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著歧异到霍译得失：试论宋淇《红楼梦》研究的几点特色（上篇）
本文发表于《中国文化研究》2018年夏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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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宋淇是多才多艺的作家、翻译家，著名学者，尤其以他对《红楼梦》的研究著称。他对原著的诸多版本与霍克思英译本均有深入研究,并做出过精当评价。他熟知程本与脂本在语言、结构及艺术特色等方面的主要差别，尤其倚重甲戌、庚辰、戚序等重要抄本及其中脂评，他对霍译本的褒贬也多为结合底本歧异与脂评而谈，往往切中肯綮。鉴于他对原著艺术成就细致入微的了解与研究，他对霍克思译文中的精彩之处与“误译”的分析往往出自了解之同情，译者因此引为“同道”，堪称中外文学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关键词：宋淇 红楼梦 英译 译评 霍克思
引言
就《红楼梦》研究而言，宋淇诚为一代大家，从文学特色、人物分析到名物考证、版本参校等方面均写下了颇有分量的文章。他与余英时、张爱玲、夏志清等研究者互相切磋影响，1973年创办学术刊物《译丛》（Renditions）并任主编多年，引领中外学人从事中文英译，是港台当代红楼梦研究领域的一大推手；另一方面，宋淇英语文学功底深厚，深精翻译之道，关于英译中、中译英都著有多种学术评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他对霍克思英译《红楼梦》的批评。本文从宋淇的治学背景入手，介绍他对《红楼梦》原著的研究，由此拓展到他对《红楼梦》英译本的评判，剖析他对 “佳译”的赞许和“误译”的批评，并结合《红楼梦》不同版本之间的几例歧异，探讨一些“误译”的成因，藉此分析宋淇与霍克思对《红楼梦》的理解，以及他们各自的文化立场。
一、宋淇眼中的《红楼梦》
宋淇（Stephen C. Soong, 1919-1996），原名宋奇，又名宋悌芬，笔名林以亮，浙江吴兴人。他生于书香世家，父亲宋春舫（1892-1938）是著名藏书家，自建“褐木庐”藏书室，收藏诸多欧洲文学作品的珍版。[1]宋淇自幼涉猎中外名著，1936年考入燕京大学，主修西洋文学，1940年毕业。他1949年移居香港，七十年代初始，长年担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是香港著名红学家、作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著译丰厚。他研究《红楼梦》数十年，写下大量文章，如《新红学的发展方向》、《论大观园》、《贾宝玉为诸艳之冠》等，均收入身后出版的《红楼梦识要》一书。此书文稿由他旧友梅节、陈庆浩整理，北京中国书店出版。出版之际，大陆红学界人士召开专题座谈会，纪念这位毕生钟爱《红楼梦》并在原著及译本研究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学者。[2]
《红楼梦识要》正文前有大陆学人蔡义江撰写的序言，敬称他为“香港的俞平伯”，简要介绍了他的研究特色：“好从文学批评的视角看问题，不忘《红楼梦》本身的文学价值”；学贯中西，“常将《红楼梦》置于世界文学之林相互比较”。蔡先生谈到《红楼梦》研究的常见问题：注重文学批评者常忽视包括脂批在内的版本资料，研究版本者又多不太懂文学批评；宋淇却能融会贯通：
宋淇是文学批评的大行家，又在脂本脂评上着实下过不少功夫，他既着眼于文学批评，又特别重视脂评，他的不少文章都充分利用或经常引用脂评这一研究《红楼梦》极其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这也许是他评《红》著述多有发现的又一个原因。[3]
“既着眼于文学批评，又特别重视脂评”也是宋淇评判《红楼梦》英译本得失的一个特色；不过，我们还是先从他对原著的研究谈起。
蔡先生序言中谈到，“宋淇文章形式多样，有大有小，有宏观有微观；宏观多在微观基础上形成，因而扎实；微观而又时时有宏观为指导，因而能不离谱。”从宏观角度来看，宋淇最重要的文章应属《新红学的发展方向》。此文承接王国维开启的文学批评方向，指出了《红楼梦》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的问题：
第一，《红楼梦》虽然只是一册未完成的小说，但本身的份量和品质足与一位作家一生一世的作品的总和相提并论。……其次，曹雪芹是个大艺术家，他对于传统的形式了然于胸，要在这方面有所成就并不是难事。根据脂评，我们知道他于作“曲”一方面是很自负的，同时对诗和词也有独到的看法。可是他并没有花时间去专门从事诗、词、曲的创作，……另开蹊径，拿原来在技巧上还极原始、粗糙的小说，加以发扬光大，使之丰富完美，成为一个独立的、令人刮目相看的文学形式。……第三，《红楼梦》另一个特点是能在不同层次上吸引各种不同程度的读者。[4]
宋淇介绍说，英国诗人、学者、评论家艾略特曾说过，莎士比亚的戏剧引人入胜，就是因为他能满足各阶层观众的需要：有人觉得故事情节动人，有人喜欢他的人物栩栩如生，程度较深的观众则欣赏他的辞藻——其中所含的诗和思想；他认为《红楼梦》也是如此，雅俗共赏。宋淇此文发表于1972年初[5]，写作时间应该相去不远。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就能这样旗帜鲜明地坚持《红楼梦》的文学性，并置之于世界文学之林，与莎翁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对照评析，其眼光与眼界都是难能可贵的。
谈到与原著相关的一些考据的问题，宋淇认为，胡适、俞平伯等人此前澄清了不少问题，但站在文学批评的立场，应该保持理智而清醒的态度：考据不过是手段，“最终极的目标仍应该是探讨《红楼梦》的艺术价值和在世界文学史上所占据的地位。”现在来看，近半个世纪过去，这个方向在海内外学术界仍未得到切实认可，而这个终极目标的实现也还尚远。
宋淇熟知莎士比亚研究在西方的发展路径：早享盛名，18世纪得到公允评价，后来逐渐神化并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版本与校勘、文法、辞汇、宇宙观、舞台演出等等，但重心仍在文学批评上；并指出：“今后新红学的发展方向不妨以西方对莎士比亚的研究进展作为参考。”他了解英美学术界对《红楼梦》的翻译与研究，注意到《红楼梦》已有了从中文直译的全译本：邦斯尔（Bonsall）的译文已告完成，正在审阅中；牛津教授霍克思（David Hawkes）正在闭门埋头译述，第一册即将面世。他认为最重要的工作还是“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观点来研究和分析《红楼梦》”，着重于故事、人物、情节、叙事观点等几个方面，进行严肃的文学研究。他本人对《红楼梦》艺术特色的评述很有见地，如：
《红楼梦》的技巧与西方的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不同。……大观园是逐渐透露的，犹如一幅长江万里图，一路卷开，一路呈现，并不能一览而尽。《红楼梦》写人物也是如此。……（曹雪芹）是如此胸有成竹，能够忍到全书一半时才将重要角色的性格完全描绘出来。……《红楼梦》采取一种灵活的转移观点方式：并不用第一人称，可是大体上代表贾宝玉的看法。在很多小地方，观点却随时、随地而变。……这样叙事观点的转移在中外小说中可以说绝少见到，值得详细分析。……《红楼梦》也有传统小说所不常见的特殊手法：象征、对比、情景的突变等。……情景的突变实际上早存在于古典音乐中，以后渐渐为现代小说以及电影等普遍采纳。所谓情景的突变就等于“乐极生悲”，在中国的老庄哲学中早已有之，唯有《红楼梦》充分加以运用，而中国的其他文学作品则很少自觉地应用。在这一点上，《红楼梦》可以和现代西洋艺术看齐，也可以说是它走在时代前面的实证之一。[6]
置之当今，宋淇对《红楼梦》艺术特色的这些见地仍然醒目，非兼通中西文化，学养深厚者不能道出。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他对《红楼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下了断语：
在世界文坛上，《红楼梦》可以堂堂正正以未完成的小说姿态与任何大作家的一生一世的心血结晶分庭抗礼。这并不是偏狭的爱国心理的表现，而是极详细的分析和比较之后的结论。[7]
宋淇并非夸口。他关于大观园的所在与盛衰，贾宝玉“为诸艳之冠”的身份设置，怡红院四大丫鬟的分析，以及冷月“葬花魂”还是“葬诗魂”之争等问题，均写下了旁征博引、论断精当的长文，并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的认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脂评的倚重，以及对戚序本等脂批本的研究。
宋淇在名篇《论“冷月葬花魂”》中谈到，自己曾将梦稿、庚辰、戚序等脂本对校过，对俞校本也不乏参照，做出不少札记。冷月“葬花魂”的结论就是在这种多方核校的基础上，结合他对作者原意、全书情调与文本内在逻辑等方面的理解得出的。他辨识出庚辰本中的“死魂”之误被点改为“诗魂”字样，指出这一字之误导致程高本系统积非成是，此后一以贯之为“冷月葬诗魂”，并断言此一误“误尽天下苍生”。程高本内容方面的缺陷及宋淇对此的批判态度于此可见一斑。[8]
二、宋淇眼中的程本与脂本
或许是出于对《红楼梦》卓越艺术特色的维护，宋淇是一位旗帜鲜明的脂批本拥护者。他极不认可程高本对于前八十回内容的删改，坚决认为脂批本优于程乙本。他熟悉脂批内容，并常在《红楼梦》研究及翻译批评中引以为据；在翻译批评中也要求译文高度忠实于原文，不认可霍克思对原文内容的一些修改，多以“误译”视之。
《红楼梦》版本的研究者一般都了解，程本与脂本的内容虽然大致相同，但程本将脂本前八十回内容删节不少，另有诸多改动；程甲本已是对脂本删改过的排印本，乙本又比甲本删改更多。据亚东本校点者汪原放统计：
总算起来，（乙本较甲本）修改的字数竟有两万一千五百零六字之多：曹雪芹的前八十回，改去一五五三七字，高鹗续作的后四十回，改去五九六九字。[9]
有研究者指出，汪原放的统计是亚东重排本与亚东初排本的不同，[10]但两者分别以程乙、程甲两本为底本，可资参考。《红楼梦》这样的文学经典，前八十回竟被删去一万五千多字（或更多），这是令真正的爱好者极难接受的损失。内容的缺失自不待言，另有曹雪芹笔下特有的语言特色的缺失。
论起脂批本研究，俞平伯先生是首屈一指的专家。他论及戚序本价值时曾特意指出：
戚本还有一点特色，就是所用的话几乎全是纯粹的北京方言，比高本尤为道地。……分条比较去虽是很小，综观全书却也是个很显著的区别，不能不说一说。雪芹是汉军旗人，所说是满族家庭中底景况，自然应当用逼真的京语来描写。即以文章风格而言，使用纯粹京语，来表现书中情事亦较为明活些。这原是戚本底一个优点，不能够埋没。[11]
戚本中“逼真京语”的特色在程本中被大肆删改，相应地，用纯粹“京片子”表现书中情事更为明快活泼的优点，在程本中也就随之丢失。读者如果精研原著艺术特色，又在中外语言上下过深刻功夫，对此自然是难以容忍的。宋淇对程本的强烈排斥，此为一大原因。
参考《红楼梦》英译史可知，早期许多摘译或节译均为原著中的对白，编译在英语人士学中文的教材中，最早公开发表的摘译即为英国汉学家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1816年出版的中文课本《中文对话与单句》（Dialogue and Detached Sentenc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当中。[12]宋淇注意到，汉语语言学专著里，《红楼梦》也是极佳的素材来源，比如当代汉语研究大家王力的代表作：
在1940年间，王力先后写了《中国语法理论》和《中国现代语法》二书，其中所举的例子绝大多数采自《红楼梦》。以一部小说为根据来解释中国的语法，可见《红楼梦》词汇的丰富，同时也是文学史上罕见的例子。[13]
俞先生指出的曹雪芹笔下的“逼真京语”，脂批本中是一致存在的，戚序、庚辰、梦稿几个脂本内容相对完整，更可看出这一特点，程乙本在这方面的确逊色很多。宋淇曾感叹脂批诸本先后影印问世之前研究者获取文献资料之难，并在1976年台湾影印出版戚序本后撰写长文论证此版本之始末，从回前总批与回末总评是否为脂砚斋所为的问题入手，细述这个版本的特色与价值。文中不乏对俞平伯、周汝昌等学人成果的参考与质疑，并根据原著内证及其他资料推断说：
有正本非但是抄本系统中最接近原本的抄本之一，而且是比较起来最完整的抄本，其价值未必在庚辰本之下。[14]
宋淇将戚序本中的脂批与庚辰、甲戌、靖藏诸本中的脂批相互参照，印证出此本中的回前批与回末评确实出自脂砚斋之手，并分析这些内容与其余脂本中的脂批一样，有些精彩而富于启示，本身即是上佳的文学批评，有些则平平无奇甚至不知所指；不过评者身份特殊，听其言有助于了解原著的创作情形：
写这些评语的人一定对原作了解极深，同时和原作者有一种默契，远非以后所谓三大评家——王希廉、张新之、姚燮——所可比拟。[15]
他摘录了几则脂批，论述批者对曹雪芹行文用笔之会心处，如第49回末关于斗篷的评论：
此文线索在斗篷。宝琴翠羽斗篷，贾母所赐，言其亲也。宝玉红猩猩斗篷，为后雪披一衬也。黛玉白狐皮斗篷，明其弱也。李宫裁斗篷是哆罗呢，昭其质也。宝钗斗篷是连青斗文锦，致其文也。贾母是大斗篷，尊之词也。凤姐是披着斗篷，恰似掌家人也。湘云有斗篷不穿，著其异样行动也。岫烟无斗篷，叙其穷也。只一斗篷，写得前后照耀生色。
宋淇赞许评者“心细如发”，看出曹雪芹以斗篷一物串起一段极易写散的文字；另一段脂批点破第五十二回宝黛二人之间的深情与无奈，也颇得他推许。第五十三回借宝琴之视角铺叙贾府祭宗祠，涉及曹雪芹超前的叙事观点，回前批敏锐指出这一点，深得宋淇赞赏：
中国的旧小说多数采用全知观点，而创作者用了尚不自知。曹雪芹为不世出之奇才，凭他的直觉造出一种新的写法，已令人惊讶，而脂砚斋在旁竟能冷眼看出其中奥妙，更使人心折。[16]
宋淇曾在多篇文章中论证程本后四十回与曹雪芹原拟结局的悖谬，此文中又引述戚序本第十八回回前总批的一首七律，分析故事走向，总结宝黛钗各自命运，以此为例，论证脂评对于原著的研究价值。他在文末坦陈了对程本与脂本的态度，可谓直白：
对许多读者而言，看程高本消遣是无可奈何的事，等于是一种无可选择的苦难。比较认真而对文学有兴趣的读者，想读脂评手抄本而不可得，因为以往流传不广。现在我们既有了影印的有正大字本，可以说是抄写得最清楚，内容最完整的抄本，足可填补这悬之已久的空缺，眼见它就会广为流传，快何如之。[17]
读程本是“苦难”，读脂本是快事——宋淇对两种版本体系的态度泾渭分明。究其原因，除上述程本中语言特色的缺失外，为宋淇等“认真而对文学有兴趣的读者”更不能容忍者，是程本对脂本前八十回内容的大肆删改。如脂本第七十八回中，有一段关于大观园日渐萧条的描写：宝玉来至蘅芜苑，惊觉人去楼空，老婆子告诉他宝钗已搬走，令他深感怔忡失落：
宝玉听了，怔了半晌，看着那院中的香藤异蔓，仍翠翠青青，忽比昨日好似改作凄凉一派，更又添了伤感。默默出来，又见门外的一条翠樾埭上也半日无人往来，不似当日各房中的丫鬟不约而来者络绎不绝，又俯身看那埭下的水，仍是溶溶脉脉地流将过去，心下回想：天地间竟有这样无情的事，悲感一番。[18]
宋淇在《论大观园》文中评价这段描写之动人：
景犹如昨，而人已非，情自景生，所以情也因人事不同而大异于前。而流水却似无情的时间一样不稍作停留，在宝玉心中产生了可怖的悲剧感。可是这一段却为程高本所删，只可以在抄本系统的本子上见到，可能续作及编删者认为这一段无足轻重，而剥夺了一般读者的欣赏机会。[19]
此文写作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当时脂批本多未影印出版，补入此段文字的1958年版俞校本流传有限，1982年版中国艺术研究院红学所校注本尚未问世，一般读者确实欣赏不到程本删去的许多文字。当今读者已无此遗憾，但霍克思与杨宪益等译者于六七十年代翻译《红楼梦》时，却是另一番光景。宋淇对霍克思英译本得失的评价，恰恰与他对程本的认识直接相关。
注释
[1] 孔慧怡：《从风浪里过来的宋淇》，见《与中大一同成长：香港中文大学与中国文化研究所图史1949-1997》，香港：香港中文大学，2000年，第215页。
[2] 宋淇《红楼梦识要》出版座谈会于2001年2月26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主办单位为该院红楼梦研究所、《红楼梦学刊》杂志社、中国书店，会议纪要刊于《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2辑。
[3] 蔡义江：《序》，见《红楼梦识要：宋淇红学论集》，北京：中国书店，2000年，第2页。
[4] 《红楼梦识要：宋淇红学论集》，第1-3页。
[5] 此文原载《香港所见红楼梦研究资料展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文物馆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文物馆，1972年。
[6] 《红楼梦识要：宋淇红学论集》，第8-9页。
[7] 同上，第10页。
[8] 同上，第186-187页。
[9] 魏绍昌：《红楼梦版本小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36页。
[10] 同上，第36页。
[11]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上海：棠棣出版社，1952年，第100页。
[12] [美]葛锐著，李晶译：《道阻且长：红楼梦英译史的几点思考》，《红楼梦学刊》2012年第2辑；[英]闵福德著，李晶译：《乔利英译红楼梦再版前言》，《国际汉学研究通讯》总第十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13] 《红楼梦识要：宋淇红学论集》，第2页。
[14] 同上，第283页。
[15] 同上，第285页。
[16] 同上，第287页。
[17] 同上，第295页。
[18] 曹雪芹：《戚蓼生序本石头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卷4，第3073-3074页。庚辰本中亦有此段内容，文字相差不太大，见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卷4，第1909页。
[19] 《红楼梦识要：宋淇红学论集》，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