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孟子》讲演录(第六讲)
“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上一堂讲过,这句话的意思是,就着性之实来说,它可以是善,这就是我所谓善。
性之实是善,但不一定都能表现出来。这涵着说,性本身是善,但能不能表现出来,表现多少,表现得好不好,那是另一个问题。讲性善,并不表示说人人都是圣人,不表示说我们的言行都是合理的。
抗战时期,我们在成都的时候,有一个学佛的人说:“你们儒家讲性善,既然性善,还用工夫干甚么呢?”我说:“你这话没有道理。说性善并不能说你马上就是圣人,讲性善哪能妨碍你做工夫呢?讲性善正是要说明工夫所以可能的超越根据。假定你没有这个善性,你的工夫也不可靠的。”所以,这个学佛的人没有义理训练,他以为讲性善就都是现成的圣人。他这种推理是不对的。
所以,孟子接着就说:“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善性是人人都有的,是普遍的,尧舜有,桀纣也有,最坏的人也有。坏人没有把它表现出来,专门做坏事。这个不善不是他的性本身有甚么毛病。这个“才”是指那个“性”说的。“才”就是原初的始质。始初的质地是普遍的,尧舜是如此的质地,桀纣也是如此的质地。假定说“才能”那就不能普遍。假定你把“情”讲成“情感”,把“才”讲成“才能”,那是说不通的,在义理上通不过的。
所以,“情”与“才”都是虚位字,克就那个“性”讲。“性”是客观的字,一说“性”,就是objective,是form。性就是本性,本性是甚么呢?本性是空的,是一个空洞的字。“性”这个概念开始提出来也是个虚位字。在儒家,“性”这个字是个虚位字。一说“性”,就是说这个东西本来有,自然的。这是空洞的话,它的内容究竟是甚么,我还是不知道。客观地说就叫做“性”,它的意义不清楚,它具体的内容不知道,要靠另一个东西来表示,所以叫做form。“性”这个概念就是这个意思。
“性”这个字本身就是一个虚位字,这个虚位字的意思以客观而形式的意义来规定。“情”与“才”也是虚位字,但这两个字是形容性的虚位字,是就“性”说。我们说“性”是一个虚位字,因为它本身代表一个东西的质地。所以,它是个自性原则、客观性原则。它是objective,是formal,说它是虚的就是这个意思。说它是objective,就是说这个“性”的内容要想真正地具体地表现,必须通过甚么地方来表现。就是说,你要通过甚么东西才能了解它的具体的内容,它的具体而真实的意义(concrete and real meaning)要通过甚么来见。你客观地说一个“性”,说一大堆抽象名词:being、我、自性,还是不懂。
说它是客观的,那就预设你要想了解它的具体而真实的内容或意义,就一定要通过一个主观的东西,一定要通过主观面,它才能呈现。客观地说的“性”是fomal,是空洞的。光是formal不行,一定要concrete。这些词语都是通过现在的哲学训练很容易想到的,虽然孟子没有这些词语,但是,孟子本身表达这个问题的思考法,正好合乎这个思路。
孟子所言“性”是个虚位字,它本身虽然代表客观性、代表自性,那是空洞的。落实到哪里真实了解呢?落实到心。所以,孟子讲“性善”,是从心了解性。从心了解性,那是了解性的具体而真实的意义。你光说“性”而不通过心,我怎么知道这“性”是甚么呢?“性”的具体而真实的意义从“四端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见,这就具体落实了。
“心”是主观的活动,表示动觉。所以,中国人以前喜欢讲虚灵明觉。“性”不表示这个意思。要说“性”觉,那么,这个觉在“心”见。所以,一说“心”的时候,“性”的那个客观的意义就通过你的主观的觉识而呈现。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那是分说,总起来就是一个动觉,就是觉识。所以,心是主观性原则,性是客观性原则,客观性原则又代表自性原则,因为有性才能说自己。这种思考很重要,假若你对此没有了解,你就不能了解关于这些方面的玄谈。这是玄谈,古今中外都一样的。黑格尔最重视这种表现。
心是主观性原则,客观的东西非得通过心才能具体化,它的具体而真实的意义才能呈现。没有通过“心”这个主观性原则,“性”就只是一个formal、空洞的东西。所以,我们开始说“性”的时候,它是客观的,objective and formal,一旦通过“心”,通过我们主体的活动,它就变成concrete and real,它的concrete and realmeaning就表现出来了。这个就是“性”。假定问:人的性为甚么是善呢?就从这里看,恻隐、羞恶、恭敬、是非就是善。你要问甚么是“性”?这个就是性、就是人性。这才是人异于动物的地方,动物没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所以,这种“性”是指人的道德性、理性之“性”说的。
所以,我总是说:孟子所说“性善”的这个“性”是指人的inner morality讲,inner morality(内在的道德性)是黑格尔的名词。这个“心”、“性”的分别,我再举一个鲜明的例子。譬如,基督教讲三位一体,上帝有三个身分——圣父、圣子、圣灵。上帝的这个father的身份是甚么意义?father这个身分就代表“性”。圣子耶稣就代表“心”。圣灵就是两者综合起来。耶稣这个“心”不能永远脱离上帝那个“性”,他最后不是归到他的父上帝那里去了吗?最后,他坐到上帝旁边了。这就是通过圣子耶稣上十字架牺牲来证明上帝的内容。上帝的内容是甚么东西呢?就是灵(spirit)。要不然你怎么知道上帝是一个spirit呢?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上帝就不是spirit,而是pureform,亚里士多德不是宗教家,他是一个哲学家。我们要证明上帝是一个purespirit,非通过耶稣不可。就是要通过“心”,耶稣就是圣心。这种解释是黑格尔的讲法。
用黑格尔的讲法,以他的辩证法表达。God in-itself是上帝之在其自己的身分,代表客观性原则。Godfor-itself代表主观性原则,若没有这个主观性原则,客观的God之在其自己是甚么东西呢?没有人知道的。甚么也不是。所以,黑格尔一定要说God in-itself、God fot-itself,最后总起来说God in-foritself。既“在其自己”,又“对其自己”,那就是灵。
这种思路理学家也会想。这就是重“心”。这个“心”很重要。朱夫子的哲学系统不重这个“心”,他只能了解“性”,只能了解天地间有一个太极,他不能了解这个“心”的作用。所以,他只能说“性即理”,不能说“心即理”。这不行。此即是说,他只能说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上帝是天地万物的一个父,这最尊贵。这没有问题。但他不能了解耶稣的作用。他把“心”了解为气,形而下的。
从耶稣有physicalbody讲,也是形而下的,他是个人。但基督教另-方面说,尽管耶稣有physical body,但他不是人,他是神。这个时候,我们看耶稣的生命没有感性,感性的成分没有了,他的生命全部是body。所以宗教家可以把耶稣看成不是一个人,他是个神。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心”是形而上的,还是形而下的呢?当然是形而上的。
所以,朱夫子在这里不行,他以为有感性就属于形而下的。依照他的思路,他只能了解耶稣的形而下的方面,他以为有感性就属于形而下,因为耶稣有感性,他是个现实的人,他就属于形而下。但是,尽管他是一个现实的人,他的生命全部神圣化、圣洁化。我们一般人的生命没有神圣化,但中国人所说的圣人,他的生命就神圣化,要不然他不能成圣人。佛也是如此。
菩萨还不是佛,还有一点点感性。菩萨之所以是菩萨而未能成佛,就是他还有一点感性,他的感性不能完全去掉。他要是完全去掉感性,他就不能过现实生活,他不能度众生。他要度众生,所以他留一点感性。这了不起。你不要瞧不起中国人,中国人思考这些东西比西方人多得多。菩萨留一点胡涂以润生,这叫做留惑润生。人太干净了不行呀,所以,中国人说“难得胡涂”。原初的胡涂当然不好,到难得胡涂的时候,这个“胡涂”是好的。这是一个辩证的发展。
黑格尔很能了解“心”的这个作用,就是那个God foritself的作用。朱夫子在这里不行,他是纯粹formallogical、analytical的想法,这不够的。所以,后来陆象山、阳明讲“心即理”。“性即理”这句话没有问题,“性”固然是理,这句话是tautology,同语重复。只有“心即理”才能真正接触到“性善”之实。以宗教家的想法,就是通过耶稣来了解上帝。这就是儒家的通过心来了解性。
所以,要成功宗教,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不行的,一定要靠一个宗教家。耶稣是宗教的心灵,要靠耶稣,基督教才能成立。要不然,只是哲学家的God,哲学家的God没有用的。有人问耶稣:你天天讲天上的父,天上的父怎么样的呢?耶稣答:你天天与我在一起,你还不了解天上的父吗?这话很有意义。离开耶稣,上帝甚么也不是,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尽管那是一个最伟大的概念——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但说的都是一些空话。所以,光客观的意义不够。
心是主观性原则,性是客观性原则。在这个地方,心、性暂时分开说,最后是心、性合一。心、性合一就圣灵。那么,在儒家陆、王的义理系统里,就是“心即理”。所以,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这就是仁义内在。内在于甚么呢?内在于心。
你们要注意,孟子说“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究竟是形而上,还是形而下呢?恻隐之心最显明,恻隐是人心内部的一种最真切的相通。那么,你说,“恻隐之心”这个“心”是情感呢?还是理性呢?
你说它一定不是情感,它又恻隐。就是说它是情感,它属于形而上的呢?还是属于形而下的呢?是属于气、属于感性的吗?假如这情感属于气、属于感性,你不能说它就是仁。所以,“恻隐之心”虽然用的是恻隐这个字,好像直接地就想到情,但是,这个“情”是以理言,不以气言。“四端之心”都纯粹是理性的。尽管说的是心,这个心也是理性的心。
理性的心才是孔子所说的仁。仁不是形而下的,不是感性的情感。孔子所说的仁多高呢!所以,理学家言仁,绝不说“爱是仁”。我们平常说“仁爱”,很容易把“仁”说成是爱。爱是属于情感。就是朱夫子也说,仁是心之德,爱之理。“爱之理”是甚么意思呢?就是爱的超越根据。就是朱夫子也一定要把仁提高。这样,仁才是moral。要是光是爱,光是emotion,那个无所谓moral。所以,孟子讲“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是以理言。这不能当情感看,这纯粹是理性的。
我们平常说的喜怒哀乐的感性的,你们平常所说的love也是感性的,你们说“恋爱至上”,那是怎么样的“至上”,我也不太清楚。这个其实也是感性的,没有甚么奥妙。这个当然不是理性的。谈到情感问题很麻烦,理性没有那么麻烦,理性很简单嘛。情感没有理由可讲的,所以,恻隐之心不能看做是“情”。朱夫子完全是分析的头脑,他首先提出,性是形而上,是理,心是属于气,情更是形而下的,也属于气。这样一来,他把孟子的一个概念分成三,说成心、性、情三分。心、性、情三分就是理气二分。这完全不合孟子的意思。
东海大学有人说,现在有人喜欢把康德的思想拿来与孟子相比较,但孟子讲的是“情”,康德讲的是pure will、free will,那是纯粹的理性。你讲这种话,可见你根本不懂孟子。你怎么知道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是情呢?你这是走的朱夫子的路。朱夫子在这个地方很差劲的。
在孟子这个地方,“性”是个虚位字,它的具体意义都从“心”这里见。心不是抽象的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就是心。这个“心”就是纯粹是理性的。没有一点感性的夹杂,所以它才能建立道德。道德不是抽象的。你不要看他具体地说“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你就以为它是情感的“情”。所以,朱夫子的了解不行的。他虽然注四书,他不宜讲《孟子》。不是说他每一句都错。但是,重要的关键的地方,他都讲错。这个完全是义理的问题。
所以,我把《孟子‧告子章句上》的这一段特别提出来,你们当该这样了解,不要乱讲。从孟子所言“心”所了解的性,在理学家就叫做义理之性。“义理之性”就是纯粹从理性上讲的,不是从气、感性、私欲、利害夹杂上说。这个就是康德所说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从will所立的法则纯粹是理性的,这个法则从外面建立不起来的。这个思想与孟子一样。所以,孟子一定要跟告子辩,一定要讲仁义内在,内在于心。
仁义内在于心,就是说,仁义这些法则,这些理都是从心发。这就叫做“心即理”,心就是理。不是这个心去了解理。如果说心去了解理,那就成understanding了,那就成知识了。“心即理”的心是moralmind,不是cognitive mind。用康德的话说,“心即理”就是意志的立法性。立的甚么法呢?就是立道德法则——定然律令。这是最恰切的,一点比附的意思也没有。而且,康德的讲法可以帮助你了解陆、王所说的“心即理”。“心即理”的说法也可以帮助你了解康德。
朱夫子没有这个意思的立法性,他所说的“心”不能是理,只能了解理、把握理、服从理。它所服从的理不是自己立的。理从哪里来呢?是现成。这就是朱子那一套。在这一套里,他怎么样表示心服从理、把握理呢?那就是工夫论。朱子的工夫论寄托在甚么地方表示呢?就是涵养、格物。通过这两种工夫把握理。这种思想不行呀。以前没有人看出来,都认为朱夫子了不起,是第二个孔夫子。当初只有陆象山说他不行,但是没有人赞成陆象山,陆象山在以前是少数派,朱夫子是多数,是正宗。所以,陆象山变成禅宗了。这麻烦得很。
朱夫子的思想不行,建立不起道德。照康德的看法,朱夫子的那一套完全是他律道德。康德讲意志的立法性,意志的立法性就是自律道德。康德讲真正的道德是autonomy,朱夫子变成heteronomy。
《告子章句上》的这一段文你们要看清楚。“情”与“才”都不是独立的概念,假如你把“情”看作情感,把“才”看成才能,那是不对的。心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恻隐好像表示情,羞恶表示好恶,好像也表示情。但是,这是以理言的情。假定你说这是情,我给它一个名字,就叫做“本情”。本情与本心是一,本情、本心就是理。因为“情”才能活动,这个理是从它自发的。“情”不是不可以用,但这并不表示它就是心的具体的意义,不表示它就是感性的。这个道理中国人可以懂,现在的人念西方哲学念久了,头脑洋化,所以对中国的文献不能懂。
诸葛亮说:“恻然有所觉,揭然有所存。”这句话就见出诸葛亮是了不起的圣人。一个人的生命,把“四端之心”概括起来,这两句话就够了。“恻然有所觉。”表示一个人的生命,人的心灵常惺惺。你常常有所警觉,心中常常有所不安,你总不能麻木不仁。这样才表示你这个生命是活的,要不然你这个生命死掉了。孔子了不起,他就是从这个地方指点。
“恻然有所觉”表示你心中常有悲恻之感。“悲恻之感”一个“感”字,但不是感性的。如果你看到一个“感”字,就以为是感性的,那完全是错解。所以,程明道通过血脉流通譬喻仁,麻木就是不仁。仁代表感通。这个感通不是电子的感通,电是physical。所以,这种词语你要了解它的恰当的分际。
“揭然”就是人内心不要依靠任何东西。“揭”就是孤零零的。单是心自己,不是依靠甚么东西。这就叫做“揭然”假如你这个心依靠这个,依靠那个,那么,这就是感性的心。所以,你这个心要揭然,担负起自己,顶天立地挺起来。“有所存”就是有所存主。心有主。心有所存主就是心的意志性。这个很难。心的意志性就是通过“恻然有所觉”呈现。“恻然有所觉”是主观意义的心,“揭然有所存”就是客观意义的心。“有所存”,存的是“心即理”的心,不是存偏见。这样人才能站得住,才能挺立起来。顶天立地,八风吹不动。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到处是疑惑。你自己要有一个决断。“恻然有所觉,揭然有所存”是很难的。这个时代最考验人,一方面你要有所见,一方面你自己要站得住。要站得住,就要靠你“恻然有所觉,揭然有所存。”
耶稣的生命是值得称赞的。他的那些说话是用神话的方式讲,事实上是高度的道德精神,那就是所谓“恻然有所觉。”八风吹不动。耶稣把魔鬼的试探打回去,他说:“你不该试探主——你的上帝。”这是自由意志的决断,这就是仁义内在,就是心有所存主。这个就表示高度的道德意志。
这个道德意志“我固有之”,不是从外面来的。这个道理想一想就可以知道,不可移的。这个道理你一求就得到,不求就没有了,失掉了。故孟子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这个“求”是内求,反求诸己。有些东西求不一定能得到,孟子说:“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尽心章句上》)假定你所求的东西是在外面的,属于对象方面的,不在你掌握之中。你怎么能得到呢?在我生命中的东西,我求就可以得到。所以,儒家讲“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章句上》)仁义之心“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孟子‧尽心章句上》)
现实上,大家之间相差很远。有孔子、孟子,有桀纣,也有尧舜。相差远得很。各人表现不同,或有相差一倍,或者相差五倍,这是甚么缘故呢?这是“不能尽其才者也。”就是不能把你原初的那个质地实现出来。“尽”是充分实现的意思。所以要下工夫。讲“性善”,光是“性”摆在那里没有用,要讲工夫。讲工夫,就是要讲怎么样把你的本心呈现出来。“求”就代表工夫。
“求则得之。”那是“求”要有所以能够得到的一个根据。要不然你求也不能得到。所以,孟子接下去就讲工夫、讲培养。他一步一步往里讲。所以,《告子章句上》很有系统。
从“乃若其情”起,这一段是孟子的正面主张。这一段最后结语引《诗‧大雅‧蒸民》来证明。“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蒸民”就是众民、万民。彝,常也。众民所秉持的常性就是好是懿德。懿,美也。懿德就是美德。
孔子读《诗》读到《大雅‧蒸民》这里就说:“为此诗者,其知道乎!”做这首诗的人很有moral insight。古典的诗人不是浪漫派的诗人,他们很有moralinsight。所以说,温柔敦厚诗教也。这是古典派的文学。儒家的学问虽然开始于孔孟,孔子下面接着是孟子,后面宋明理学一大套,说那么一大堆,议论繁多,它后面的根源渊远流长。不是忽然间一个思想家出来发一套理论。
儒家的根源渊远流长,就是两首诗,这两首诗是儒家全部教义的一个纲领、一个根源。一首是孟子引用的《大雅‧蒸民》,这是证明性善,人所秉持的那个常性就是爱好美德,好美德就是善,就是好善恶恶。好善就涵着恶恶,好善是正面说,反面说是恶恶,这是一个意思。还有一首是《周颂‧维天之命》,“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读作「丕”)显,文王之德之纯。」这首诗是metaphysical。两首诗的精神是moral,通上通下。
“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就是说,天命在后面,你看不到的,但它在那里不停止地起作用。“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这就是后来《易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于穆不已”就代表“天行健”。这个天道不停止地起作用,这就是创造。所以,儒家的“天”代表创造性原则。这里讲创造是从天命讲,有天命起作用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有存在。天的本质就是创造,创造万物。
客观地讲是天,主观地讲就是从人的道德践履上说。就是“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诗‧周颂‧维天之命》中说的是“文王”,这个地方,你说“孔子之德之纯”也可以,说旁的人也可以。因为儒家讲“人皆可为尧舜。”你的德纯亦不已,你也可以是圣人。圣人之德之纯,纯亦不已。我们的德有时候也可以纯,只是今天纯,明天不纯,这个地方纯,那个地方不纯。只有圣人之德纯亦不已,所以,圣人法天。
天命不已是客观地讲,所以,那个地方是principle of objective。后来《中庸》就从这个地方说“天命之谓性”。“文王之德之纯”就是principle of subjective,就是心。文王就代表心。“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中庸》)文王的本质就在道德的纯亦不已。所以,客观地讲,从天命那里讲,那是天命的创造,是本体宇宙论的创造。从文王这里讲,“文王之德之纯”是道德的创造(moral creation)。甚么叫做道德的创造呢?道德的纯亦不已就是道德的创造。客观意义的“天命不已”的创造之所以为创造,其真实意义要从moral creation来证实。离开moral creation,那个客观地讲的创造保不住的。所以,这两首诗很重要,后来开理学家的宋明理学的全部系统,就是这两首诗。
主观地讲是性善,客观地讲就是宇宙创造,这二者不是合一吗?在儒家就是合一。所以,在儒家看来cosmic order就是moral order。宇宙秩序就是道德秩序。道德秩序扩大就是宇宙秩序。从“维天之命”那里讲,客观地讲,就是moral metaphysics(道德的形上学)。主观地讲的“纯亦不已”一定imply moral metaphysics。儒家的智慧一定是如此。所以,儒家讲moral metaphysics。在西方宗教的立场讲,就是道德的神学(moraltheology)。
儒家不讲personalGod,所以只讲moralmetaphysics就够了。在西方基督教的立场就是moraltheology。二者层次(level)相同。谁建立这个道德的神学呢?就是康德。因为他采取道德的进路证明上帝的存在,那是moral prove,离开moral 不能证明的。天主教不是moraltheology,所以,天主教最反对康德。同是讲上帝,天主教讲上帝,康德也讲上帝,但谁讲的对呢?康德是后来居上,扭转传统,他讲自律道德,他指出关于上帝存在的那些传统的证明是不可靠的,ontological prove 、cosmological prove通通不对。他只能承认moral prove。
天主教是重圣多玛,多玛斯正好是cosmological prove, cosmological prove后面的根据正好是ontologica1 prove,他讲道德是他律道德。所以,他们最反对moraltheology,最反对康德的说法。
康德为甚么反对theologicalehics,而一定要讲moraltheology呢?天主教就是讲神学的道德学,神学的道德学是道德基于宗教,依上帝的指示来建立道德。道德的神学是神学、宗教基于道德。形而上学的道德学就是道德基于形而上学,而道德的形而上学是形而上学基于道德。就是说,你要建立形而上学必须经过moral approach,假若你反过来,通过形而上学来了解道德,那就坏了,那就变成他律道德。moral good不能从外面的ontologicalbeing来define。
依照康德的讲法,moralgood是与moral law的符合一致。依照moral law行动就是善。这是以moral law为首出。儒家就是这样。所以,儒家只能根据“性善”这个morality讲形而上学。不能反过来根据形而上学来讲道德。假若根据形而上学,先讲ontology,再讲cosmology,然后基于此而讲道德,那就坏了,这就变成metaphysicalethics。
God是可以讲的,康德的那个讲法我就赞成。这些都是大关节。《告子章句上》这一段正面主张是关键,接下去就讲“心之所同然”。
人人都有这一颗心,这个“心”有普遍性。仁义内在的这个“仁义之心”有绝对普遍性,这就开启陆象山后来所说的“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只有纯义理之心才能有绝对普遍性。我眼前这个psychological mind没有普遍性性,今天讲到这里。
鹅湖月刊(2004年11月总353期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