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时中｜“凯撒的”归凯撒，“文化的”归文化

“凯撒的”归凯撒，

“文化的”归文化

在社会生活中，如果我们将经济生活中的主导逻辑称为“市场逻辑”，将政治生活的主导逻辑称为“秩序逻辑”，那么，在文化生活领域中是否存在相对独立的的逻辑，进而如何处理三种逻辑之间的关系，至今依然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的文化生活主要是通过语言符号为媒介展开的，相对于经济生活的“货币”表现形式与政治生活中的“权力”运行机制，精神生活中的“文化的逻辑”有着独特的研究方式与表述方式，且不同的专业与学科之间存在着“隔行如隔山”的“障碍”。因此，很长时期以来，文化生活领域难以确立自己的“领地”与“身份证”，“文化的逻辑”不是被现实生活斥之为“空洞的形式主义”，就是被“市场逻辑”所侵蚀或为“秩序逻辑”所蚕食。

事实上，以语言符号表征出来的“文化”的实质是“人文”与“人化”，“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文化”作为精神生活的“教化”功能，确实与经济、政治领域的运行方式存在差异：作为“人”，是没有国界的；作为“文”，是没有主权的。而精神文化领域中的“文化的逻辑”正是致力于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真、善、美的追求。这种追求真、善、美的过程，既是确立自觉的文化意识与开放的文化视野的过程，也是一种道德修为的完善过程，即“知行合一”的过程。如果说文字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开端，正是借助于文字，人类才真正超越了作为动物与世界的直接同一性，建立起专属于人类自身的“第三世界”（波普尔语）。只有在这个世界中，人类真正跨越古今，沟通你我。而学习与掌握文字的过程，也就是“人”之“成人”的过程，即获得进入“人化世界”的“通行证”的过程。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民族追求民族文化的繁荣，任何一个国家追求文化软实力的强盛，都必须遵循“文化的逻辑”而不能由别种逻辑“代庖”。

但要在文化领域中确立相对独立的逻辑，却是极为艰辛的，也是最容易“超载”的。因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总是被暗暗输送“私货”：或者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或者推行所谓的“普世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当缺失逻辑的文化生活被动地“借用”经济生活的“货币逻辑”或者政治生活中的“权力逻辑”时，会导致很多“光怪陆离”的现象：如“学而优则仕”、“以权谋学”、“以钱谋学”，“假的真文凭”与“真的假文凭”等等。这也可以作为原因，部分地回应“钱学森之问”的质疑。

从历史上看，我国自“五四”以来这么多的知识分子对“古今”与“中西”的文化发表议论，但是大多数人对于“文化的逻辑”这个前提性问题却没有达到自觉。时至今日，如果说我们对经济领域的“市场”原则与政治领域的“民主”原则，已经不存在根本的异议，但到底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至今依然是继续探讨的问题。也正是这些困惑，反映在文化领域中，就出现了种种不同的文化思潮。有些思潮之间各执一端，相互扞格，似乎都能言之成理，但这些思潮的持有者对其所共享的理论前提及可能的“最大公约数”却都避而不谈，这不仅使得文化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一般特征隐而不显，反而使得文化领域成为了各种利益争斗的前沿阵地。其后果是，不仅一般民众难以理解文化逻辑的价值与意义，而且专业知识分子在各种思潮的争论之下也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进而陷入到一些无谓的争论之中而不能自拔，这就使得学术研究自身的逻辑更加混乱。这种恶性循环的局面亟待改变。而当务之急便是清理地基，将“凯撒的”归“凯撒”，将“文化的”归还给“文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主张，如果要在文化的层次谈论文化，首先必须确立文化的一般逻辑，以为文化之间的比较确立对话的框架与平台，而不是文化思潮之间的互相倾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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