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不愿归里的海外游子
一提到“游子”二字，常人的脑海中总会浮现出一幅浪迹天涯、穷困潦倒的人物画像，如同我那样一事无成满头雪、少小离家归不得的风尘布衣。“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我要说的一位游子，却是名满天下的数学大师——他就是陈省身。
被誉为“微分几何之父”并戴有多国“院士”桂冠的陈省身，是《科技导报》编委“三大人”（另二位是杨振宁、李政道）中，与我最熟稔也谈得最投机的长者。
陈省身是浙江嘉兴（修水）人，我是浙江绍兴（越城）人，既是浙江大老乡，而且两“兴”中仅一字之差。同在江南又同为历史名城，因此更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他乡逢老乡，尽管我是高攀，但我从心底感到遇见了一位可敬可亲的“老”乡。我有幸与陈省身在北京、天津和美国旧金山有过六次见面，更和他有过多次通话。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居然在电话机听筒中一听到我叫“喂，陈先生吗”的“绍普”（绍兴普通话）口音，在我报上花名之前，马上就先于我叫出：“小谢吧！”
一次我问陈省身有没有回家乡去看一看的计划？要是回去就顺便到我母校浙江大学做个学术报告。不料陈省身听了我的问话后轻轻地“哼”了一声，很不高兴地说：“我对浙江省极为不满，从没考虑过回去。”
“怎么回事啊？”我不解地问。爱国必爱乡，一位满怀报国之情的大师，怎么会成了不愿归里的游子？其中必有蹊跷。
“浙江领导做事太绝！在嘉兴的中学中，一中、三中都是重点学校，可是我的母校嘉兴二中（今秀州中学）却不是。二中出了五个学部委员，又是我和李政道的母校，这么一所优秀学校，就因为曾经是教会学校，在解放后被打入另类，排除在重点学校之外。”陈省身愤愤地说，看得出他对母校的殷殷之心，很在乎母校的声誉。
“您向浙江省教育厅反映过没有？”我寻思只要他这位大数学家向省教育厅提个意见，他们不至于置若罔闻。
“我不想反映，我们这种人说了也没人理你。”陈省身是个痛快人，不把我当外人，实话实说。
“这样吧，陈先生！”我猛然想起现任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正是我当年求读浙大冶金系（机械系）时的老师缪进鸿，何不向他反映一下陈省身的意见，或许会有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代表您把您的意见向省教育厅领导谈一谈，您同意吗？”
“你愿谈就去谈吧，不过恐怕是瞎子点灯白费蜡。”陈省身似乎毫无信心。
“但我有一个交换条件，如果成功，你必需到浙大去一次。”
看到我像小孩打赌似的条件，陈省身也笑了：“要成了，我就依你。”
随后我立即与缪进鸿取得联系，向他陈述一切。好在他还记得我，回答说：“让我考虑一个方案，还需要向厅长汇报一下才能决定。”
过了几天，缪进鸿给我来电说：“每座城市的重点学校配额是有限定的，没法另加一个。但我们商量了一个变通办法，就是给嘉兴二中以重点学校的同等待遇，请你问问陈先生是否能接受？”我对缪进鸿说，为表示对陈先生的尊重，还是你亲自给他去个电话为好，我把他的电话号码告诉你。
陈省身在得到这一结果后表示颇为满意，此后他果然不负前诺，应邀踏上了去浙江的旅程，但具体行程安排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与陈省身及其夫人郑士宁在北京先后见过两次，时间在1984年10月，其时南开数学研究所正式成立，陈省身是亲自前来主持开业和举办学术活动的。获悉陈省身夫妇来京的消息后，当时作为（民办）中国科技导报社总干事的我，分别陪同清华老校长、导报社社长刘达和中国驻美首任大使、导报社副社长柴泽民，去北京饭店对他们拜访和宴请。在第一次陪刘达宴请陈省身夫妇时，陈省身就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坦率，诚恳，随和，认真。
刘达和陈省身十分投缘：他们既是同龄人，都出生于1911年的辛亥之年，只是刘达比陈省身早走了十年。更有缘的是，两位惇德秉义的古稀老人都是清华人，又都在清华大学校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1931年，陈省身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成为中国国内最早的数学研究生之一。1934年夏，他在研究院毕业，获硕士学位，成为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名数学研究生。在赴布拉希克所在的汉堡大学数学系留学后，他于1937年夏回国，受聘为清华大学的数学教授。1938年，因抗战他随学校内迁至云南昆明，任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组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讲授微分几何。在清华，他曾经听过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的课，也做过本科生的杨振宁的教师。陈省身在学术上的杰出成就起步于清华又曾奉献于清华。
1977年4月至1983年5月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的刘达，对学校拨乱反正、清除“文革”的破坏遗痕起了重大作用。正是他调整了学校布局，作出把清华从多科性工业大学转变为综合性大学的初步规划，恢复和增设了许多科系；也正是他提出了把清华大学建成“高水平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大学”的奋斗目标，为新时期清华大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清华师生中有崇高威望的刘达，于1983年5月改任清华大学名誉校长。
两位神往已久的同龄老清华，一见如故，为国为民一片赤子心，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宴请中，痛快而热心的陈省身不但应允继续担任新《导报》编委，而且直言不讳地说：钱宁（原美国《导报》的总干事）必须离开《导报》，如果名单中有了她，大家都不来了！饭后陈省身挥毫自如，为《导报》题词：“传播科技信息，促进国家建设”。
与陈省身早在美国就有过联系的柴泽民，能在北京得以迎接远方来客，自然不亦乐乎。两位老熟人忆昔抚今，谈笑风生。在他们谈话间隙，我问陈省身：“陈先生是杨振宁的老师，又是李政道的校友，他们二人对您都十分尊重。现在杨先生是《导报》创办人之一而且又是编委，不知您能否把李先生也动员进入编委班子？”柴泽民听我一讲似有不悦之色，对我说：“小谢，你不了解李杨结怨日久，已是水火不相容，你就不要为难陈先生了！”而陈省身略加思忖，却认真地回答说：“我可以尽我的努力做做工作，但不敢保证成功。”后来李政道果然表示愿意成为《导报》编委，成为李杨同席而坐的罕见一例，其中诚然有我那位在科委外事局的老同学李家祥之功，然而是否也与陈省身在二人身后的推动有关呢？
我于1985年12月为联络《导报》编委以及组稿访美期间，深深感受到美籍华人学者、专家对《导报》的感情和对我的热情。我从上海乘机到达旧金山后，入住在《导报》热心支持者李琳瑶家中，首先想到的就是赶快拜访陈省身。在伯克利加州大学我向陈省身汇报了《导报》复刊进展情况后，提出想邀诺贝尔化学奖提名人李远哲参加《导报》编委会，陈省身立即起身把他叫来了。我与李远哲作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尽管李远哲婉拒了我的邀请，但对《导报》即将复刊表示了热烈祝贺。
最使我感动的一幕是，听说我在结束洛杉矶之行再度要去旧金山访问时，定于次日出国的陈省身，并没有因日程安排匆忙而推辞，依然对我表示了热烈欢迎，还派他的弟子来机场径直把我接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当晚，陈省身夫妇特邀林同炎、葛守任、林家翘、韦潜光等柏克利大学几位大牌华人教授夫妇为我接风，他们都是美国《导报》的编委。那次盛大的阵容和场面，简直把我惊呆了，因为前来参加宴会每一位大师的名字，对我这个小学生来说个个都是如雷贯耳，能够与其中人一位见面就足以感到荣幸，而岂能承受得了他们几对老夫妇一齐出席陪同。席间陈省身向在座大教授们介绍了我的此行目的，并要我介绍了《导报》复刊筹办工作情况，以及对大家积极供稿的期望。宴请毕陈省身夫人郑士宁亲自驾车送我回住地，坐在她右座的陈省身还对我道歉说：“小谢，很抱歉，我年岁大了，自己不能开车，只好叫我太太开车了。”而其实他夫人并不比他年轻多少啊。
这真是一次不亚于昔年兰亭修禊的“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也可称为我人生中历史性的一个晚上。留下的最大遗恨是慌乱中的我，竟没有想到乘机拍下一张留念照片。在伯克利加州大学两访陈省身，还让我真实地感受到了他在众多大师们心中的威信和影响。
1985年10月17日，陈省身在其母校南开大学创建了数学研究所，并亲自担任了八年所长，2000年后陈省身夫妇定居于南开大学。在《导报》正式复刊后，我曾两次去天津看望陈省身，祝贺他亲手培育的这朵蓓蕾已经鲜艳地绽放，同时送去新出刊的《导报》并聆听他的指导建议。
陈省身创建的南开数学研究所，是继“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美国国家数学科学研究（MSRI）之后，他一生所创建的第三个数学研究机构。按照陈省身确立的“立足南开、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的十二字宗旨，研究所通过大量的国内外际学术交流活动，影响和造就了一大批活跃于海内外的高水平的中青年数学家，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数学研究和学术交流中心。陈省身为母校和整个中国的数学科学事业，献出了生命中最后一道耀眼的光芒，他的数学研究所被李政道称为“陈省身模式”。
2004年12月3日，一代数学大师陈省身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逝世，享年93岁。尽管我不同意“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这句令人泄气的话，因为长江的后浪总是源源不绝的。但是再能遇到如此平易近人、礼貌待人、坦荡为人的大师，也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前英国皇家学会会长阿蒂亚对陈省身做了这样的评价：“陈教授是我们这个时代主要的数学代表人物，并在他所从事的几何学科和更广的数学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贡献已被沃尔夫奖和近来颁发的邵逸夫奖所公认。他培养出了许多杰出的学生并且永远鼓励年轻的数学家。他另两个重要的贡献是创立了美国国家数学科学研究所（伯克利）与中国的南开数学研究所。虽然令人悲伤的是他没有健在到明年南开数学所新大楼的揭幕式，但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到，他业已努力完成了重大事情，而且将会为其运作而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