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竹简推动《诗经》燕飨诗研究

《诗经》燕飨诗的研究虽已历经近两千年,但一些重要问题仍未能很好地解决,如燕飨诗的产生年代、思想主旨、类型归属等。这些问题之所以未能彻底解决,大都是由于材料阙如。而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丰富,这些问题的解决终于迎来前所未有的新契机,尤其是清华简《耆夜》蕴含多首逸诗,且恰好属于燕飨诗的范畴。

  确证燕飨诗产生年代

  古今学者对燕飨诗的产生年代问题屡有争讼,迄无定论,大致可归纳为“西周初期”“西周中期”与“西周晚期”三种说法。郑玄认为燕飨诗是文王、武王、周公、成王时期产生的,朱熹则认为产生于周公时期。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教材采用了“西周初年说”。马银琴提出燕飨诗产生于穆王时期,孙作云则主张产生于宣王时期。

  以上诸说,都是依据今本《诗经》及其他相关传世文献,学者有时对《诗经》中相同诗篇作出不同判断,进而形成了迥异的观点。实际上,材料的阙如是导致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清华简《耆夜》的刊布,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线索。

  清华简《耆夜》属于“诗”类文献,共包含五首诗,分别是《乐乐旨酒》《輶乘》《赑赑》《明明上帝》《蟋蟀》。这五首诗是武王戡黎凯旋后,在文太室饮至典礼上,武王、毕公、周公等相互酬唱之作。《乐乐旨酒》《輶乘》《赑赑》都属于描绘宴饮典礼的诗作,既描写了宴会上旨酒的甘美,也描绘了宾主间相互酬唱的欢乐场景,属于典型的燕飨诗。而《明明上帝》与《蟋蟀》虽未直观叙写宴会场景,但从主旨来看,其中心思想仍反映了宴会典礼的主题,且都是在宴会饮酒时所作,故也应属于燕飨诗。

  清华简《耆夜》开篇有类似于《毛诗序》的“序”文,以说明其创作背景,简文曰:“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太室。”这说明上述五首诗的创作年代是“武王八年”,且均作于“饮至”典礼上。有学者认为,燕飨诗应是直接反映嘉礼中燕礼、飨礼活动的诗歌。实际上,此解释有望文生义之嫌。凡是礼仪仪式上能反映燕飨主题的诗都应属于燕飨诗,而这些礼仪仪式不应仅限于燕礼与飨礼,还应包括饮至礼等。因此,饮至礼虽异于燕礼、飨礼,但因其也有宴饮仪式活动,所以饮至礼上产生或直接反映宴饮场景的诗也应是燕飨诗。这在《诗经》中并不罕见,《小雅·六月》《鲁颂·泮水》等便是典型例子。

  此外,《诗经·小雅》中的《采薇》《出车》《杕杜》也都属于饮至礼之诗。而这些饮至之诗,古代学者亦已将其归为燕飨诗。郑玄《小大雅谱》曰:“《大雅·民劳》《小雅·六月》之后,皆谓之变雅,美恶各以其时,亦显善惩过,正之次也。”朱熹《诗集传》又云:“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换言之,《小雅·六月》之前的诗歌属于正《小雅》,而正《小雅》皆是“燕飨之乐”。具体而言,《小雅》中的《鹿鸣》至《六月》凡十七篇均是燕飨诗,其中《采薇》《出车》《杕杜》与《六月》又皆是饮至礼之诗,故饮至礼之诗都应属于燕飨诗。

  清华简《耆夜》中所见饮至礼诗歌纪年明确,是西周初年最早的燕飨诗。故《诗经》中燕飨诗的产生年代,最晚应在武王时期,即武王八年,而不会晚至成王、穆王或宣王时期。

  廓清燕飨诗类型归属

  以往学者多认为燕飨诗的类型归属不会超出《雅》《颂》的范围。这是因为燕飨诗的主要内容是记载君臣及贵族之间的宴饮活动,更多反映上层社会欢乐、和谐的场景,故不会出现在《国风》之中。然而,从清华简《耆夜》来看,《国风》中应当也存在燕飨诗。

  朱熹曾将“国风”之“风”解释为“歌谣之诗”,这是较为合理的。所谓“歌谣”,便是指“乐曲”。《魏风·园有桃》言:“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毛传云:“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孔疏曰:“谣既徒歌,则歌不徒矣,故曰曲合乐曰歌。歌谣对文如此,散则歌为总名,未必合乐也。”“曲合乐曰歌”,意指“歌”即“乐曲”。这也说明魏“风”就是魏国的“歌”或“谣”。今之学者也认同“风”指“歌谣”“乐曲”或即“声调”的观点。譬如,余冠英认为:“风是各地方的乐调,'国风’就是各国土乐的意思……'风’字的意思就是声调。”(《诗经选·前言》)高亨亦持此论,并指出:“风本是乐曲的通名……由此看来,所谓国风就是各国的乐曲。”要之,“歌谣”就是“乐曲”,故“歌”即“风”,“歌”类诗即属于“风”类诗。(《诗经今注》)

  由此可知,西周初期的“国风”类诗均可称为“歌”。清华简《耆夜》中的《蟋蟀》与《乐乐旨酒》《輶乘》《赑赑》四首诗前的“序”文皆言“作歌一终”,而《明明上帝》被称作“祝诵”。这说明,除《明明上帝》外,其他四首诗都应属于“国风”类诗歌。李学勤认为,清华简《蟋蟀》就是今本《唐风·蟋蟀》。可以说,今本《唐风·蟋蟀》是周公在饮至礼上围绕燕飨主题而作的燕飨诗,而非《毛诗序》所谓的“刺晋僖公”之作,也非一般的唐地民歌。《乐乐旨酒》《輶乘》《赑赑》虽不见于今本《诗经》,但仍可断定为“国风”类燕飨诗。由此我们不妨大胆推想,今本《诗经·国风》中可能还存在其他燕飨诗,这些燕飨诗应类似于《唐风·蟋蟀》,但由于并未直观叙写宴饮场面,加之背景材料阙如,以致后世不能确认其为燕飨诗。

  要之,清华简《耆夜》的公布,让我们明白燕飨诗不只存在于《雅》《颂》中,亦分布在《国风》之中。

  拓展燕飨诗思想蕴含

  学者多认为燕飨诗的思想主旨在于反映上层社会的欢乐融洽、和睦礼让。赵沛霖认为:“宴饮诗的思想内容相当复杂:既有粉饰太平、肯定享乐的一面,又有好礼从善、向往良好风范的一面。”(《诗经研究反思》)然而,由于材料的阙如,赵氏所论仍不够全面。

  清华简《蟋蟀》的刊布,改变了以往对燕飨诗思想蕴含的认知。《毛诗序》等文献认为,《唐风·蟋蟀》的主旨是讽刺晋僖公俭啬,目的是劝其在礼制范围内及时行乐。李学勤据新出青铜礼器铭文考证得出,晋僖公绝非俭啬之人,而是耽于逸乐、爱好田猎的豪奢君主,而周公在诗句中反复强调“康乐而毋荒”,目的是提醒周王朝在得胜时要保持戒惧。(《初识清华简》)由此彻底否定了《毛诗序》所谓“俭不中礼”而“及时行乐”的成见。所谓“保持戒惧”,实质上就是忧患意识,即儆毖思想。

  具体来说,简本《蟋蟀》“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愳愳”与今本《蟋蟀》“好乐无荒,良士瞿瞿”的旨趣是一致的,均具有儆毖思想。“愳愳”与“瞿瞿”,皆指警惕的样子。可见,《蟋蟀》诗的主旨确实传达出一种忧患意识。而“康乐而毋荒”“好乐无荒”则是警戒良士不要纵乐过甚。

  有趣的是,上博简《孔子诗论》亦载:“子曰:'《七(蟋)率(蟀)》,智(知)难。’”简文“七率”读若“蟋蟀”,即指《唐风·蟋蟀》。“智难”,意即知难。综合清华简与传世本《蟋蟀》来看,“知难”应当是指:知过去争取和乐安宁之艰难、知现在享受和乐安宁之不易、知将来守住和乐安宁之艰难。细玩文意,“知难”实际上最终传达出的是一种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主要表现为,对将来守住和乐安宁之艰难的深刻忧虑,而这恰与清华简《蟋蟀》文本内容所表达的思想一致。

  清华简《蟋蟀》所云“役车其行”,展现了武王戡黎之时战车交毂、烽火连天的场景,由此可知过去为了争取和乐安宁之艰难;而“今夫君子,不喜不乐”,则描绘了武王戡黎凯旋之后欢乐喜庆的场面,同时也是儆毖君子应知现在所享安乐的来之不易;“毋已大康,则终以祚”,则是感叹不可过度安乐,要保护并守住这份安乐,而要想将来能守住这份安乐,就必须做到“康乐而毋荒”。即便如此,也仍需知道将来要守住和乐安宁之艰难,这是不得不令人忧虑之事,正所谓“是惟良士之愳愳”。至此,“知难”也最终表达出深刻的忧患意识。

  综上,燕飨诗蕴含着深刻的忧患意识,而忧患意识正是儆毖思想的显著体现。以往学者并未充分意识到燕飨诗所蕴含的儆毖思想,首要原因是未能明白《蟋蟀》属于燕飨诗,次要原因是受《毛诗序》等影响而误解了《蟋蟀》的真正诗旨。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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