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夫妇

从我做教师的第一天起，就不断听到同行之人改行的新闻。我任教的第一所学校柴湾中学的同事里，我在那里的6年中，单单是我知道的先后改行的就有4位。他们为什么要改行？未必是因为不能适应教师工作，很大程度上乃是希望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更优渥的物质待遇——更高的工资、更好的福利等等。虽然那个年代的“尊师重教”的氛围比较浓重，高层领导一再表示要让教师成为人人羡慕的职业。而且整个社会对教育行业的满意度也比较高。我这4位改行的同行，后来也都如愿以偿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获得了不错的发展，退休或者退居二线的时候，都是副科以上级别的政府官员。

我任教的第二所学校，如城职中，从这里改行走出去的老师更多。最典型的应该说是陈君夫妇。

陈君属于成熟很早的那种人。我与他最初的接触还比不上跟他的妻子徐君多。因为我进如城职中的最初的两三年，初中部和高中部分开管理，所以，尽管我们都是教语文的，但我教初中，他教高中，实质性的接触非常有限。反之，他妻子徐君同样是教初中的——教初中英语的，并且还曾经担任班主任，与我“搭班”，所以，我们之间的交流——当然仅仅限于班级管理和学科教学，要更多一些。远距离观察陈君，感觉他非常会做人，无论是在普通教师那里，还是在学校领导那里，都有两把刷子——糊得都非常好。

平心而论，徐君假如不是个头稍矮，应该算是十分漂亮的女人，尤其是她那双眼睛，用会说话都不足以形容其灵动、有神。她的个性也无疑是属于女性中相当活泼开朗的。像她这样的人做教师，也确实有些浪费人才。而她真正在如城职中从事教学的时间事实上也非常有限。大约从1988年起，她大量的时间是借在县委宣传部，从事诸如英模事迹报告，以及配合中心工作的活动。而为什么她能够被借用，各种说法就多了去了。

陈君不会在如城职中待很久，是很多人早就看出来的。因为他的父亲原是区委书记，后来做县里农工部部长，这样的家庭背景的孩子，假如孩子头脑不是很机械，那么，离开学校进入官场是迟早的事。举例说在他之前，如城职工有一位教数学的老师李君——此人还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就因为家庭背景的原因早早改行进了人事局，后来还成为了该局的副局长。

陈君其实是一个相当随和的人，经常与我们一起下棋、打球；在学校结束分部管理，按学科管理之后，我们还在专业上有一定的交流。作为语文老师，他在同行中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都是比较强的，所以，校长、主任的讲话、报告之类，经常交给他去写。几任校长对他也都是青睐有加，尤其是顾汝南。陈君曾经告诉我，顾校长让他留在学校，几年后接他的班。因为当时教育局秘书缺人，也是个走人的机会，所以，他一时内心十分纠结，有些拿不定主意。我的观点是，留在学校固然将来可能真的接顾君的班，但保不准别人也会瞄准这个位置；而做秘书的没有做一辈子的，现在既然有这个机会，就该抓住。几年秘书一做，必然会将你外放；放出去，起码是完中副校长。最后他选择了走。

陈君在教育局做秘书果然也就两三年的时间。不久，他妻子调入某大报住南通记者站，他也一起去了南通。可能是为了到南通行政级别能够顺利对接，他在临走之前，被安排到一所高中学校短暂地做了几天副校长。

陈君离开如城职中后，我们就很少碰面了。记得在他短暂担任那所完中副校长期间，两所学校的教工篮球队进行过一场友谊赛，我随队去了，但却没有机会与之寒暄。不久，他就调到南通市工作，先是在某个区宣传部门做一般工作，再后来任该区发改委的主任，常务副区长、人大主任。而他的妻子后来的发展比他更快、更好：她很早就成为正处级某个机构的副主任、行业协会的一把手。

只要是教师改行，绝大多数人都会有较好的发展，哪怕是“大学普通生”。原因不外乎这样几个：一是能够改行的，都是有一定背景的；二是这些改行的，怎么说他们都接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即便是文革期间很乱的年代读书非常有限的那些人，比起一般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至少在那个年代他们还是有基本素质上的优势的。让人有些意外的是，我在柴湾中学的同事李亚平改行后，以他的交际能力我本以为他可能一路高升的，但最后仅仅是从科委秘书的位置上下来，安排到档案馆做了一个副馆长。

别的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李亚平的母亲是酱油店的营业员，父亲是一家企业的普通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