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妈妈一路从西南联大走来

原题

怀念母亲 大爱绵长

作者：马明

我们的母亲沈佩琳1919年诞生于浙江省宁波市柴桥镇，2014年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95岁。外公沈际云是中国招商局的第一个由中国人担任的总船主，还曾担任过吴淞商船学校的总务长。外婆胡吟英生有三女一男，可惜只留下了母亲一人，所以母亲是独养女。母亲养育了我们六个孩子，上面三个男孩，下面三个女孩，我是第二个女孩，排行老五。

一、小学和中学生活

母亲的童年主要与我们的外婆一起在宁波度过，外公大部分时间在上海工作。小学则在宁波和上海两地奔波中度过，期间在上海读三年级后因成绩优秀还直接跳级到五年级。

1932年，母亲读完小学了。按着外公的意愿考入浙江省立杭州女子中学。当时杭女中是浙江省唯一的女子中学，省内许多外地的女孩子都投考它。在杭女中读书期间，母亲除了学习好以外还参加了多项体育活动，如，排球，篮球，兵乓球等等，这大概源于她喜欢运动。

在刚入杭女中时，母亲的个子很矮，在全年级排在第十三个，在班里只能排在第四个，所以坐在第一排。但后来到了初三她的个子长高了，到上高中时已经坐到倒数第二排。在初中二年级时她就参加了篮球校队，到初三时已是校队主力球员。她们的篮球队还多次获得浙江省篮球联赛的冠军。母亲在杭女中度过了愉快的三年初中生活。

1935年母亲初中毕业，原来她想报考在浙江省排名第一的杭州高级中学，但外公认为她比较熟悉杭女中的老师和环境，还是建议她继续在女中读高中，所以母亲留在杭女中。暑假后从高一开始，母亲将每次期中考试各科的考卷按顺序集中整理在一起，争取各科成绩每次中考都有进步。后来她注意到成绩较差的科目常常是地理，在班中只能排中上等。这让她在高中毕业前争取得到一等奖的信心倍增。

1936年上半年高一下学期，学校试行从高二起分文理两类。据老师介绍，文科要增加逻辑学，理科则加强了数学，为今后考大学补充些必要的知识。母亲选择了理科。她的目标是各科总平均成绩要达到九十分以上，所以对每一科都不放弃，甚至连缝纫和图画也一样不肯落人后。音乐是她的所爱，打字是课余时间选学，她也与打字比较快的其他同学一争高下。1937年高二暑假，母亲收到的成绩单总平均九十以上，操行甲，体育也是甲，她实实在在达到了学校要求的一等奖。上初一时的愿望经过整整五年的努力，终于达到了目标。在这五年间，从初中到高中这个奖项没有其他人获得过。

1937年元月4日，外公因突发疾病，经过3个月的治疗无效在上海去世。这对母亲的打击是可想而知。外公是母亲唯一的靠山，外婆无工作，所有经济来源都靠外公的工资。外公突然去世，当时由外公的二哥，母亲称呼为阿伯的人主持所有后事。

外公刚去世时，阿伯曾对母亲说：“你阿爸有遗嘱，书一定要让你念完，所以你尽管安心地念书好了。”但是，在随后的后事处理时，阿伯把外公留下的五千元的人寿保险费基本全部分光，只能让母亲读完高一。仅仅过了二三天，这位阿伯就不提外公的遗嘱了，将遗嘱中的“书一定要你念完”改为“高一一定给你念完”。

外公在世时由于工资收入比较高负担的人少，所以一直照顾老家亲戚们的生活。但是外公一不储蓄，二不置家产，倒是很愿意接济人。当他的学生及手下工作人员生活困难，他从来都是毫不犹豫地进行资助，所以外公并没有留下多少积蓄。而外公不在了，阿伯还要以这些亲戚名义占用部分外公的人寿保险金，实在是有违良心的人。总之，五千元的人寿保险费没有一块是留给母亲上学用的。

后来，为了母亲继续读书，在上海宁波同乡会募集到教育费一千八百多元。外公的生前同学、同事及好友银行家杨志雄伯伯主动提出这一千八百多元钱由他个人补齐到二千元，他将把这二千元钱作为定期贮蓄存上，每年将利息作为母亲的教育费，不足的部分由他补上，等母亲学业完成，他将把这二千元再交还给母亲。

1937年的高二下学期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到了高三开学后，母亲她们在杭州度过了中秋节，她们募集些钱到街上买了月饼，然后骑着自行车到西湖里湖边上的疗养院去慰问受伤的士兵。随后不久，女中就沿着富春江朝西撤离，先搬到桐庐，随学校走的学生不是很多，有的老师也没走。所以，高三的上学期学习就不是很正规。

快放寒假时，学校对学生另有安排。母亲还想继续念书，就写信给杨伯伯，问他可否到上海，暂时住他家念完高三的第二学期。杨伯伯很快回信，同意母亲到上海。到了上海后母亲借住在杨伯伯家。与其他三位女中同学一起在私立怀久女中借读。日本人占领了上海的南市，怀久女中在法租界，所以日本人没进去。

1938年6月下旬高三期末考试结束了。母亲面临在上海就业还是继续读书的选择，虽然杨伯伯建议母亲留在上海工作，但经过协商，母亲仍然坚持去读大学，杨伯伯表示支持母亲的决定，为母亲出发去昆明报考西南联大提供了所有费用。

二、联大生活

1938年，母亲从内陆经香港、越南河内辗转来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工学院电机系，是联大自主招生的第一届学生。联大工学院女生很少，当时只有6位女生，其中有3位念电机系，后来母亲转到了航空系，她是1944年从航空系毕业的。

联大生活很艰苦，杨伯伯每学期都寄给母亲生活费，在1940年以前母亲没有申请贷金（既现在的助学金）。那时昆明物价高涨，念工学院计算尺是必备的工具。一把计算尺当时要十几块钱，母亲买不起。所以，同学们用算尺计算，而她用手算，考试时借高年级女同学的用一下。虽然辛苦，但也有好处，就是后来母亲在计算数字时算得很快。

1940年，杨伯伯来到昆明，到西南联大工学院来看望母亲，送了一支有三角函数的算尺，这才解放了大部分的手算工作量。也即这次，杨伯伯要母亲写信给伯父，要伯父赶紧将定期存折的印章寄给他。原来，1937年当时募得的2000元现金，伯父用一个五年定期存折将它换走了，但凭章取钱的印章却称未带身上，没交给杨伯伯。

杨伯伯说：“他是你的亲伯父。”并说，他的人格总不止这2000元钱，所以，他不便坚持不换。但是，已经过去三年多了，他却并未将印章交给杨伯伯。直到这时，母亲才知道，杨伯伯保存的仅仅是一个不能取现的定期存折！杨伯伯所有寄给母亲的钱，都是他个人的钱。母亲多次写信给伯父，但却石沉大海。

上学的时候生活十分艰难，等到抗战胜利后，母亲领着孩子回上海看望杨伯伯，才知道那笔募捐的钱从来没有取出来过。因为抗战之后，银行冻结。如果当时伯父肯把父亲的印章交出来，及时领出的话，还可以有一笔钱用。但是母亲的伯父拒不交出印章，存款无从领出。

杨伯伯见到母亲，从保险柜里拿出了2000元的存折，有些激愤地说，“你现在去找你伯父拿印章，也许还可以拿这2000元，到街上去吃上一碗热汤面。”原来战后通货膨胀得厉害，1937年的2000元可以供一个孩子到美国上学，到了这时，就只能买一碗面了。

1942年暑假，母亲因故休学。在贵州赤水中学教了一年书。1943年夏，为了完成学业，拿到毕业证书，母亲决定回昆明复学。当时，1944级的男同学都响应号召参军去给美国飞虎队当译员了，她缺的最后一门功课是航空发动机，西南联大宁幌老师就为母亲一人开这门课，联大老师这种敬业和负责的行动令人十分敬佩，也影响了母亲的一生。

1944年年初寒假开始，母亲回到赤水，把大哥（当时不到1岁）接到昆明。经学校和同宿舍女同学们的同意，开始了边带孩子边学习的大学生活。在女生宿舍里，同学、老师都帮了许多忙。大哥从不哭闹，从不妨碍母亲在夜深人静时在他床边用打字机写报告。母亲和大哥就在工学院的女生宿舍度过了五味俱全的五个多月，直到母亲通过航空发动机课的口试，取得航空系的毕业文凭。

西南联大航空系42级毕业留影，前排中间穿白色旗袍是母亲

母亲在联大期间还是联大篮球和排球的校队成员，是清华大学著名体育教育家马约翰先生的得意弟子，他们保持联系到解放后。

母亲大学毕业后辗转在贵州赤水、四川重庆、安徽安庆等地中学教书。

在中学教书期间老师们的合影，前排右二是母亲

三、东北电力设计院

1950年，为响应党和政府建设大东北的号召，母亲毅然从南方随同父亲马芳礼（原电力部电力建设研究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带着4个幼小的孩子来到寒冷的东北——吉林省长春市，与父亲同在东北电力设计院工作，从事送变电工程设计。

母亲是设计院的第一个女工程师，在当时女性中她的工资也是最高的了。但是这个消息不是从母亲口中得知，而是姐姐从小学同班同学的口中听到，回家问母亲才得以验证。母亲就是这样从不在我们面前夸耀自己，却反而对姐姐讲过这样的事情，上世纪五十年代，设计院给她晋升工程师，母亲认为自己原是学航空专业而改行搞线路结构，仍有差异，工程经验和水平还不够工程师，因此主动找领导，要求不要当工程师。姐姐当时听到这事例时只有不到10岁，但是至今却记忆犹新，名誉待遇与能力要名副其实，不要沽名钓誉。

1952年母亲参加我国第一条220千伏高压输电线路工程（既506工程）, 母亲作为铁塔主要设计人之一。这是当时国际上高压输电线路在实际应用中的最高等级，世界上只有美国、苏联等少数国家具有独立设计、建设的能力。她凭着主人翁精神和热情,收集参考各国的技术资料，认真比对分析研究，消化吸收,集中力量攻关，完成了输电杆塔的设计任务。

这条线路经过地区地势复杂，有山区、丘陵、平地及洼地等，跨越河流32处，母亲与男同事们一同克服重重困难，共设计和架设铁塔919基。当时我国《人民日报》和苏联《真理报》都作了新闻报道,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厂还拍摄了记录片。

母亲在长春

在此期间，母亲先后是35~220 千伏线路工程结构部分设计的负责人，同时担当对新人的培训工作。五十年代后期，母亲最先提出将原来常用的三角型杆塔“克里木”型（这是原来日本人流行设计的一侧一根横担，另一侧二根横担，交错放置）改为“上”字型塔头，节约了钢材，简化了施工难度。迄今为止，这种“上”字型杆塔仍然广泛地应用在220千伏以下等级的输电线路上。

来到长春后，家里又在1951年和1954年添了我和妹妹，家里这时有6个孩子和外婆，全家一共有9口人。母亲全天上班，下班后还要操劳全家的生活。在这种条件下，我们从未看到母亲愁眉苦脸，咳声叹气，在孩子面前，母亲永远是积极向上、乐观的慈母。家里孩子多，总会有纷争、吵架和打架。母亲从不偏袒任何一人，总是讲道理。所有孩子都很亲近母亲，如果受到母亲的批评，那就是犯了严重的错误。记得我还在上幼儿园，一天晚上我和妹妹在床上玩，我用一把小剪子把妹妹的裤子剪了一个三角口。等睡觉时母亲发现了，问为什么，我只能老老实实地说裤子破了，就可以穿新裤子了。母亲严肃地告诉我，裤子只有穿破了才能买新裤子，像我这样故意绞破的，就再不能买新的，只能补着穿旧的。

在长春的10年间，母亲还经常出差到东北各地和全国各地。每次母亲走后，孩子们都盼望着母亲早日回家，一是家里没有了母亲总有一种失落感，二是母亲每次出差回来都给所有人带回礼物，哪怕是每人2、3颗糖，这是我们的期盼。在工作繁忙期间，母亲也总是把我们照顾的很周到，三个女孩子天冷了从来都穿各种花色的毛衣，全部是母亲利用业余时间一针一线地手织出来，每年春天还要拆掉洗干净重织；男孩子们则穿秋衣秋裤。家里所有人的衣服全由母亲一人操持，每人里外各季的衣服都准备了两套，有些是母亲自己在家缝，有些送到外面裁缝铺做。

1957年在长春的全家合影，第一排中间是外婆，她左手侧是姨奶奶和五表叔

生活这样繁忙，母亲还是设计院的篮球、排球和乒乓球院队成员，经常参加各种院内、院外，以及长春市的各类比赛。有时周末还出去比赛，常常惹得外婆抱怨。而我们几个小点儿的孩子们却很高兴星期日可以陪母亲出去看比赛。

据只比我大不到二岁的姐姐回忆，当年只要设计院有演出，都可以看到母亲上台表演小合唱。在家她也经常哼唱英文歌曲，这个习惯她一直保持到晚年。

母亲对亲戚朋友都非常宽厚。在长春期间，虽然我那时小，许多事情记不住，但是仍然记得我们孩子称呼为“姨奶奶”的人在家里住过很长时间，她是父亲的老姨，她自己有四个儿子，当年两个大儿子已工作，二个小儿子在上大学，按理说应该与她的儿子们住在一起。但是母亲从无怨言，对待姨奶奶与我们的外婆一样照顾。后来，姨奶奶病重在长春我家里去世的。

父母都是好客之人，对单位同处室的未成家的年轻人也是关心有佳，那时单身同事很多是南方人，当他们中有人生病时，母亲就会为他们熬些大米粥送去，平常周末也常有年轻人到我们家玩吃饭，所以周末家里常常人来人往，熙熙攘攘，非常热闹。

四、在北京

1960年母亲与父亲因工作需要一同调到北京，在水利电力部火电总局送变电处工作。

在1966年“文革”前这几年是家里相对比较顺利平稳的时期。这几年间，大哥考上了清华；二哥原是四中的好学生，但高考没考好，只考上了北京林业学院；小哥在念四中高三；姐姐在清华附中读高一；我在女一中读初二；妹妹读小学五年级。六个孩子都比较省心。只是外婆在1965年10月初因肺癌去世，对母亲打击很大。

外婆生前帮忙主管日常家务，白天有保姆。外婆去世后，家中没有再用过保姆。即使这样，母亲从不大撒把，孩子的身体、学习、穿衣都是母亲亲力亲为，每个孩子各个季节都有二套衣服换洗。

1962年在北京的全家合影，前排中是外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首先父亲在单位受到批斗，父亲承受不住，曾服药自杀，幸亏母亲提前有所警觉，赶回家救下了父亲。这之后不久，我们全家从原来居住的四居室楼房被撵到大杂院的平房，全家人都提心吊胆，好在有母亲在，家还在。

到了1968年，单位的革委会要求母亲交代问题，与父亲划清界限，并且把母亲隔离关押，不许回家。母亲的履历非常清楚简单，解放前就是读书和教书，解放后一直在电力系统工作。但是，那个年代是疯狂的年代，没有道理可讲。

我在1968年8月份要去内蒙古牧区插队，临行前想去与母亲告别，革委会的头头就是不允许，结果我只能在1973年五年后才又在河南平舆干校见到了母亲。

文革期间（大约1967年夏天）父亲短暂回家期间全家合影

1970年，母亲以50多岁的高龄到黑龙江北安干校，后来又搬到河南平舆干校从事各种苦力活，即使在这种条件下母亲也没有失去信念和生活信心。在干校后期（1972-1973年）参与了电力部委托的国际大电网会议论文的英文翻译和校对工作。1976年初干校撤销回北京，重新分配到电力部电力建设研究所工作。

在干校期间，一旦允许母亲与我们孩子们联系，母亲马上与我们通信，在信中非常关心我们的生活和劳动情况，却丝毫不提她自己在干校受到苦和累，以及人为的歧视，也不抱怨东北的寒冷。后来干校搬到河南后，对父母亲的管制松了许多，体力劳动量也不大了。母亲更加关心我们孩子们的情况。记的1974年夏天，我还在内蒙草原插队，出差路过旗所在地时，突发急性阑尾炎，不得不做了阑尾切除手术。术后二十多天我才写信告诉母亲，这时我已完全恢复正常，可以到处骑马奔跑。母亲仍然很不放心，回信嘱咐我注意事项，同时还把干校分给她仅有的一斤花生米寄给我，让我补充营养。母亲一生都是把我们孩子放在第一位。

重新回到北京后，母亲以年过花甲高龄积极地投入到工作中。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有外宾到研究所参观考察，当时找不到懂专业的翻译，所领导请母亲做翻译，虽然已几十年没用外语口语，但母亲为了工作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挑战。圆满完成任务后，外宾很佩服母亲的地道美式英语，问母亲是国外哪所大学毕业，母亲骄傲地回答：“我没有出过国，我是西南联大毕业的，在校时，所有课程全部是英文授课，教材也全部是英文。”

母亲接待外宾时的留影，左上角是外宾的感谢赠言

母亲从1977年开始参与了国内第一代最高电压500 kV超高压输电线路杆塔的设计、研究和试验的全过程，是主要负责人，1984年完成国内第一基500 kV “酒杯”塔的设计，为后人改进设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还没有计算机，母亲全部计算都是拉计算尺，同时，还要校正年轻同事的计算，她从无怨言，经常晚上加班完成。在这期间，为了工作，她每周基本上回家一次，大部分时间在研究所单身宿舍度过。

1981年8月，母亲编写完成了“500千伏单回路铁塔研究第一批500千伏杆塔试验研究总结——综合技术论述——”，总结了1977~1980年9月期间试验的共22种杆塔的经验教训。1987年在水利电力部科学技术司编篡的“电力工业科学技术发展纲要（1986~2000）”中，母亲撰写了“超高压输电线路杆塔的优化设计”。

母亲解放后三十多年在电力系统参与输电线路杆塔的设计、试验和研究工作，为国家电力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并被聘为高级工程师，从1992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85年父母退休时单位留影。前排右起第三是父亲，第二排右起第三是母亲

五、退休后的生活

1. 参与公益事业

母亲于1985年退休。退休后她热心公益事业，为希望工程做了大量工作，参与西南联大校友为希望小学募捐工程，1995年至2005年捐建希望小学25座。同时还是西南联大校友建立的“麻风病人后代专项助学金”(简称“麻后助”)五人管理小组成员之一。她不但自己先后向“麻后助”捐款11250元，而且不断地向校友及所认识的朋友(非校友)进行宣传鼓动，经她手募捐的善款有56200元，两笔共占“麻后助”当年基金总额的1/7之多。

母亲90寿宴后，“麻后助”五人领导小组合影

她非常关心自己结对的学生，每信必回，并且对其学习给予具体指导。例如，她告诉学生应重视数学，她教学生如何速算、心算，如何举一反三，使原来厌倦数学的学生对数学有了兴趣，还成为班上第二名，进步很大。这些事迹在CCTV-7的“西部教育”栏目所录制的《中兴业，须人杰》的录像中有所报道。录像播出后，曾有一个吉林柳河县打来的电话，原来是一位母亲看了录像后要求我母亲辅导她的儿子。

1998年母亲在昆明西南联大旧址（昆明师大）参加校友座谈会

母亲退休后每年都参加清华和北大的校庆活动，照片里第二排右起第三人是母亲

2. 娱乐活动——打麻将

退休后母亲主要的娱乐是打麻将。她有两拨打麻将的朋友，一拨是六七个西南联大的校友，他们是每周轮流到一个校友家玩一天。另一拨是与母亲同住在一个院子里的老太太们，大部分是同事或同事的家属，她们每周一二次到我家玩一上午。他们打麻将与社会上不同，不赌钱，但是输赢还是要争。母亲用不同颜色的硬纸壳绞成大小不等的圆，写上1,2,5,20,50数字代表不同数目的钱币，每人每次发1000元。

为了锻炼脑子，她们不玩推倒和，而是一定够番数才能和。不够番数就是诈和，要罚钱。每盘结束后，母亲都以最快的速度计算出每人该得的番数，这成了母亲的专利。每次玩过后记录下来，年终总计，赢家请大家吃一次饭。所有打麻将的校友或朋友都愿意与母亲聊天，母亲的平易近人使得她的人缘特别好。

左一，母亲在家中与联大同学打麻将

母亲90大寿

六、无私奉献

母亲终生是乐于助人的人，特别对下一代人。1977年恢复高考，当时我们仍然住在大杂院里的二间小房子里。妹妹当时已参加工作多年，但她想参加高考，她的基础肯定不够，父母就为她补习数理化。同时院子里邻居家还有其他比妹妹年龄稍小的孩子也想参加高考，她们都到我家，由父亲补习物理，母亲补习数学，有时可多达六七个孩子。父母对她们非常耐心，随时解答她们的各种问题。最后，她们都在1978年考上了北京的大学。

1979年底，二哥考上了北京林学院的研究生。当时二哥的孩子还很小，不到3岁。为了便于二哥二嫂的工作和学习，二哥把儿子从昆明一起带到北京，交给奶奶带。虽然当时母亲和父亲仍然在上班，母亲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母亲把小孙子带到上班地点——良乡（北京远郊区），白天送幼儿园，晚上带回宿舍。就这样一直到二哥研究生毕业。

1980年全家合影，母亲手中抱着孙子

母亲退休后还在家带外孙。记得有一年，正在上幼儿园的外孙骏骏脚被自行车刮伤，无法上幼儿园，当时母亲恰恰手腕粉碎性骨折尚未痊愈，但这时为了不影响女儿女婿的工作，母亲毫不犹豫地把外孙接回家。母亲这一生都是这样为我们孩子着想。

退休后的母亲还总是关心国家大事，每天晚上的“新闻联播”是她雷打不动的节目，还经常与我们谈论时事，有时还会与我们争论。

2010年，六兄妹聚齐与母亲的最后一次合影

依据母亲生前丧事从简、遗体捐献的意愿，我们将母亲的遗体捐献给北京大学医学部供医疗教学和研究所需。

我们的母亲沈佩琳是一位孝顺的女儿，合格的妻子，成功大爱的母亲，同时也是西南联大的好学子，国家电力建设的好工程师。她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2013年母亲最后一次在家过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