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有感

机缘巧合之时看过一篇描写梁启超先生的文章，彼文别开生面，避开梁启超先生的学术成就不谈，光论先生的风趣幽默，谈及先生交有趣之朋友，过有趣之生活，作有趣之学问，入有趣之境界。别的方面且不论，就“作有趣之学问”这一点，我初读《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时深有同感。

启超先生说，“趣味总是慢慢得来，越引越多。像那吃甘蔗，越往下才越得好处。趣味总是藏在深处，你想得着，便要深入进去。”，它打破我我对历史的一贯看法。历史是客观世界运动发展的过程，我便一意孤行地认为它客观理性地不近人情，非十分理性的人学不好历史，感性的人估计会增添历史的主观性。可是启超先生却能将复杂、深奥的学术史，以晓畅明晰的语言加以论述，且严谨准确，生动形象，可爱且深刻，真正能让人能读、能懂、读透。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原为启超先生在清华大学讲授近三百年学术史课程的讲义，本书深刻总结了本时间内的具有开拓性创造性的学术思想。今人评价本书，多言它对于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具有“范式”作用，无论是从他经世致用、推崇高尚品德气节和创新思考等精神层面，还是恢宏建构、考镜源流、实事求是和严禁缜密的逻辑思维，或是幽默风趣、妙趣横生的行文风格，都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书中十六个个专题，分为三个部分，启超先生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基本要求出发，对对清朝学派学术渊源、代表人物、师承渊源后学、主要成就及其学术得失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全面深入的总结了近三百年的学术成果。文章在保证准确把握清代学术人物思想特点的和学术特征，使得后学者对清代的学术源流、著名学者的治学特点、有一个清晰的了解的前提条件之下，还做到了学术大师对于史料使用和文字运用的游刃有余、做到了一个有趣得灵魂的洒脱与精当、激情与辛辣。读完文章，一个风趣幽默且学富五车的学者形象跃然跳动，微言大义尽在笔端。

梁启超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以诙谐的笔法串联起清朝清代学术发展的轨迹，不乏出类拔萃的优势，例如资料详实，论证严密，结论客观等。

我认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有三大成就显示它的不同凡响。

第一、细致考证，追本溯源。所谓新考据学，即诗学研究中采用文献整理考订之外的史实考据方法，主要涉及诗人及其作品相关的时间、地点、事件、人物之类的实证性考察。梁启超先生是二十世纪以来深刻实践新考据学的学者，在他的诗文中也可看出他对于历史厚重感与真实感的继承。

第二、旁征博引，深入考证。启超先生读书很广，举个有意思的例子。有次胡适提问中国自古从没描写过关于猪的内容？梁启超用一句"夕阳芳草见游猪"驳回，可见先生博闻强识。梁启超先生把这一优势运用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中后，不仅有“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的怡然自得，也有滴水不漏的细致刻画。如“元诗矫宋流弊，而失于多学晚唐，……然其佳者则婉转惆怅，附物切情，工整而流逸，清新而秀丽，虑周藻密而不涉于粗疏，意深韵远而不失之径直”。

第三、专注个人，深入探讨。社会史使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内容实现了三大转向:由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由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了重大的社会问题。这也是启超先生创立的“新考证学”的基本目标，从书中的章节分段之间也可以看出。

先生的思想被口语色彩浓厚、循循善诱的语言贯通，让人读后深有感触。其实民国时期不乏史学大家。例如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章太炎，章老为清末国学大家，对清代儒学相关文献极为了解，但是他的著作多艰涩，读起来无所适从、无处下口。还有位儒学大师刘师培，他以骈文作为“美文”标准，他的史学作品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较章氏《訄书·清儒》易于理解，但语言的通俗性、清晰性、流畅性与梁启超先生仍有较大差距。

梁启超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揭示了清代学术发展的轨迹，为后代研究清代学术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拓展了空间。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梁启超先生对学术源流的考证的严谨态度，展现了中国学术的发展和演变；可以通过对清代学术的整体把握，厘清清代学术史的全貌；可以通过对流派及个案的深入分析，体会治学治史的新视角。但是我学到的依旧是梁启超先生有趣的灵魂，他将这份欢快注入史学研究之中，让后学者体会到了历史的温度、历史的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