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唐墓里的黄釉俑

洛阳地区唐初墓葬［1］中，曾流行随葬一种特征鲜明的黄釉俑。（图一）它们以瓷土为胎，外施米黄色低温釉，部分陶俑表面仍存彩绘，整体特征较为鲜明。此类陶俑构成了隋唐陶俑演变历程中的重要环节，也是理解洛阳唐初墓葬有效的切入点，富有研究价值。然而，关于此类黄釉俑的讨论仍显不足，尚有不少问题亟待澄清。以下将从梳理黄釉俑的发现情况入手，理清这种遗物的产地与渊源，进而以此出发，探讨洛阳唐初墓葬文化的源流。

图一 偃师崔大义及李夫人墓出土的黄釉俑

一 唐初黄釉俑的流布与产地

在分析相关问题之前，明确黄釉俑的产地无疑是基础工作之一，而从黄釉俑的出土情况入手，可推知洛阳地区正是此类陶俑最主要、甚至很可能是唯一的产地。

根据已经发表的材料，洛阳一带出土黄釉俑的唐代纪年墓葬包括徐深墓［2］、崔大义墓、李夫人墓［3］、贾敦赜墓［4］、张枚墓［5］与张文俱墓［6］，这些墓葬年代在634年至670年之间，墓主身份上至刺史、下至处士。（表一）出土黄釉俑的无纪年唐墓则包括洛阳红山HM1939［7］、偃师沟口头砖厂M1［8］、偃师杏园M911、M923［9］、孟津送庄唐墓［10］、三门峡印染厂M130［11］、巩义夹津口“隋墓”［12］、巩义贰仟家4S店唐墓［13］等。

表一 洛阳唐初纪年墓葬信息表

日本学者小林仁曾对唐初黄釉俑进行过较为系统的搜集与研究［14］，通过他的梳理，可见除洛阳地区外，关中一带亦为黄釉俑的重要分布区域。黄釉俑在关中地区，主要见于若干昭陵陪葬墓，包括640年杨温墓，该墓迄今无正式报道，出土有黄釉门吏俑［15］、侍女俑［16］，黄釉俑与红陶俑同出；643年长乐公主墓［17］，出土黄釉俑46件，包括镇墓武士两对、镇墓兽一对、男立俑40件，黄釉俑与红陶俑同出；657年张士贵墓［18］，出土黄釉俑229件，包括门吏俑、镇墓武士、劳作女俑，黄釉俑与红陶俑同出；664年郑仁泰墓［19］，出土黄釉俑466件，包括镇墓武士、镇墓兽、门吏俑各一对，舞乐俑一组，劳作女俑一件，黄釉俑与红陶俑同出。

以上四座昭陵陪葬墓，年代均在洛阳流行黄釉俑的时期。长乐公主为太宗女，而杨温、张士贵、郑仁泰官品均不低于正二品，墓葬等级较高。此外，长安贾里村亦发现有黄釉俑［20］，唯报道情况欠佳。如小林仁所言，这批黄釉俑亦应为唐初遗物。

与杨温墓、张士贵墓、郑仁泰墓以及贾里村所出黄釉俑形态近同的例证，均能在同时期洛阳一带墓葬找到。细言之，杨温墓所出门吏俑与徐深墓、崔大义墓、张文俱墓所出者形态一致，同类型侍女俑在洛阳地区亦不乏其例。（图二）657年张士贵墓与656年洛州刺史贾敦赜墓出土的若干种黄釉俑形态、尺寸相差无几，极可能是同模产品。（图三）郑仁泰墓的若干种陶俑也能在洛阳找到同类［21］，同时，该墓所出镇墓武士和门吏俑与张士贵墓所出者风格相同。（图四）对于贾里村出土的黄釉武士俑、侍女俑，巩义贰仟家4S店唐墓有过类似发现，贾里村所出黄釉镇墓兽形态也接近664年张枚墓［22］所出镇墓兽。据此，推论这些关中出土的黄釉俑与洛阳黄釉俑源自同一产地应属合情合理，将两地某些产品之源头缩小到同一作坊亦不过分。

图二 杨温墓所出黄釉俑与洛阳出土同类器物对比图

1、3.杨温墓出土2.张文俱墓出土4.李夫人出土

图三 张士贵墓出土陶俑与贾敦赜墓出土陶俑对比图

1、3、5.为张士贵墓出土，高度分别为26厘米、36厘米、22厘米2、4、6.为贾敦赜墓出土，高度分别为26.4厘米、33.4厘米、22厘米

图四 张士贵墓与郑仁泰墓出土的门吏俑

1.张士贵墓门吏俑2.郑仁泰墓门吏俑

就目前材料看，唐代黄釉俑初见于洛阳，634年徐深墓即有发现，洛阳一带670年以前唐墓出土黄釉俑的比例非常之高，下自处士上至刺史均以之随葬，而在关中地区随葬黄釉俑的做法属“个别情况”。从逻辑上判断，黄釉俑无疑应产自洛阳一带，使用者遍布当地各个阶层，而在关中，只有若干高等级墓葬才会使用，且在这些墓葬中，黄釉俑仅构成俑群的一部分。张士贵、郑仁泰两墓随葬的镇墓武士、镇墓兽及门吏俑高大、华丽，应属产地专为迎合高等级墓葬需要而生产的“高级产品”。

照常理，成规模地以瓷土作胎制俑，背后势必有一套较为成熟的瓷器生产体系作为支撑。某一地区坐拥瓷土资源，也具备相关技术，却不烧制日用瓷器，唯独生产专供墓葬的俑，这显然不合常理。换言之，黄釉俑应属制瓷手工业的副产品之一。就目前发现来看，洛阳地区的巩义窑在唐初已经是一个成规模的瓷器产地，而关中地区瓷窑的创烧则在安史之乱以后［23］。从这个角度看，唐初两京地区出土的黄釉俑也应主要产自洛阳地区。

小林仁在研究中，对于黄釉俑产地问题的表述略显模棱两可，他一方面强调“黄釉加彩俑的产地在巩义窑或者说是在巩义一带，可能性是非常之高的”［24］，另一方面又将关中列为黄釉俑产地之一。这种情况，很可能是由长乐公主墓出土的黄釉俑造成的。（图五）此墓釉陶镇墓武士、镇墓兽全然为关中风格，较为特殊，尚属孤例。参考关中地区三彩俑的生产情况，不能排除这些釉陶俑系由关中当地作坊采用洛阳原料制造的可能［25］，当然，它们也可能是甄官署向洛阳作坊定制的产品。鉴于长乐公主墓所出釉陶俑目前尚属孤例，且此墓报道情况欠佳，难以就这些釉陶俑的产地问题多作探讨，科技手段或考古新发现或能为此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能。

图五 长乐公主墓出土镇墓组合

两京地区以外，黄釉俑还发现于辽宁朝阳、山西太原、湖北安陆［26］、江苏南京［27］等地，这些地区的黄釉俑均应产自洛阳一带。在明确唐初黄釉俑产自洛阳之后，此类陶俑的渊源则成为了亟需解答的问题。

二 唐初黄釉俑的源流

研究唐初黄釉俑之源流，应从俑群组合、制作工艺与陶俑造型出发，作综合之考察。

洛阳临近长安，唐代两地陶俑在组合方面相似度较高。唐初洛阳陶俑显然有受来自关中的影响，骑行女俑的出现即是一例，此类陶俑初见于隋末关中地区，洛阳李夫人墓、贾敦赜墓、柳凯墓［28］、张文俱墓随葬骑行女俑的做法应即源自关中。不过，洛阳唐初俑群也包含了不少源自隋代关东的因素，其中，以牛车与镇墓组合中的门吏俑最为典型。这两类随葬品罕见于关中北周至唐初墓葬，而在同时期关东墓葬中较为常见，牛车普遍发现于北齐墓葬与关东隋墓，门吏俑在安阳隋墓中亦不乏其例。此外，贾敦赜墓的持物女立俑也能与安阳隋代张盛墓、置度村八号墓中的同类器物衔接。

从制作工艺角度，以瓷土制俑的做法指向隋代安阳。安阳隋俑可分为延续北齐传统的红陶俑与以高岭土为胎的新式瓷俑两个系统［29］。洛阳唐代陶俑流行以高岭土作胎的做法恐怕不会有除隋代安阳瓷俑之外的其他源头。而烧制低温铅釉的技术，同样可以在邺城地区觅得［30］。可见，就烧制技术的层面观察，黄釉俑应承袭自隋代安阳地区的相关产品。至于由瓷俑向釉陶俑的转变也不难理解，陶俑作为明器，使用低温铅釉足以满足需要。洛阳唐初柳凯墓等例中有与黄釉俑造型相同但未施釉的瓷胎俑，这一现象暗示黄釉俑很可能采用了与唐三彩类似的二次烧制技术，这种做法技术门槛明显低于烧制瓷器［31］，能提高成品率，可以说是一种更为合理的选择。

唐初黄釉俑之造型亦接近安阳隋俑。这里围绕形态特征最明显的镇墓组合展开讨论。黄釉俑中镇墓武士最突出的造型特征，在于盾牌的消失，这在贞观八年（634年）徐深墓的镇墓武士俑上已体现，同期的关中地区，镇墓武士仍流行一手按盾的造型。隋代无论关东、关中，绝大多数镇墓武士均执盾，目前所知唯一的例外，即张盛墓的白瓷镇墓武士。对比张盛墓镇墓武士与唐初黄釉镇墓武士，不难发现两者人物姿态一致、风格相近，认为两者造型存在前后继承关系应问题不大。张盛墓瓷镇墓兽装饰较唐代黄釉镇墓兽复杂不少，不过，两者整体风格实际是相似的，黄釉镇墓兽可谓张盛墓镇墓兽的“简化版”。（图六）它们在造型上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特色，即人面者头部后仰，而兽面者平视前方。黄釉镇墓兽用蹄足，这一做法北齐时主要见于晋阳地区，不过安阳出土的隋代镇墓兽也有使用蹄足的例子［32］。黄釉门吏俑与安阳隋代门吏俑之间的联系更是一目了然。因此，至少就镇墓组合看，黄釉俑在造型方面与安阳隋俑存在继承关系是颇为明显的。

图六 张盛墓镇墓兽、镇墓武士与唐初黄釉镇墓兽、镇墓武士对比图

1、3.张盛墓出土2、4.李夫人墓出土

综合以上三点，可见安阳隋代瓷俑与洛阳唐初黄釉俑一脉相承。670年以后，黄釉俑消失，稍晚洛阳地区发展出了唐三彩。黄釉俑可被视作唐三彩之先声，不过二者前后演变之具体过程则仍需更多材料，尤其是来自窑址的材料，才能进一步理清，本文对此不作深究。另一方面，以黄釉俑为代表的陶俑，是洛阳唐初墓葬中地方特色最鲜明的因素，构成了认识、理解这批墓葬的重要切入点。故而下文将在上述结论基础上，结合墓葬具体情况，探讨洛阳唐初墓葬的渊源。

三 黄釉俑与洛阳唐初墓葬的渊源

唐初墓葬一直是洛阳唐墓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徐殿魁《洛阳地区隋唐墓的分期》［33］一文是相关研究中的代表，构建了洛阳唐墓分期框架。不过当时洛阳唐初墓葬材料非常有限，不足以构成独立的研究对象，是文采取了将高宗以前墓葬与安阳隋墓并入一期的做法。不过，随着墓葬不断出土，材料数量不足的情况大有改观，洛阳唐初墓葬面貌已较为清晰。本文选取了其中12座纪年明确且材料刊布相对完整的墓葬，将它们的信息制成了表一，其中除上文提及的徐深墓、崔大义墓、李夫人墓、贾敦赜墓、柳凯墓、张枚墓及张文俱墓外，还包括宗光墓［34］、陈晖墓［35］、杨堂墓［36］、赵德明墓［37］与丁彻墓［38］。

受墓葬保存、刊布情况的限制，对于洛阳唐初墓葬，目前研究者能利用的信息集中于墓葬形制与随葬品两方面［39］。

这里先谈随葬品。洛阳唐初墓葬所出遗物中，陶俑占绝大多数，无疑是最主要、最突出的随葬品。由表一可知，洛阳唐初陶俑中流行以瓷土为胎。670年以前洛阳唐墓中黄釉俑所占比例较高，而黄釉俑消失后则多见不施釉直接彩绘的瓷胎俑［40］，俑群面貌得到了延续。上文已经论证，黄釉俑的源头指向隋代安阳，考虑到洛阳唐初墓葬中随葬品的实际组成，其主要受到了隋代安阳墓葬文化影响的论断应可以成立。

墓葬形制方面，表一中的洛阳唐初纪年墓皆单室，墓室平面呈方形，应均带有斜坡墓道。这种形制普遍为洛阳唐初墓葬采用，与北朝墓葬一脉相承。北魏分裂后，关东与关中墓葬虽然均沿用斜坡墓道单室墓，但在形制上逐步产生了一些区别，最直观的一点体现于墓道，北周至唐初关中墓葬常见两个以上的天井［41］，这种现象罕见于北齐墓葬与关东隋墓。据此观察洛阳唐初墓葬，可见其形制整体类似北齐墓葬与关东隋墓，应主要受到了关东墓葬传统的影响。

由此可见，洛阳唐初墓葬虽然在关中墓葬文化之辐射圈内，在某些方面受后者影响，但在更大程度上，应被视为北齐以降关东地区墓葬传统的主要体现者。

洛阳一带隋墓材料极其匮乏，研究者尚不知晓洛阳隋墓的面貌与特征。隋代虽曾以洛阳为东都，着力经营，但隋唐之间的战乱使洛阳遭受重创，人口锐减［42］。这种情况下，隋代洛阳地区墓葬即使形成了地方特色，恐怕也难以延续至唐代。换言之，洛阳唐初墓葬面貌的确立，理应是受其他地区影响的结果，且其后势必涉及人群的流动。这一方面，史料有限，却也并非无迹可寻。咸亨四年（673年）《唐故处士康君墓志》［43］记载：

可知唐初有“实三州”之举，“三州”中必有洛州，而安阳应是移民的主要来源之一。墓志记载康元敬在迁居河洛之后，参加了665年封禅活动，因而他自安阳迁居洛州的时间应不晚于是年。透过康元敬墓志，可窥见唐初安阳人口向洛阳迁移之一斑，洛阳唐初墓葬中种种现象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印证。

四 余论

本文分析了唐初黄釉俑的产地及其与安阳隋墓的关系，并以此出发讨论了洛阳唐初墓葬文化之渊源。关于黄釉俑与洛阳唐初墓葬，仍有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以下择其要者，略作陈述。

黄釉俑特征鲜明，流行时间明确，是研究当时明器流通问题的上佳切入点。黄釉俑与关中本地生产的红陶俑同出于若干昭陵陪葬墓。这些墓葬墓主身份显赫，长乐公主为太宗爱女，郑仁泰墓出土了石葬具，应均属“别敕葬”的范畴；杨温、长乐公主、郑仁泰等人的墓志也明确记载有类似“葬事所须，并令官给”的内容。按文献记载，这些墓葬中明器均应由甄官署提供［44］。黄釉俑产地的明确，为深入研究唐代官方丧事运作提供了新信息与新视角。而在其他地区，洛阳黄釉俑的确认，能促使研究者在更宏观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审视相关考古材料，以朝阳地区为例，黄釉俑在当地的集中出土，与朝阳的战略位置、唐廷经营东北等背景均有关联。

洛阳唐初墓葬的历史定位与影响亦有进一步讨论之空间。武周时改洛阳为“神都”，“天授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徙关外雍同秦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45］，洛阳政治地位升高，唐两京人口移动更为频繁，促进了两京墓葬文化之交流与融合，三彩明器及其生产技术在两京地区的传播即是代表性的例子。换言之，北齐、隋代关东墓葬文化以洛阳唐初墓葬为载体，终融入唐代两京墓葬文化，成为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洛阳唐初墓葬，无疑是这一演进线索中的重要环节。当然，由此引申出的武周以降两京墓葬文化融合过程与形式等问题，尚有待更为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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