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杭子和:与余叔岩合作的日子
为余叔岩司鼓
在我六十年的司鼓生活中,与之合作时间最长的要数余叔岩先生了,自他嗓音恢复重新登台,直到他最后辍演,我为他打了三十多年鼓,时间不算不长了。为什么我们能合作这么长时间呢?原因很简单,余叔岩是学谭鑫培,虽然以后经过创新,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流派,称为余派,但余派总还是在谭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呢,在艺术上的成长,主要也是受了谭鑫培的鼓师李五、刘顺诸位先生的影响和指教,向他们学的也都是谭派的戏,因此我在艺术风格和戏路上,与余叔岩是非常相近。并且,余叔岩最初也是单纯模仿谭鑫培,所以我在为他司鼓的三十多年中,随着他在演唱艺术方面的发展变化,也逐步改变着鼓板的打法,这样一来,两人的合作就越来越严密了,他离开了我的鼓唱着不舒服,我给别人打鼓也感觉不能很好地发挥我的技能。
余叔岩便装照
我虽然给余叔岩打了三十多年鼓,促成我们俩合作,却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当初我给王凤卿、陈德霖打鼓之后,我又交了许多朋友,有的是内行前辈,也有不少票界人士,他们对我都有很大帮助。像有名的琴师陈十二(陈彦衡)、鼓师樊迪生等人,他们虽然是外行,可是比有些内行还高明,因为他们有文化,知识渊博,对于戏曲艺术有很高的成就和独特的见解。
陈彦衡先生曾经跟梅雨田先生学过胡琴,是梅(雨田)派操琴艺术的继承者和传播者,许多内行都向他请教,受到他不少教益。现在的名琴师杨宝忠在当年就曾向陈彦衡学过胡琴。陈彦衡不仅胡琴拉得好,他也是谭派艺术的研究者,能讲谭派很多戏,还记录了许多谭派曲谱。陈彦衡对于司鼓也有一定水平。我在与他的交往中,所涉及的多是谭派的唱法,时常是他拉我打,我们是研究谭派唱腔打法以及梅(雨田)派胡琴过门、垫头怎样跟鼓板结合。因此,我从陈彦衡先生那里也学到不少东西。
陈彦衡先生与内行外行交往很广,当时在北京的名演员名票友他都认识,所以他经常约我到一些朋友家里去。有一天,他约我到北京甘石桥一位姓李的票友家里去,正赶上余叔岩在那里,经陈彦衡介绍,我跟余叔岩才认识了。那时候余叔岩大约二十多岁,倒仓还没恢复过来,没有演出,在家休养。这期间他经常到浙慈会馆和春阳友会票房去,结交了不少票友。这天,大家请余叔岩唱一出,陈彦衡也说:“唱吧,让子和大哥给你打鼓。”这以前我听说余叔岩学谭派很好,今天也想趁机会听听。余叔岩也没推辞,就唱了一段《碰碑》,胡琴是陈彦衡拉的,我打的鼓。余叔岩那时候还不像后来那么出名,嗓子也不好,可是对于吐字发音,气口韵味,板眼尺寸,无一不是模仿谭老板,听得出来,当时他嗓子虽然不太好,可是功夫很深。尽管我们这次是初次见面,但是这出《碰碑》合作得很严实,因为唱的拉的打的都是谭派的路子,大家都很满意。
离开李家走在路上,陈彦衡问我余叔岩的玩艺儿怎么样,我说挺好,他嗓子要是变过来,准能成个好角儿。后来我给余叔岩打鼓以后,余叔岩也跟我说:“自从您那次给我打《碰碑》,我就想将来嗓子变过来,就请您给打鼓。那次咱们没对戏就不谋而合,您打的鼓我唱着舒服。“从这次与余叔岩见面以后,我们就不断地来往了。
《碰碑》孟小冬饰杨继业
大约又过了三四年,余叔岩的嗓子已经完全恢复过来,打算重新登台唱戏了,就请慈瑞泉来找我给他打鼓,我就答应了。他这次登台演出,开始是在天津一位姓王的家里唱堂会,一共三天。因为当时还在给王凤卿打鼓,我要跟余叔岩去天津,王凤卿那边就请人暂时代替我。
由天津回北京以后,余叔岩开始在北京演出。首先是在北京天桥西香厂新明大戏院,这是他嗓音复原后第一次在剧场公开演出。本来他在童伶时期以“小小余三胜”艺名在京津两地演出,很红,后来嗓子坏了,停演多年。这次登台又红了,一个多月场场客满。他唱的都是谭派戏,有《击鼓骂曹》、《空城计》、《捉放宿店》、《托兆碰碑》、《定军山》等戏。当时跟他同台演出的有王凤卿、白牡丹(荀慧生)等人。
余叔岩在新明大戏院的一期演出非常之好,可以说是开门红,观众爱听他的戏,不但在戏园子上座好,堂会戏也逐渐多了起来。他经常在堂会上与梅兰芳合作演出,最常唱的戏有《打渔杀家》、《审头刺汤》、《游龙戏凤》等。这时候的余叔岩的艺术虽然还没达到独树一帜,另创一派的程度,在唱念各方面模仿(谭鑫培)还多于创新,但是由于他经过了几年的刻苦钻研,已经充分掌握了谭派艺术精华,可以很明显看出来,此时的余叔岩已经具备了自成一派的条件了。
余叔岩与梅兰芳在国剧学会合影照
因为余叔岩刚刚开始演出,又是开门红,堂会也多,而我自己同时要为余叔岩、王凤卿两人打鼓,自然忙不过来,就打算辞退一方面。我考虑过,我和王凤卿已经合作了好几年,而余叔岩这边,我们戏路相同,合作起来也很顺利,何况余叔岩刚刚露演,需要有人协助,这两方面我都难辞退。幸好这时候上海来人到北京邀余叔岩去上海演出,借这个机会,我就辞去了王凤卿那方面,从此就专为余叔岩打鼓,我们一直合作了三十多年。
杨宝森演唱《洪洋洞》选段,杨宝忠京胡,杭子和司鼓(音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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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随余叔岩三去上海
余叔岩一生只去上海演出过三次,而且都是在他中年以前去的。这是因为受了当时的统治阶级和地痞流氓把头的欺压,使他中年以后再也不愿去上海演出了。
余叔岩第一次去上海,是他在北京新明大戏院演出之后,上海丹桂第一台的老板尤鸿卿到北京来邀角儿,与他订了一个月合同,包银是六千块。同去上海的主要演员有老生鲍吉祥、花脸钱金福、旦角朱琴心、三花脸王长林等。胡琴是李佩卿。这次到上海的头场打炮戏是《击鼓骂曹》,第一天就红了。当时,丹桂第一台的班底有周信芳、贵俊卿等人。
在这次演出期间,有一天是星期日,早晚两场戏,白天压轴是朱琴心的《玉堂春》,大轴是余叔岩的《铁莲花》(又叫《扫雪打碗》),晚上是余叔岩的《失 · 空 · 斩》。就在这天白天朱琴心演《玉堂春》上场后,余叔岩还没到后台,大伙儿都很着急,管事的李玉安赶紧跑到大东旅社去找他。一看,他还没起床,原来是病了。余叔岩叫李玉安向尤鸿卿请假,尤鸿卿一听就急了。因为戏票已经都卖出去了,他就亲自到大东旅社,要求余叔岩上场,并说,票卖出去了,哪怕只唱一场,应付应付也好。余叔岩勉强坐车到园子,匆忙扮完了装,台上的《玉堂春》就演完了。余叔岩接着上场唱完一场以后,戏就打住了。可是,台下的观众不走,也不言语,过了约摸十分钟,台下炸窝了。这时余叔岩正在地下室卸装,前台喊叫,他未听见,前台管事的急忙向观众解释,刚上台就被观众用苹果、茶碗打下来了。老板尤鸿卿上台去,也被轰了下来。于是,尤鸿卿又到后台跟余叔岩说,只唱一场,台下不答应,叫余叔岩自己上台去解释解释。管事的李玉安挽着余叔岩上了台,也被轰了下来。这一来,余叔岩可急了,就跟我说:“杭大哥,您先上去压住场,咱们接唱后半出。”说完,他又扮戏去了。当时有个打小锣的名叫罗三,怕挨打,不敢上场。我说,不要紧,场面一上去,台下知道要接着唱,就不会再起哄了。果然我们上场后,台下就安静了,也没有人再闹了。余叔岩这后半出《铁莲花》,可真卖了力气,比以往任何时候唱得都好,台下接二连三地鼓掌叫好。戏演完,观众也满意地走了。
《失 · 空 · 斩》孟小冬饰诸葛亮
散了戏,我们回到大东旅社,余叔岩正要叫李玉安去告诉尤鸿卿,说他有病不唱了,没想到,话刚说完,尤鸿卿就来了。尤鸿卿之来,是说服余叔岩,让他晚上把《失 · 空 · 斩》唱下来,见余叔岩正在发脾气,尤也没敢开口。余叔岩一见尤鸿卿,气更大了,他说:“你来得正好,我有病请假,不唱了。”又说:“我初到上海,不熟悉此地习惯,你说唱一场应付应付,为什么唱了还起哄?是你把我骗了去出丑!今天这出《铁莲花》,我对得起观众。我有病,你另邀好角儿吧,我不唱了。”尤鸿卿一看佘叔岩果真生气不唱了,他怕赚不了钱,于是就拿合同压他。尤说:“咱们订了三十天的合同,你怎么能只唱半个月呢?”余叔岩更火了,冲着他说:“有合同我也不能把命卖给你。我有病,包银退给你。”大伙儿怕把事闹僵,劝余叔岩先养病,病好了再唱。就这么着,直到余叔岩把火压了下去,才把后半期唱下来,也没给唱帮忙戏,我们就离开了上海。在旧社会,老板只要能赚钱,哪管艺人的死活,只要订了合同,有病也得唱。他们对待像余叔岩这样的名演员尚且如此,对待一般艺人就可想而知了。不过余叔岩这次去上海,虽然闹了这场风波,戏倒是唱红了,上海的观众也知道余叔岩这角儿了。
我们离开上海,未直接回北京,又坐江轮到了南通。这是一个名叫张四爷的名票邀我们去的。他有个戏园子,并不常唱戏,是为自己取乐而盖的,当时欧阳予倩先生正在那里掌管。这个剧场的设备是新式的,灯光、布景很齐全。后台管理方面有很多革新,定了很多规矩,如不许在台上抽烟,不许扒台帘,后台不许大声说话,闲人不许在台两侧站立等等。我们初到那里,对这些规矩还不习惯,但是看到后台井井有条,所以觉得这些规矩也还不错。
在南通演了几天戏,又乘日本江轮岳阳丸到了汉口。在汉口最大的剧场——大舞台又唱了一个多月,之后才回到北京。
余叔岩回到北京以后,就加入了俞振庭的双庆班,我也随之进了双庆班。此时王凤卿、梅兰芳已经离开了双庆班,与余叔岩在双庆班同台演出的有尚小云、慈瑞泉等人。
余叔岩此次南行,对他的成名是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当时北京的演员到外地演出,尤其是到上海、汉口等大城市演出,如果唱红了,回到北京就会马上身价十倍;如果唱黑了,不仅没法儿再去演戏,甚至回到北京以后,也许从此就沉默下去。余叔岩这次上海、南通、汉口之行,无一处不是大红大紫,因此他回到北京以后,名声大振,甚至于享名全国。
余叔岩第二次去上海,是应上海亦舞台老板沈少安之邀,原定唱一个月,后来又续半月,都是场场满座。这一次随余叔岩去上海的人,仍和第一次一样。
余叔岩第三次去上海,是应陶宅堂会,原说三天堂会,演完就赶回北京。可是,上海共舞台老板黄金荣想乘此机会邀余叔岩唱三天戏,因为当时如果从北京直接邀他,一切路费花销是很大的。这样顺便请他唱,省了开销,赚了大钱,其实是在投机取巧,这是谁都明白的事。余叔岩原想回北京,又考虑黄金荣是上海的大流氓头子,有靠山、有势力,一个艺人岂敢惹他?故此才勉强答应下来。原说好了只唱三天,头两天过去了,到第三天最后一场,黄金荣指名叫余叔岩唱《珠帘寨》。这出戏要是余叔岩在平常日子也就唱了,赶巧这天余叔岩感觉身体不舒服,嫌累不愿唱。起初是黄金荣派人来跟余叔岩说,被余叔岩顶了回去。于是,黄金荣亲自出马,到旅社找余叔岩,强迫他唱这出戏。余叔岩仍然不答应,黄金荣大耍流氓手段,他说:“反正戏报子贴出去了,票已经卖了,看你唱不唱!”余叔岩也对得起他:“贴报子定戏码,你没跟我商量,票卖不卖我不管,这戏我不唱。”俩人越说越僵,就吵起来了。大伙儿看着都为余叔岩担心,真要不唱《珠帘寨》,准要吃大亏,黄金荣这人惹不起呀。于是好说歹说,余叔岩总算把这一出唱了,但赌气从此再也不到上海演戏了。
《珠帘寨》余叔岩饰李克用
余叔岩这人生来脾气耿直,他有个外号叫“两条命”。你如果真心诚意跟他交朋友,无论穷富,也别管你身份高低,他能同样跟你交心。如果你跟他摆架子,甚至于使势力压他,或是因自己有钱有势力瞧不起他,一者他不理你,再惹恼了他,他会跟你拼命。宁折不弯,他就是这么个性格。这次黄金荣逼迫他唱《珠帘寨》,要不是大伙儿为息事宁人在旁边劝解,就是黄金荣把他打死,他也不肯唱。
有一次,上海另一个大流氓、青帮头子杜月笙家里要立祠堂,唱三天堂会戏,派专人到北京邀角儿,凡是名角都邀了去,为的是显示他的财势,夸耀他的派头。这次堂会可说是空前盛会了,梅兰芳、尚小云、杨小楼、陈德霖、王凤卿、程砚秋、龚云甫、荀慧生、侯喜瑞、金少山、郝寿臣均被邀去了,唯有余叔岩不去。当时就有人劝他,上次你得罪了黄金荣,这次再得罪了杜月笙,以后可就不能再到上海去了。可不管怎么劝,余叔岩硬是没去。那一时期,凡是大堂会,如果没有梅兰芳、余叔岩和杨小楼三人参加,或是缺其中之一,就算不上讲究,就不够派头,不算阔气。余叔岩这次没去上海,杜月笙也奈何他不得。但是一个艺人脾气耿直,敢于顶撞黄金荣、杜月笙,也是担风险的。所以他从此不再去上海,虽说是赌气,说实在的,也是提防这些人下毒手。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做艺人吃戏饭,真是提心吊胆!
余叔岩的三次失误
余叔岩唱戏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他只要是一出场,无论台下乱也好,人多人少也好,或是自己私下里有什么不痛快的事也好,不管怎样吧,在台上从来不偷懒耍滑,总是规规矩矩地唱。他不但严格要求自己,认真负责,就是对和他同台演出的大小角色,也不容许有毫不经心的地方。我给余叔岩打了几十年鼓,他在台上出错的时候很少,因为他每天要演的戏,预先总是做好了准备,自己背背词儿,随胡琴吊嗓等等。我现在回忆起来,余叔岩当年在台上演戏,只出过三次错儿,而且都是在他的早年时期。
第一次出错儿,是在他嗓音复原重新登台不久,第一次到上海之前,在北京新明大戏院最后演出《定军山》。在黄忠三拉弓时,拉第二弓应当唱“人有精神力又加”,结果唱了第三句“再与师爷把话答”,到该唱第三句时,就把词儿给“嚼”了。余叔岩出了这事儿,下场到后台就吐了。他自己非常懊恼地说:“这么熟的戏,还背过词儿,怎么能唱错了!”自己生闷气,还是真动心。
《定军山》余叔岩饰黄忠
第二次出错儿是在奉天会馆唱堂会,那天余叔岩也是演《定军山》,黄忠唱完“管叫他含羞带愧脸无光”一句以后,有一个大刀花“串腕”,然后下场。余叔岩每次唱到这儿,“串腕”刀花非常漂亮,他是在刀杆由手腕上转过来之后,先将刀向下一推,借着刀杆的强力,再用手来抓住,又干净又利落。他每次演到这地方总要来个满堂彩,这次可能是由于大意,向下推刀以后没抓住,刀就掉在台上了。因为很多观众都熟悉他这出戏,知道在这儿他有个精彩表演,这次出错一定是偶然的,因此原谅了他。这事要是别人,台下非起哄不可。
还有一次出错儿也是唱堂会,戏台是现搭的,那天来的人太多,台对面天棚上都坐满了人。演出的戏码是《清官册》。这出戏余叔岩并不常唱,这次是本家主人特烦他演出的。戏唱到“审潘”一场,有很长一段话白,余叔岩念着念着,正赶上对面天棚上人声吵嚷,他一走神儿,就把词儿忘了。大伙儿正在为他着急,忽然对面天棚上掉下一个人来,台下马上乱哄起来,这才给余叔岩解了围。我也趁这个机会开了后面的锣鼓,把这个错儿掩盖过去。
一个演员无论水平高低,没有在台上不出错的,但是错与错不同,有的人在台上不经心、总是走神儿,其结果必然会出错。余叔岩这三次错是出于偶然,当然,演员在台上出错都是难免的。但像余叔岩一生在台上只出三次错,却是非常少见的。他不只是出错少,而且不出回头错,比如今天这儿错了,明天就绝不会再错。出错有明显和不明显的,有时候观众看得出来,有时候看不出来。戏曲界有句俗话叫“生戏熟唱,熟戏生唱”,就是说,唱一出新戏不要胆小怕事,要像演过多少遍的熟戏那样去演,到台上才能不紧张。如果是一出唱熟了的戏,别管这戏唱了多少遍,再唱时,也得像对待当初第一次演出那样严肃认真,丝毫不能马虎。
出了错观众看不出来,这是什么意思?余叔岩唱戏,总是在不断地琢磨改进,哪一句在台上唱着不得劲儿,就算“错了”,下场之后不断研究,一直到自己满意为止。余叔岩的唱腔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杭子和(中)与杨宝森、杨宝忠合影照
当一个演员不仅自己要下工夫练,还得老老实实地学别人的长处,我们干文武场也如此,向人家学,就得尊重人家,余叔岩在这方面做得不错。他当年唱戏,给他配二路老生的是鲍吉祥先生,鲍先生早年曾给谭鑫培配戏多年,对于“谭派”艺术了解至深,余叔岩不只是请他配戏,而且不断向他请教,甚至到鲍先生年老不能登台,余叔岩每每演出时,总要请鲍先生看场子。鲍吉祥比余叔岩长一辈,余叔岩每次都说:“先生,您得辛苦一趟,我明天唱XX戏,您给我看着点儿。”鲍吉祥每叫必到,叔岩演出时,他在上场门背手一站,发现哪儿有毛病,哪儿应当怎么唱,散戏以后,他都仔细给叔岩指出来。余叔岩每次都是细心听,下次再唱时,就照鲍先生指点的改正过来。所以,干这一行,无论是角儿,还是乐师,要想干好,就得下工夫,就得多看多学,不管人家是头路角还是二路角,有好的就学。余叔岩是大名鼎鼎的角儿尚且如此,不如余叔岩的人多着呢,应当学习余叔岩这种不耻下问的精神。
(《剧坛》1985年1期-3期)
杭子和简介
杭子和(1887-1967),京剧鼓师。他的演奏古朴典雅、简练大方,节奏鲜明、准确、紧凑,并饱含韵味,使唱腔和琴音浑然一体。1918年前后,开始为余叔岩打鼓,直至余氏息影剧坛。凡谭派、余派老生演员,如王又宸、谭富英、夏山楼主、孟小冬、王少楼、陈少霖、杨宝忠等人都曾邀他伴奏过。余叔岩病逝后,被老生杨宝森邀为专职鼓师。1957年杨宝森病逝后,与琴师杨宝忠同时去天津市戏曲学校任教,直至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