：“听话，别急着下床，好好养着。”
有大姐呵护的日子柔而长。在我们心中，当了一辈子纺纱女工的大姐是伟大的。她与我们相依相伴70多年，手足之情，血浓于水，恩重如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没有惊心动魄，却犹如涓涓溪水，润着我们的心田，品出的味，很甜；悟出的理，很深。我不由感叹：有大姐真好！我爱大姐！
李秀云，天津市人。1947年10月生，大本学历（天津师大研究生班结业）机关干部，2002年退休。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散文研究会会员。自少年喜欢阅读，1980年发表作品。先后在《天津日报》、《今晚报》、《中老年时报》、《中国社会报》、《散文世界》、《散文百家》等报刊发表纪实文学、散文、诗歌560余篇（首）。获得全国“孙犁散文奖”两次，全国及市级作品大赛获奖16次。结集出版个人散文集6册。
【大赛公告】 ‖ 关于举办首届“天津散文杯” 全国乡情散文大赛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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