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景宁菇乡：从密林深处走出的香菇文化
从景宁县城开车到菇乡英川镇需一个多小时，一路青山绵绵，十几年间，公路陆续联通了山间一个个相对闭塞的村子。穿行其中，人们很难想象这里家院门前曾贴着这样的对联：“江游四海靠贵人，保佑生意步步升。”
八百多年前，英川人就从大山里艰难地走出来，步行七八天到安徽、福建、广西等地的深山老林里，用古老的砍花法栽培野生香菇。
摄影 /张光林
神秘香菇：三合堂的菇民往事
包坑口的五显大帝庙，又称“三合堂”，建于清同治二年（1863），至今已有 150多年历史。
英川镇地处景宁、龙泉、庆元三县交汇处，这里的人们自宋朝起就掌握了伐木出菇的野生香菇栽培法。因当地山区田地少，适宜出菇的阔叶林也不多，英川人不得不江游四海，去周边深山密林种植香菇。在近代人工培育出香菇菌种之前，无根无花无种子的香菇，被龙、庆、景一带的菇民视为神灵的恩赐。
菇神信仰在采菇过程中逐渐形成，敬拜的神像包括做生意无亏有盈的五显大帝、精通种菇术的宋人吴三公，以及在明代使龙、庆、景一带香菇位列宫廷贡品的刘伯温。至清代中后期，龙、庆、景的菇业发展至鼎盛，三县都有菇帮，还一度在上海设菇行、到广东置地产。
摄影 /张光林
三县菇民合资在包坑口建造菇帮公所“三合堂”，敬神的同时，也为组织和管理菇业提供了固定场所。在当地风水先生眼中，包坑口是一块有“五龙抢珠”之势的风水宝地。三合堂原有三部分，一是供奉五显大帝神像、配有戏台的主庙；二是庙西侧面积最大的三合堂菇帮公所它是三县菇民商议和处理行业大事的议事厅，涉及管理公共财产、处理菇帮内外矛盾、交流香菇行情资讯等事务；庙的背面还有办公房，用于菇事活动和香客往来。
土地改革运动时期，三合堂的房屋被政府改为民房，主庙也在 20 世纪 70 年代因修建公路移除了戏台，如今只保留旧庙的一部分。
菇民进山工作时的常见装束。摄影 /张光林
“枫树落叶，夫妻分别；枫树抽芽，丈夫回来”，秋叶落时，景宁的菇民们起身前往江西、安徽、广东或福建的深山，用砍花的方式让腐木在自然中接受空气中飘浮的香菇孢子；第二、三年冬天出菇之后，他们按照菇体完整度、色泽和香味等标准做好采收，及时烘干、拣选、分级。直到次年清明，菇民都要在山林中度过候鸟式的生活。
砍花方法因保密只能口授，菇民在异乡深山中还通过一套完整而封闭的生活组织方式，构建出一个小社会。菇寮是菇民在山里搭建的临时住所和工作间，一入菇寮要讲行话，猪是“乌杯”，牛是“天伦”，还有山中常偷吃香菇的“大来”（大老鼠）与“洛桑”（小老鼠）。
菇民长期在山间工作，所以会在山上搭建临时住所，当地人称“菇寮”。摄影 /张光林
在山里过年时，正月初一，菇民们会在寮主的带领下到山上劳动，取意新年勤勉；回来时砍小杂木插在门外，表示带回摇钱树。清明前后是结账期，菇寮按菇民所占股份分配收益，还需留出一份干股供奉五显大帝。种菇艰辛却收入有限，菇民回乡后还需种一季地贴补生计。秋收之后，再次入山。
菇民代迭：种菇是种生活方式
在菇民外出的冬天，菇乡菇民子弟则开始“学一冬”。在冬季开办的临时私塾班里，孩子们读着代代手抄的《布线》，它涵盖人生实用、出门求财等章节，教授菇乡实用的社会常识与做人道理。他们还要学习记账和算盘口诀，并为将来长途跋涉入深山学些实用的拳脚功夫，包括简易拳法、棍术和板凳术。一两冬后，山外的山长什么模样，人外的人要如何打交道，人与山林鸟兽要如何相处，都会在菇民子弟的脑海中形成粗略的轮廓。
菇民在山里烧炭。摄影 /张光林
如候鸟般的生活生产方式，将每半年离乡的思情拉得绵长。清明是菇乡最热闹的时节，菇民穿越大山经过城市时会买些小饼干，一进村口就分给小孩子讨喜庆兆头，奔走雀跃叫着“大伯、大叔回来了”的孩童在远行人未进家门前，就已把平安信送到。
一年又一年，新老菇民如此轮替。曾在村口报平安的孩子也会在父辈、兄长的口传身教下，带上斧头镰刀，踏上去往异乡山林的路，在资源有限、生产力低下的年月扛起一家一乡的生计。
英川乱弹。摄影 / 石勇
不变的是，每年农历七月五显大帝庙会上，英川乱弹与木偶戏会补给菇乡人的一个“暖冬”。乱弹戏班用“万头定”调子拉起土胡琴，在戏台上以传统的八仙小戏开场。带着乡音的念白里，“空手出门、满手回家”念给归乡菇民，而“田禾茂盛、五谷丰登”则预祝新一季水稻丰收。夜深人醉，半年的乏渐渐纾解，仍有人不愿为戛然而止的剧情离去。
英川木偶戏。摄影 / 杨毅松
那时菇民体力劳动繁重而娱乐活动匮乏，英川乱弹长年在菇民们返乡谢神时演出，慰藉归巢的倦鸟，因而又被称为“菇民戏”。
从宋代起至 20 世纪中后期，这种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景宁沉淀出丰富且绵长的香菇文化。它既包括口传身授的砍花法、菇民拳等技艺，也有三合堂这样糅合地方信仰与行业组织功能的综合场所，还涵盖菇民戏等地方小戏。曾经它与菇乡日常生活汇融贯通，如今它是现代景宁除“畲乡”外另一个独特的人文历史注脚。
香菇不再神秘：人工栽培技术升级
1957 年，在相对闭塞的英川，老菇民还在重复一年又一年的候鸟生活，远在 500千米以外的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已成功研制了香菇菌种。
作为人工香菇栽培发源地，景宁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就引进菌种并试种。最初进行试验的是椴木菌种法，这是一种新旧融合的过渡方法，在人工培育出纯菌丝菌种后，有选择地使用菇木（多为椴木）接种部位，从而提高菇木利用率和香菇成活率，缩短生产周期。
椴木香菇栽培法，用砍断的椴木作为香菇的培养器。摄影 /张光林
椴木接种试验成功的愉悦很快被 80 年代新一轮研发任务压下来。随着全国开始重视林木资源保护，景宁承担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制定的袋料香菇种植“星火计划”研发任务。袋料种植技术以木屑、棉壳、麸皮等散料代替椴木来培植香菇，原料来源广泛、生产周期更短、产量也更高。
1987 年，景宁袋料香菇研发项目又一次获得成功。在离景宁县城不远的袋料香菇种植区东弄村，山间搭着用黑色遮光布罩着的香菇棚，里面排排木架上摊放着今夏刚接好种的大批袋料，远远望去像是层叠错落的乌黑色梯田。
此时距离县农业局开始在东弄村推广菌种种植，也已 40 年。从 1978 年开始在一线菇农中推广椴木接种法，到 1987 年袋料香菇的又一轮全面推广，尽管政府有补贴，菇民在最初几年试种时难免心里打鼓，直到1996 年才落定。那年，袋料香菇在景宁全县的种植已成规模，当年的菇民们见证了传统砍花法向人工菌种种植的革命性转变。
也是在 1996 年，中国香菇产量迅速攀升至世界总产量的 60% 以上，原因之一是从 1994 年开始的“南菇北移”战略——将食用菌种植逐步转向资源丰富、劳力富余、气温条件适宜的东北和华北地区。与此同时，在景宁内外技术突飞猛进、菇区广泛拓展的时代，当地一批老菇民因年纪、体力、教育水平等诸多限制脱离了香菇种植营生，英川镇等传统菇区亦多转向其他生计。
2005 年后香菇产业在景宁又维持了十年高峰期，之后呈下降趋势。如今一斤袋料可转化成一斤香菇，技术研发趋向饱和，产业发展稳定了，却难再现飞跃式的跨步。随着南菇北移，景宁县城里只做临近几省菌种销售的菇商都改了行。近几年，河南、湖北、东北、陕西的香菇种植后来居上，香菇产业在景宁则逐渐稳定为技术成熟、种植规模随市场价格正常变动的常规副业。
从 1957 年人工菌种研发成功至今已 60多年，香菇在景宁的种植方式、菇区分布以及菇民群体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两三代景宁人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与香菇磨合出不同的新关系。但香菇依然是食用菌中生长周期最长、最费人心力的品种；最精到的种菇手艺还是来自一线菇民，甚至和老菇民口授心传类似，实践经验丰富的他们往往写不出规范的书面文章。
绵延 800 多年的香菇种植史在景宁还在延续，在郊区连片的现代化无公害生产基地上，一朵朵小小香菇仍在继续着大自然神奇的能量转化。
作为一种产业，景宁的香菇种植历史悠长，并在当代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种植方式的转型。而在漫长种植传统中衍化出的香菇文化，在这方水土仍有一种沉郁质感。
多年前，菇民们在民谣中唱着“枫树落叶天地荒，做臼麻糍离浙江。十日八日赶不到，大猫坑里等天光”，用行话“衡白老”“有日恼”谈论着深山里的雪天与晴天……这些如今已然神秘化的文化符码见证了百年前的景宁人如何与深山、生灵共处，如何在无畏探索中知晓节制，如何在离乡与归巢的轮转间守住淳朴乡情和绵长思念，仍有潜力与底气牵起生在青山环抱之中当代景宁人的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