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求师的桥梁
吴小如
（学者）
我从小爱杂览。六七岁时，第一部寓目的旧小说是《施公案》，接着读金批《水浒》。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先后翻阅了“三国”、“西游”、“封神”、“说唐”、《七侠五义》（包括正续《小五义》）……然后开始读近、现代武侠小说，再读谴责小说和社会小说，更读言情、侦探之类的小说……一九三二年自东北随祖母迁居北平，开始读蔡东藩的《历朝通俗演义》。入初中后，才接触“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作品，最早读的是《呐喊》和《彷徨》，也似懂非懂地翻阅了初二集《胡适文存》。由于爱好诙谐幽默之作，老舍的小说一度曾手不释卷。同时，茅盾和巴金的长短篇小说也在我网罗之列。但从这之后，兴趣却逐渐被新体散文所取代了。
那是从读鲁迅杂文开始的。我有个习惯，读书首先考虑的不是有无兴趣或能否理解，而是以求全为主。比如读鲁迅的书，直到他逝世后《三十年集》出版（那已是抗日战争伊始了），我又重新从头读过，才感到心满意足。就连读南向（向恺然即平江不肖生）北赵（赵焕亭）的武侠小说，读李涵秋、张恨水的社会言情小说，也是尽量搜求，力争全备。当时自不免挂一漏万，但若干年后，只要从前读过此人的大部分作品，后来遇到未读过的一本两本，也还是要补齐了才算了却一桩心事。如老舍的《猫城记》，就是后来补读的。
当《鲁迅三十年集》尚未读完之际，亡友高庆琳兄对周作人、沈从文两家的散文、小说至感兴趣，于是我也找来披览。这一下子把我吸引到另一条路上去了，不仅对周氏的娓娓清谈感到亲切，而且对沈先生的《八骏图》《记丁玲》（正续），尤其是《湘行散记》和《边城》，更是入了迷。自周作人下而及于废名、俞平伯，一本又一本，愈读愈有味道。与此同时，许多散文名作如冰心、徐志摩、郁达夫、梁遇春、叶圣陶、朱自清、丰子恺乃至萧乾、钱钟书、林徽因、何其芳、陆蠡、丽尼等人的专集，也都尽量阅读，却总不及周、沈二家和废名、俞平伯的文章那样使人魂萦梦绕，爱不忍释。这就决定了我一生治学问和写文章的“家法”的路数。
四十年代初，我在天津有幸拜谒了林宰平老先生（名志钧），他是林庚先生的尊人，但我从林庚师受业却在认识宰老之后。宰老是沈从文先生的恩师，我从宰老处得知沈先生的身世经历，于是对沈先生的作品感情上更贴近了。到一九四六年，西南联大复员，沈先生回到北平，我在林宰老的寓中（当时宰老已迁回北平）第一次遇到沈先生，随即专诚趋访，并向沈先生汇报我多年来读他作品的心得体会，先生很快就承认我是他的学生了。
至于俞平伯先生，我是自一九四四年随高庆琳兄到北京私立中国大学听课（实际是“偷”听）时见到的。及一九四五年，我冒昧地给平伯先生写了封信，请他接纳我做学生，并附上一首拙作五言律诗：“向晚坐花阴，摊书成独吟，言情平伯细，讲义废名深。碧落空无际，昏鸦乱入林。俄看月东上，香意涤烦襟。”平伯先生很快回了信，信上有“以鄙名与废名作偶，甚可喜”及“说废公那个'深’字很恰当”等语，我随即款门问业。当时平老对我感到满意的有三件事：一是我读过平老所有的著作，二是我这年轻人居然会写几句旧体诗，三是我曾为平老用二王体小楷写录了一通他的长诗新作《遥夜闺思引》。因此平老直截了当地收了我这个门人。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九〇年，我立雪俞门四十五年。及平伯师病逝，他外孙韦奈曾亲口对我说：“外公常说，他一生只承认吴伯伯一个人是他真正的学生，也是最有出息的学生。”
一九四六年我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沈从文师嘱我为他主编的报纸副刊写文章。我寄给从文师的第一篇习作是综合书评，题为《废名的文章》，内容是对废名先生的每一本书都做出评价，当然也有一些批评的话。后来我去拜访废名先生，先生说：“你写的文章我看过了。你能把我写的书都读了，这很不容易；可惜有的地方你没有读懂。”意思是说我有些批评是不中肯的。但先生并未因此对我有成见，相反，他对我一直很爱护、很关心。在先生的课堂上，我备受青睐。至一九四九年我离开北大前，我在废名先生心目中始终是一个好学生。
我一生坎坷。但半个世纪以来，无论是做学问或写文章，主要是靠几位老师的提携和培植。而几位老师之所以能对我一见如故，则由于我在受业以前已遍读他们的著作，初见面便能声入心通，彼此引起思想共鸣。在老师方面觉得这个年轻人算得上知音，而自己则通过读书对老师已有了较全面、较深细的理解，其崇敬景仰之心是由衷而发的，不存在任何功利主义的目的。如果说我同上述这几位老师有缘分，那么，遍读诸家著作乃是先决条件，更是我求师的不可缺少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