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师曾:才高不薄雕虫技!(105幅)
《冬蔬图》陈师曾作
“诗书画印”才擅四绝的陈师曾(衡恪)先生,天不假年,仅四十八岁便因病归了道山。其实他也并非得了什么不治之症,而是因继母俞夫人病故,他于京奔丧至金陵,劳累哀悴,得了伤寒,竟一病不起。过去人的生命似不如今人的金贵,医学也远不及今天的昌明,所以小毛小病一不留神,或是遭遇了庸医什么的都会致命。民国文人中,如刘师培、黄侃、刘半农等,均因病没活过五十便走了。难怪古人有“人生七十古来稀”,哪像今天——“人生九十多来兮”。
一生仅得四十多年的陈师曾先生,于金石书画上却作出了了不起的贡献。这也是今人所难以企及的,现在从事艺术的才子,四十八岁也许只能算刚过了“喝奶期”吧。而陈师曾四十多岁在北大等高校讲授的《中国绘画史》,后整理成书,即成了中国绘画史研究上的一本开山之作,以后的同类著作皆以它为蓝本,而欲在材料或见识上胜出它的却极少。故梁启超赞赏他有“现代美术界可称第一人”之语。另外,在对传统文人画价值的阐释与维护上,陈师曾也有筚路蓝缕之功。上世纪20年代初,他率先将东京美术学校教授大村西崖的《文人画之复兴》一卷译成中文,并附上自己撰写的《文人画之价值》,合刊成《文人画之研究》一书。
《梅兰水仙菊》陈师曾作
陈师曾归结文人画要有“人品、学问、才情、思想”四要素,并归结道,“具此四者,乃能完善”。从此,文人画成了有别于宫廷画、学院派画之外的重要“一枝”。著名翻译家、美术史论家傅雷先生多年之后在评论陈师曾和吴昌硕时说:“这两位在把中国绘画从画院派的颓废风气中挽救出来这一点上,曾尽了值得赞颂的功劳。”
我们说起齐白石的衰年变法、终成一代大师时,总要提到有陈师曾的引荐之功。因为当时齐白石初到北京,在琉璃厂挂牌刻印,其画也稍拘泥,所谓“流落京华无人识”。正是陈师曾的发现,主动寻访晤谈,不想一见如故,遂成莫逆之交。后来齐白石走出一条大写意文人画的成功之路,也是得自于陈师曾的建议和鼓励。这个毋庸讳言,齐白石自己就曾多次在回忆自述中提及并表示“难忘”和“感谢”之辞,齐在《题陈师曾画》也有诗写道:“君我两个人,结交重相畏。胸中俱能事,不以皮毛贵。牛鬼与蛇神,常从胸底会。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我言君自知,九原毋相昧。”白石老人这里一句“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传播甚广,让人感觉是“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意思。其实,陈师曾结识齐白石时自己已经四十二岁了,往后的生命也没几年,相对说他受齐白石的影响已很小,而齐白石受他的影响却非常大,不光是画,即便篆刻,陈师曾也曾劝齐白石不必模仿《飞鸿堂印谱》、《小石山房印谱》等,而应以汉砖刀法入印,“去雕琢,绝摹仿”,自辟道路,才可成为一代篆刻大家。
《墨竹》陈师曾作
要论陈师曾自己的印章,虽未受齐白石的影响,但受吴昌硕的影响却是毫无疑问的。陈师曾有一斋名“染仓室”,即因吴昌硕有“仓硕、仓石”之别号所“染”者,吴仓硕也。据马国权《近代印人传》记载,陈师曾治印初由黄易、奚冈、赵之谦入手,后转喜缶翁印风而师之,得吴氏钝刀入石之妙,出奇造意,拙中见巧。他的好友、书画金石家姚茫父论其印曰:“师曾印学导源于吴缶翁,泛滥于汉铜,旁求于鼎彝,纵横于砖瓦匋文,盖近代印人之最博者。又不张门户,不自矜秘。”尽管我们今天来看陈师曾的印章,古朴苍莽者得缶庐风格最多,但其深厚的传统功夫依然可见,秦私汉官、封泥、元押等印风,均自然体现于其创作之中。而且他的印,自然率真,书意淳厚,如“朽者”、“姚华”等,那方介于楷隶之间的朱文“师曾画佛之记”,虽以今体字入印,但并无现代装饰之态,刀笔之间,古趣盎然。我想,若假以时日,陈师曾先生彻底摆脱缶庐印风,走出自己也是完全可能,何况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齐白石曾记述道:“吾友师曾,篆刻之道师缶庐,惟朱文之拙能肖其神,自谓学缶庐稍得之,故以染仓铭其室。学无二心,知者於篆中可能见之矣。予独知师曾在戊午(一九一八)己未(一九一九)之间渐远缶庐。周大烈亦语予曰:观师曾画用印,戊午以前师缶庐作,以后之刀法篆势渐远缶庐,苍劲超雅,远胜汉之铸铁,亦非前代之削做。”陈师曾卒于一九二三年,戊午之后虽竭力想远离缶庐,然毕竟来日无多,为时间所限矣。
《花鸟四条屏》陈师曾作
这里提到的“周大烈”,在陈师曾的印谱中出现甚多,诸如“周大烈字印昆”、“周印昆读碑记”、“周大烈所藏金石刻辞”等。关于周大烈,今人知之已甚少,故不妨简介几句。我们都知道陈师曾出身名门,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兄弟陈寅恪都是才冠一时的大名人。南社诗人沈禹钟《印人杂咏》有诗咏之:“名父文章一代宗,清芬踵武有遗风。才高不薄雕虫技,细处功夫与道通。”陈师曾虽老家江西义宁(今修水),但因祖父任湖南巡抚,父亲一家都迁于湘。陈师曾即出生于斯,自小也在湖南入学。据陈三立《长男衡恪状》说,陈衡恪儿时随祖父“识字,说训诂”,“七至十岁,能作擘窠书,间作丹青,缀小文断句。”可见陈衡恪少时就显示出极高的天赋。十四岁,在湖南长沙与著名书画家胡沁园王湘绮相识,常以国画请教。而与陈三立友善交好的湘潭名师周大烈,也受聘于陈家,日课陈师曾、陈寅恪兄弟。周大烈字印昆,不仅于文学诗词有造诣,还精于金石书画之鉴赏。我们所熟悉的文学家、写过名篇《落花生》的许地山,即是周大烈的女婿。后周大烈隐居北京香山,与陈师曾一直有诗词唱还之交往,陈师曾绘制过《姜白石词意册》十二帧,每幅皆有周大烈的题诗。周大烈曾评价弟子陈师曾耽于书画,于诗词却不甚精,但多以意为之。这也是陈师曾自己所谓的“生平所能,画为上,而兰竹为尤。刻印次之,诗词又次之”。
《牡丹图》陈师曾作
还有一位与陈师曾关系密切的大名家不得不说,那就是鲁迅了。陈师曾早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学堂,就和鲁迅同学,后来赴日本弘文学院,又与鲁迅朝夕相处。回国后彼此都于别处干了几年,等到蔡元培组阁的北京教育部成立,他们又聚在一起共事了。在五四前的那一段时期,“陈师曾”大概是鲁迅日记中出现最频繁的名字之一,他们趣味相投,时常在一起逛琉璃厂,谈论金石,互赠书画碑拓等。当然,陈师曾也为鲁迅刻过多方印章,如今尚保存在鲁迅博物馆的就有“周树”、“会稽周氏收藏”、“会稽周氏”、“俟堂”等印五六枚。自然因鲁迅的关系,师曾也为鲁迅之弟周作人刻过印。鲁迅虽为文学家,但他的艺术眼光非常独到与苛求,一般作品即便是名家大师也很难入他的法眼。然而,鲁迅对陈师曾的书画印章一直颇为看重,且赞赏有加。早年鲁迅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以及《会稽郡故事杂集》,封面题签都请陈师曾书写。后陈师曾故世,故宫(微博)博物院编《师曾遗墨》共十集,分集出版,前后历时两年,鲁迅均随出随买,一一记录,可见他与师曾情谊之深厚。一九三三年鲁迅与郑振铎合编《北平笺谱》,于序中鲁迅谈起陈师曾的画,也是同样不吝赞词:“及中华民国立,义宁陈君师曾入北京,初为镌铜者作墨合,镇纸画稿,俾其雕镂;既成拓墨,雅趣盎然。不久复廓其技干笺纸,才华蓬勃,笔简意饶,且又顾及刻工省其奏刀之困,而诗笺乃开一新境。”
《山水轴》陈师曾作
不光鲁迅,周作人对陈衡恪也有很高的评价。譬如陈师曾创作于一九一五年的《北京风俗人物画》,最先以速写漫画的形式,绘出了当时不为人画的社会底层的民间生活,后被称为中国漫画的开创者。周作人于是在《陈师曾的风俗画》一文中有这样几句:“陈师曾的画世上已有定评,我们外行没有什么意见可说。在时间上他的画是上承吴昌硕,下接齐白石,却比二人似乎要高一等,因为是有书卷气。”
周氏兄弟是文人学者,他们对艺术家的评判,往往更注重的是学问和思想,陈师曾对文人书画、印章都有自己的认识,能领风气之先,我想,这也是周氏兄弟之所以要“高看一等”的主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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