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土乡情·母亲节特刊 白雪松 | 母亲的缝纫机

朗读：白雪松

那台老式缝纫机静静地闲呆在我家屋子的角落里，机头被装进机箱里，板面上落满了灰尘。没有人使用，当然它也就失去了往日欢快的歌声。

这台伴随了母亲多年的缝纫机，随着母亲的故去而下岗，但它谱写的那首爱之歌，却时时唱响在我的心中。

从我记事起，这台缝纫机就一直伴随着母亲。那是在六十年代末，母亲托在县城商业局工作的亲戚搞到一张“购买票”，购买了一台大连产的“前进牌”流线型缝纫机。当时的名牌缝纫机是上海产的“蜜蜂牌”，但价钱也高，一百七八十元一台。母亲舍不得从肋巴扇子上割肉，才买了这台“前进牌”缝纫机。虽说不太中意，但却可以作为母亲最好的帮手而完成一大家子人的缝缝补补、拆旧换新，母亲还是从心里往外乐。

六十年代是中国经济最贫困的时代。吃不上，穿不好，对花哨漂亮的衣服更是不敢多想。那时候的布料凭票供应，大人十二尺，小孩才给八尺。布料少自然拆旧翻新的就多，一件衣服往往是头大的孩子穿过，就让挨着肩的弟弟妹妹穿，最后再让最小的穿。那可真是改来裁去，物以尽用。在那个“笑破不笑补”的岁月，一件衣服常常穿了又穿，补了又补。正如人们所说“新一年，旧一年，缝缝补补又一年”。直到不能再补了仍旧不肯扔掉，还要用它打“隔布”做鞋底、鞋垫。

拆旧返新这是非常费工的事儿。那时正是农村搞“一大二公”平均主义的盛期，生产队规定男女社员凡是劳动力，都要定时定工。女劳动力出工不能少于二十八天，而且每天要干足十个小时。除此以外，女劳动力还要负担做饭、洗衣、饲养家禽等活计。一天忙得没有个站脚的功夫，那有时间去缝补衣服。那时我们家五口人的衣服要是全靠母亲一针一线手工做，就是长出八只手来也做不完。

家里的针线活摞成了摞、堆成了堆，缝这个人的，做那个人的，大人的，孩子的，母亲实在是忙不过来。她看到东院赵家买了台缝纫机，眼馋得不得了。那真是好玩意儿，手工一天才能做完的活，拿到机器上“咔嚓咔嚓”一会儿就做完了，而且做得又快又好。母亲就时常拿着活儿到人家去做，赵大娘挺好说话。开始时是笑脸相迎，去了几回以后脸色就晴转阴了。虽没说不让用，但总是皮笑肉不笑。母亲理解人家那是心疼那台缝纫机，使用次数多了会磨损。人家自己还舍不得用呢，别人再三再四地去用，人家嘴上不说，脸上就不由得显示出来了。因为都是老实的庄稼人，不会“装”。母亲再也不好意思去了，于是牙一咬，下了横心，自己要买一台缝纫机。

母亲和父亲商量买缝纫机时，父亲伸手摸了一下母亲的额头说，“也没发烧呀，怎么竟说胡话呢？缝纫机也是咱们家能买得起的，我看你胆子不小呀!”母亲拨拉了一下父亲的手，嗔怪地说，“我给你说正经事呢，你可别当笑谈。”父亲说，“正因为是正经事，才吓我一跳!”这在当时，普通农户家要买缝纫机那真是有点异想天开。那时，农村已开始时兴“三转一响”四大件。“三转”就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一响”就是收音机。“三转一响”那是农家小户的向往，并为之奋斗的目标。只有姑娘订婚时，作为订婚聘礼才会提出。无数的“准新郎”对此望而生怯，愁得寝食不安。能买上的也只能是一大件、两大件，全能买上的人家屈指可数。现在儿子不结婚女儿不出嫁，母亲却提出买台缝纫机，父亲当然视为说的是胡话了。

母亲并没有灰心，她反复做父亲的思想工作。她说，眼下农村活计重，村里又没有缝纫店，家家户户的针线活都有一大堆。现在又盛行穿“的确良”夏装、“黑条绒”棉裤，做一条能收一元钱，晚上打打夜班，挣一块钱那是手拿把掐，咱有半年就能挣回台缝纫机。钱不用你操心，我去张罗。只要你同意，就算是最大的支持了。母亲分析得头头是道，说的也是句句在理，父亲不得不点头赞同。父亲强调说，要张罗你去张罗，让我求求借借那可没门，我可张不开嘴。母亲笑着说，都快一辈子的夫妻了，我还不知道你。一个星期的时间，那台“前进牌”缝纫机就搬进家了。我见母亲脸上开了朵花，我们小哥儿俩也是手舞足蹈，围着缝纫机看新鲜，父亲也笑咪咪地称赞母亲能干。

自从有了这台缝纫机，母亲做起针线活就省时省事多了，旧衣服缝补得既结实又平整，新衣服裁剪好拿到缝纫机上一会儿就做好。冬天，母亲把缝纫机放到热炕头上，脚下热乎乎的能做活；夏天，母亲又把缝纫机搬到小院里，乘着凉风做活，那真是惬意爽快多了。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母亲做完家务活，就一门心思扑在缝纫机上。不仅家里的针线活全赶了出来，而且左邻右舍全村子人的活还揽了一堆。

母亲缝纫机的“哒哒”声，是最为温馨动听的歌声，也成了我们儿时的催眠曲。有时都多半夜了，我一觉醒来，透过昏暗的煤油灯光，看到母亲埋着头，弓着腰，左手拽着布头，右手握着转盘，双脚不停地踩着踏板，神情是那样的投入专注。我揉着惺忪的眼睛，心中猛地震颤了一下，又涩又热的情感掠过心头。我披衣下床，催促母亲早点休息。母亲总是说：“做完这件就睡!”我迷迷糊糊又睡着了，缝纫机的哒哒声伴着我进入梦乡，可当我清晨醒来，缝纫机依旧不停地在那歌唱。

母亲的缝纫机活在全村出了名，都说她做的衣服平整合体，穿在身上周正漂亮，于是，求她做衣服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靠做衣服挣钱的承诺，母亲早已丢到脑后。乡亲们来求母亲做活，她还看作人家很给面子的事儿。总是高兴的接下活，做完活后分文也不收。我就问母亲，人家给你钱，你咋不收呢？母亲笑笑说：“一个屯子住着，谁不求谁呀，钻到钱眼里让乡亲们笑话。”

后来我上中学了，母亲看到乡上的孩子穿得很新潮，也想给我做一身，让我光光亮亮体体面面地上学。但那些新潮衣服母亲做不来，她又舍不得花钱到裁缝店里去做。她就把买来的衣服拆开，制成一片片纸样，然后再买来布料，照着纸样裁剪。拆拆缝缝，反复试做，新潮样式的衣服终于成型了。穿上合体新颖的衣服，我高兴的像只小麻雀欢呼跳跃，母亲疲倦的脸上也露出欣慰的笑容。我知道那缜密的针脚里缝进了缕缕母爱，母亲用她的爱光彩了儿子的脸面、妆新了儿子的形象。

但母亲觉得这种依葫芦画瓢的做法有点笨，要强的母亲就拜心灵手巧的裁缝薛姨为师，一丝不苟地向人家学习剪裁，还买来《裁剪与缝纫》、《新式服装》、《服装裁剪新编》等书籍自学。通过自学和实践，掌握了腰围、胸围、臀围、领口等放缩尺寸的技艺。母亲的裁剪技术渐人佳境，当然也引来不少羡慕的目光。

后来我参加了工作，但母亲仍为我裁剪缝制衣服。母亲总说我的体型有些矮胖，买的衣服穿着不合体，还是妈做的衣服周正挺括，穿着也好看。我时常看到母亲戴着一副老花镜，弯腰弓背坐在缝纫机前。那一头银发，那满脸皱纹，伴着那摇曳不定的油灯微光，将母亲和缝纫机的影子投映在灰暗的墙壁上，显得那样飘渺虚幻、空旷幽寂。在漫长的冬夜里，母亲就是那么哒哒地蹬着缝纫机，忙碌着，缝制着。屋里没有钟，但院里有鸡，母亲直听到鸡的啼叫，才肯停下来。每到年关便成了母亲最忙碌的日子，她不但要为儿子做一件新衣服，还要为她的孙子做新衣，做虎头鞋，作为奶奶送给孙子的新年礼物。她手上磨出了水泡，水泡变成血渍，血渍变成了铜板似的老茧。每当我看到这样的情景，我眼里总是噙满泪水。

母亲已经离开了我们，去了很远的地方。多少个夜晚，摇曳的青灯、前进牌缝纫机、母亲投映在墙上的剪影，无不让我沉浸在追忆母亲的痛苦之中……

母亲脚踏缝纫机的哒哒声经夜不息地又响起来，时而激越，时而低沉，时而酣畅，时而忧伤……

作者简介： 白雪松，1961年7月出生，望奎县人。1979年11月参加工作。现任绥化市文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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