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学生说了真话之后

有位教师来信，说起学校的一场风波。招收飞行员的工作开始了。市里（不知道是市里哪个单位）要求高三学生100%报名，学校要求高三各班写决心书，男生100%签名。一些教师很奇怪：高三学生近视率高达80%，有些高度近视的学生也报名“表决心”，这岂不成了作秀？组织签名时，有个中度近视的学生不理会，走了。其他同学把他找回来，他对教师说：“我不想签。”教师说：“签个名有什么关系呢？未必真的要去。”学生激愤地说：“我近视500多度，肯定不合格；再说我并不想当飞行员，我有我想做的事；如果我签了名，那不是欺骗吗？而且，这'集体签名’本身就是形式主义，给谁看？如果虚假的现象我们都不去反对，如果我们该做的事都不去做，社会风气能好吗？老师，你不是最痛恨说假话吗？”

这位教师了解自己的学生，知道他的真诚。她在信中告诉我：当时听了学生的话，非常激动，真想夸他一句“好样的”，但是她说的却是“你先回家吧”，因为她担心已经签名的同学会产生误会，她不愿意伤害他们纯朴的感情。

那位高三学生很幸运，因为他的老师有清醒的思考，有宽阔的胸襟。让我搞不懂的是那些“要求高三学生100%报名”先生们在想些什么，他们的头脑是怎样思考的。但是谁都会知道那是一个愚蠢的决定。谁能想到，进了21世纪，竟然还有人做这样的事。

忆当年，我也曾无数次地身不由己地裹在人群中喊口号、签名，做些自己并不了解，也未必情愿的事（我甚至参加过1958年全民轰赶麻雀的愚蠢活动），我在做那些事的时候虽然有过自己的思考，可是我只想到不能扫大家的兴，不要给老师出难题，不要给领导添麻烦，不要给同事难堪，我不想让别人对我有什么误会……我就是没有想到：这样的事违背了自己的意愿！

其实，这种“全体╳╳热烈响应号召，积极报名参加……”大多是套话，连组织者自己也不会相信。可是我们中国有这样的文化：我们大家要让一个人高兴，只要这个人高兴了，大家就可以少去许多烦恼。比如，那个主事的人把大伙儿全动员起来去签名，就是要让局里的一个人高兴，局里的那位先生即使知道学校被折腾是不会有什么不安的，他要的是市里的某个领导高兴；同样，市里的某个领导，想的是省里的某个领导高兴……就这样，一个没有任何价值的数字出现了。它无动于衷地又为公众的社会生活注入了一分无聊甚至肮脏。

不就是说了自己想说的话吗？值得那样大惊小怪，兴师动众？一个人为什么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不知不觉间，一些人把奴隶情结当作了政治激情。仍说这个签名。他根本不想听你的个人意见，他认为让你签名，你的脑袋就应当像他的手那样听话，——因为他自己就像上司的手或脚一样听话。他在愚弄青年，愚弄社会，也在愚弄自己。他根本不考虑那样的决定会给一位学生造成什么样的伤害。我们许多许多教师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或许会发现自己一生有意的或无意地做了不少愚蠢的事，其中是不是也包括这种愚弄青少年的事呢？而当一位青年勇敢地表示不接受这种愚弄时，我们在吃惊于他的反叛之时，会向他表示敬意吗？

摘自吴非的博客《当学生说了真话之后》，2011年0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