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元忠上高宗疏（资治通鉴卷二〇二之一）

吐蕃派大臣仲琮入朝进贡。唐高宗向他询问吐蕃国的风俗，仲琮回答道：“吐蕃土地贫瘠，天气寒冷，民风纯朴；然而法令严备，上下一心，讨论政事常常自下而上，会根据人们的期望实施，这是吐蕃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吐蕃地薄气寒，风俗朴鲁；然法令严整，上下一心，议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唐高宗又责问他吐蕃为什么要吞灭吐谷浑，攻击薛仁贵，以及侵逼凉州诸事。仲琮回答道：“我受命前来进贡，至于军事方面的事，则不是我所应当知道的。（臣受命贡献而已，军旅之事，非所闻也。）”唐高宗认为他回答得体，赏赐给他很优厚的礼物，打发他返回吐蕃。之后，唐朝派都水使者黄仁素出使吐蕃。

唐高宗一直忧虑吐蕃之事，于是他召集身边的大臣商量对策。有人提议通过和亲来求得和平，以使百姓得到休养生息；有人提议加强战守，待公私富足时再行讨伐；有人提议马上发兵征讨。讨论来讨论去，到最后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高宗只好赏给大家一顿饭吃，然后让他们散去。

太学生、宋城人魏元忠针对吐蕃威胁给高宗皇帝上了奏章，他说：“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文’和‘武’两个方面。现今讲文的人只以言词华丽为要，而不涉及治理国家这样的大事；讲武的人只以骑马射箭为先，而不涉及计谋策略。这对国家的治理有什么益处呢？所以陆机著《辩亡论》，总结了孙吴兴亡的原因，但却挽救不了他自己在河桥的败亡；楚国大夫养由基有射穿七层甲片的勇力，也无法避免楚军在鄢陵之战中的失败，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古语中有这样的说法：‘人无常俗，政有理乱；兵无强弱，将有巧拙。’所以选择将领应当以谋略为首，勇力为次。现今朝廷用人，一般都录用将门子弟和为国事而牺牲的人的家属，他们都是能力平庸之人，怎么能担当军事重任！李左车、陈汤、吕蒙、孟观，这些人出身贫贱而建下特殊功勋，从未听说他们的祖先世代都是武将。（理国之要，在文与武。今言文者则以辞华为首而不及经纶，言武者则以骑射为先而不及方略，是皆何益于理乱哉！故陆机著《辨亡》之论，无救河桥之败，养由基射穿七札，不济鄢陵之师，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语有之：‘人无常俗，政有理乱；兵无强弱，将有巧拙。’故选将当以智略为本，勇力为末。今朝廷用人，类取将门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岂足当阃外之任！李左车、陈汤、吕蒙、孟观，皆出贫贱而立殊功，未闻其家代为将也。）

“赏功罚罪是军队和国家最迫切的事务，假如有功不赏，有罪不罚，即便是尧、舜再生也不能使国家得到很好地治理。人们都议论说：‘近日征伐，虚有赏格而无事实。’这大概由于才识短浅的官吏不识大体，只恐授给功勋后仓库空虚。而不知道将士如果不舍命效力的损失有多大？百姓地位虽卑微，但也是欺骗不了的。怎么能靠发布没有信用的法令，规定不能兑现的颁赏条例，就指望他们奋勇立功呢！自从苏定方征伐辽东，李世勣攻破平壤后，赏赐就没有有效地实行，有功劳的人得不到提拔，也没有听说朝廷斩了哪怕一名负责记功颁赏的台郎和令史以向有功未赏之人表示歉意。大非川的失败，薛仁贵和郭待封等没有处以重刑，假使早早处死薛仁贵等人，则其余诸将后来怎么还敢失利呢！现状如此，我恐怕平定吐蕃并非是短期内能指望实现的。（夫赏罚者，军国之切务，苟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尧、舜不能以致理。议者皆云：‘近日征伐，虚有赏格而无事实。’盖由小才之吏，不知大体，徒惜勋庸，恐虚仓库。不知士不用命，所损几何！黔首虽微，不可欺罔。岂得悬不信之令，设虚赏之科，而望其立功乎！自苏定方征辽东，李破平壤，赏绝不行，勋仍淹滞，不闻斩一台郎，戮一令史，以谢勋人。大非川之败，薛仁贵、郭待封等不即重诛，使早诛仁贵等，则自余诸将岂敢失利于后哉！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

“还有，出兵时重要的一条，全仰仗马力。我建议废除养马的禁令，使百姓家家都能养马；若官军大规模行动，即委托州县长官用官钱加价购买，那么这些马就全都成为国家所有了。胡人本来依赖马力逞强，如果允许民间买马饲养，便是减弱他们的有利条件，进而变为咱们的有利条件了。（又，出师之要，全资马力。臣请开畜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马；若官军大举，委州县长吏以官钱增价市之，则皆为官有。彼胡虏恃马力以为强，若听人间市而畜之，乃是损彼之强为中国之利也。）”原来唐朝禁止百姓养马，所以魏元忠上奏时提到它。唐高宗认为他的意见很好，召见了他，并命令他在中书省任事，朝会时得随百官朝见皇帝。

唐军先前的成功，其关键在于赏罚严明，其后的失利，其根本在于军法的松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