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名字可以和现代主义摄影画上等号。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
HENRI CARTIER-BRESSON
1908–2004
布列松对绘画有兴趣，曾在1927–28年间跟随罗特（André Lhote）学习。大约在同一时间，他也开始拍照。他的第一趟摄影之旅，是1931年的东欧，同一年年底，他又去了象牙海岸，1932年返回法国。他在马赛买了一台莱卡，之后就用莱卡拍照。1933年，他和童年友伴蒙狄亚克（André Pieyrede Mandiargues）连袂造访义大利。他在西班牙拍摄的照片，有些刊登在1933年11月号的《VU》杂志上，内容是关于当时的选举和社会失序。1933年10月，他在纽约的李维（Julien Levy）艺廊举办首次展览。他是1927年在巴黎的一场派对中结识李维，并一直和他保持联络。
Henri Cartier-Bresson, a group of children play amongst rubble, Spain, Andalucia, Seville, 1933
Henri Cartier-Bresson, a couple sleeping on a train, Romania, 1975
Henri Cartier-Bresson,Behind the Gare Saint-Lazare, Paris
超现实主义者欣赏歇斯底里、狂喜和梦境。1928年的《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以一篇专文让人注意到该年是歇斯底里一词出现五十周年。布列松这两张照片，都是为了呈现人物的心智状态。马赛那名男子所在的空间分裂成几个部分：有些明白平坦，有些纡曲难解，一如脑部图案。墨西哥沉睡者把头倚放在长方形墙面和碎裂人行道之间：介于骚乱和清醒之间。心智状态是摄影的一大挑战，因为摄影是一种自然主义媒体。1920年代后期的现代主义摄影师喜欢拍摄一些图解式照片，例如机器零件、钢琴琴键。布列松的创新之处在于，将这类背景与人物结合起来，暗示两者之间具有某种意义连结。摄影师并非发现意义之人而是强加意义之人。不过这类照片正是布列松早期作品的特色。
1932至1934年间，他分别去了义大利、西班牙和摩洛哥，旅行空档留在法国。1934年，他启程航向墨西哥，执行巴黎人类学博物馆委托的法国地理任务。这项任务因为缺乏现金而失败，但布列松还是在墨西哥市停留了一年，与他同行的伙伴还包括哈林区诗人休斯（Langston Hughes）以及墨西哥画家阿吉雷（Ignacio Aguirre）。1930年代初，人们的确期待摄师四处旅行，为新画刊提供报导，但很少会在一个地方待上一年。不过，墨西哥市是个充满吸引力的地方，1934年，史川德也曾在那里为政府工作。韦斯顿在那里待到1927年，布拉沃更是一直住在墨西哥市。1935年3月，布列松和布拉沃连袂在美术宫举办展览。4月，与艾凡斯（Walker Evans）一同参与纽约李维艺廊的“纪实与反图像摄影展”。李维表示，布列松的照片“腐败”，而他对摄影的想法“无礼而粗野”。李维指出，布列松的艺术理论无法吸引他，因为他是个“正直谦逊”之人。
Henri Cartier-Bresson,Brie, France
Henri Cartier-Bresson,The Berlin Wall 布列松早期的照片经常上演进退两难的情境。早在1932年，布列松就体认到生命的起起伏伏，因为他曾在非洲得了重病。而摄影本身也极为仰赖好运，仰赖你能在正确的时间来到正确的地点。但更重要的是，1930年代初的艺术，是在哲学的环境中进行。布列松未来将会知道，他在西班牙拍的新闻摄影，例如拥挤的场景、典型的公民，以及瞬间的风景，评价都不高。其他的非新闻照片，则像是为了弥补前者的平庸，却成为他今日得享大名的凭藉。它们建构了一种后设叙事，或一种反思现实的诗意艺术。当时最杰出的理论家欧赞凡（Ozenfant），在1928 年出版了《艺术》（Art）一书，他认为，“科学与艺术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创造奇幻，为生活在现实中的我们提供安慰”。 他在墨西哥市住了一年，由父亲提供资助。妹妹贾桂琳后来加入他，两人于1935年搭船前往纽约。事后回顾，他在纽约李维艺廊的展出是一项成就，不过李维记得那些照片没卖出半张，而且“摄影在那段时间是一条死路”。他还加了一句：“人们根本无法想像有谁会对摄影展有兴趣，更别提买作品了。”他在纽约待了一段时间，遇到刚展开事业生涯的乐薇（Helen Levitt）。她把布列松形容为天才，并说她1941年的墨西哥市之旅是受到他的影响。他也结识了当时介入电影制作的史川德，并可能因此受到刺激，开启了他对电影的兴趣。回到法国后，他设法让尚．雷诺（Jean Renoir）雇用他，担任《生活是我们的》、《乡村一角》和《游戏规则》等片的助手。 他曾和尚．雷诺一起在电影界工作，主要是负责对白部分。不过1937年他执导了《生活的胜利》，以西班牙内战期间的共和军医院为主题。同一年，革命派超现实主义者暨作家阿拉贡（Louis Aragon）邀请他为《洞察》（Regards，前身为1932年创立的《洞察劳动世界》和《今夜》提供摄影报导。1934年起，法国一直处于纷扰的情绪状态，那时布列松并不在国内，到了1936年夏天，由布鲁姆（Léon Blum）领导的人民阵线取得政权。人民阵线同时包含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元素，执政后严守改革而非革命的路线。其中的第一项改革，是在1936年1月实施集体合同、有薪假期和一周工作四十小时。布鲁姆的政府只维持了一年多，随即被法国的资金外流和一连串的罢工推翻。 1936年那张照片记录了一个温暖人心的事件，因为那顶雨蓬看起来像是临时搭的，而后面那两名钓客，则是专心做着自己的事，仿佛那是一个大家共享的空间。马恩河畔那群贪吃客建构了一个容易引起话题的迷人画面，不过对于关心1938年情势的公民而言，他们看起来有些自满。1938年夏天，人民阵线已经瓦解，罢工持续上演，而且只会越演越烈。尽管如此，布列松还是喜欢野餐，因为野餐是研究人物的绝佳机会，而且它代表欢乐。背景中的某处会让人回想起秀拉（Seurat），因为那是一张非常齐整的影像，带有传统的法国风格，却又同时传达出极为精准的姿势：正在倒酒的手，以及那两名妇人正在吃东西的手。他发展出一种独特才能，可以在观察日常的同时提出评论。他的观察力从以前就有，但在早期的照片中，观察的重要性比不上观念。这份才能随着人民阵线一起取得大权，并成为他在战后拍摄的许多欧洲照片的特色—这些照片在1955年集结为《欧洲人》一书。 二次大战期间他入伍服役并遭俘虏。1943年2月逃脱后，于1944年8月见证并拍摄了巴黎的解放。他执导纪录片《回归》，探讨俘虏和流离失所者的遣返问题。当时他隶属于联盟摄影，一家具有合作社性质的通讯社，但因为行政和商业原因以失败收场。美国人以为他已经在战争中丧生，正酝酿在纽约现代美术馆为他举办一场纪念展。该场展览最后在他的协助策划下，于1947年登场。同一年，他和卡帕（Robert Capa）、罗杰（George Rodger）以及西蒙（David Seymour），共同成立了马格兰摄影通讯社（Magnum）。1948到1950年间，足迹远至印度、中国和印尼。1952年出版精选集，收录1932到1950年间的作品，由巴黎的神韵出版社（Editions Verve）发行。这部备受赞誉的名作由希腊出版人泰里雅德汇整，他1930年初就结识布列松，也是超现实主义期刊《人身牛头怪》的艺术指导。该本摄影集的法文版名称为“Images à la Sauvette”，意指那些照片是在奔跑中拍摄的。如果在“贩售”一词后面加上“à la sauvette”，就是非法在街上贩售的意思。英文版的书名是《决定性瞬间》。1954年，当代最伟大的摄影编辑德派尔帮他出版了《转型中的中国》，布列松以目击者身分叙述中国政权从国民党转移到共产党的过程。他将该书形容为北京与上海1948年后的大事志。1955年，泰里雅德出版了《决定性瞬间》的续集——《欧洲人》。 战争刚结束时，行旅辗转的影像极为蓬勃。1930年代，这类照片是由旅行者拍摄，给人一种他乡遥远的印象。到了1945年后，这些照片则是表达了地理上的移动，有时也被用来象征历史的进程。面对接连上演的重大事件，备感压力的摄影师们，开始把自己当成局外目击者，为他们无法理解的历史进程做见证。他们开始关注一些意外事件，这些事件既能反思他们自身的无助，也能反映参与者的无知。例如，那名盲人或许正在经历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时刻，但在那个当下，他只能感觉到有事情正在发生。也许只是一名摄影师正在寻找素材，尽管如此，他还是得确认一下负责照管当日营收的小孩是不是还在那里。这种局外见证者人的新概念，正是以布列松为代表，并将继续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