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臂钏与指环
关于唐代装饰品的研究，以往多集中在钗簪、梳篦、耳饰、颈饰等首饰领域[1]，对臂钏[2]和指环[3]虽偶有涉及，但由于其发现零散，尚无全面的梳理。本文以科学考古发掘和刊布的材料为基础，试对唐代臂钏和指环的形制及相关问题作一简要考察。
一、唐代臂钏的考古发现
考古发现的唐代臂钏已有一定数量，可以了解臂钏的形制、流行与使用情况。
明确出土臂钏的有墓葬和遗址，据本文统计，截止2018年9月，56座墓葬和5处遗址[4]各出土92件臂钏。除4件完整的玉钏、2件残玉钏[5]外，其余均为金属质。
玉臂钏完整者仅见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为两副镶金白玉臂钏，以鎏金或金合页将三段弧形白玉衔接而成，可以自由开合。这4件玉臂钏出土时装在莲瓣纹银罐内，器盖墨书“玉臂环四”[6]，可知其名为“玉臂环”（图一）。这种多节衔接的臂钏在隋李静训墓中亦有出土，不过主体材质为金。这种制作精巧的臂环十分鲜见，显然是高等级人群所使用。胡小丽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后指出，玉臂环似乎不是唐代本土的产物，其来源或为进贡或从对外战争中所得[7]。
图一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玉臂环（1对）
178件金属臂钏中，材质有金（鎏金）、银、铜，其中7件形制不明，其余171件可分为四型[8]（表一）：
表一唐代金属臂钏分型
A型发现最多，以柳叶形金属片弯成椭圆曲圈状，中间宽大，两端渐变细窄，两端尖细的部分缠金属丝或刻数道横向线纹，并绕出环眼。按连接方式分两型：
Aa型 两端接口处各弯作环耳，两端不相连或以小圆环连接。截面均为薄片，展开形如柳叶，钏面饰多道顺向凸棱或錾刻纹饰，如河南洛阳龙康小区唐墓出土2件鎏金银臂钏，通体以鱼子纹为地，其上錾刻花叶及一对展翅鸳鸯[9]。此型臂钏发现数量最多，共有140件。以吴忠西郊M070:2为例，铜质，打制，钏尾两端上弯成环耳，以一直径0.8厘米的圆环连接，钏身正面中部饰0.2厘米宽的凸棱，两侧缘为凸起的细棱，下端刻横向线纹，直径4.5～5.6厘米[10]。
Ab型 1件。接口处两端互相缠绕于钏身。福清东张唐墓出土，银质，截面为不规则八边形，钏身弯成圆环状，两端渐细，对向缠绕于钏身，直径9.3～9.5厘米[11]。
B型 整箍圆环状。按截面形状和闭合情况分三型：
Ba型 9件。闭合。截面近似半圆形或三角形。江苏扬州会昌元年（841）魏氏墓M107出土1件，断面呈圆形，包银，直径9.2厘米[12]。法门寺地宫出土的6件臂钏，物帐碑统称“随求”，其中4件三钴杵纹银臂钏即为此类型[13]。
Bb型 12件。闭合。整箍为金属片锤鍱而成。湖南保靖四方城M82出土1件，银质，圆形整箍，钏面刻多道装饰竖条纹。直径7.5、宽1.7、厚0.3厘米[14]。另在湖北郧县濮王李泰墓出土9件，金质，为素面圆环，边缘内卷，直径7～7.4、宽0.85～1厘米[15]。
Bc型 2件。未闭合，下端空出，断面为条状。均为吴忠北郊M75出土，铜质，圆环形，打制，钏截面呈扁圆形，正面等距离饰4个凸棱，直径6.6厘米[16]。
C型 由薄片状的圆环和外附的筒盒两部分组成，应是专为盛放陀罗尼经咒而制作，按筒盒形状可分两型：
Ca型 4件[17]。筒盒为半圆柱形，截面半圆形，与钏主体于筒中部铆接相连。如凤翔M92:16，铜质，钏圈径7.5、宽0.8、筒高5.4、径2.34厘米[18]。
Cb型 筒盒为扁圆形，截面为圆形，仅见于法门寺地宫，为2件羯摩三钴杵纹银臂钏，扁盒（钏面）顶面錾饰羯摩金刚杵。钏外径10.8、宽1.9、扁盒纵径5.3、横径4.6厘米[19]。
D型 1件。螺旋形，为扁圆的金属条弯成数道螺旋圆圈，形似弹簧，套于臂上。出土于湖南保靖四方城M43，银质[20]。
图二唐代墓葬和遗址出土的金属臂钏
1、2.鎏金银臂钏（陕西扶风法门寺FD:085、FD:086、FD:091、FD:092）
3.金臂钏（陕西西安何家村窑藏）
4.铜臂钏（宁夏吴忠北郊M75:2、M75:1）
5.铜臂钏（陕西凤翔南郊M92:16）
形制上，A型臂钏最为常见，也是臂钏在唐代产生的新形制。出土此型臂钏的墓葬年代多在盛唐以后，目前所见最早的纪年墓为三门峡天宝元年（742）韩忠节夫妇合葬墓，在墓室北侧女性左、右手腕处各发现一件银钏，直径5.8、宽0.5～1.5厘米[21]。A型臂钏的出土地域也较广，在宁城、和林格尔，吴忠、凤翔、平鲁、西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新郑、新乡、淅川、邢台、襄阳、丹徒、长兴、福州、瑞昌等地均有发现，其来源尚待考察。B型臂钏形制较普通，与前代差别不大。C型臂钏较为特殊，附带的筒为专门盛装陀罗尼经咒而设，相关研究已较充分[22]。D型多圈臂钏，早在前代已较为流行，称“条脱（跳脱）”，多见于北方和西南地区。
使用上，有单臂戴1件者，如安阳薛家庄M5出土1件Ba型铜钏，发现时戴于右臂上[23]；C型臂钏一般仅出一件，显然为单臂所戴。多数为双臂各戴1件，如洛阳龙门镇C7M2668未被盗扰，墓室西部发现2件Aa型铜钏[24]；河南淅川下寨M159未被盗，为女性单人葬，2件Aa型银钏出土于墓主左右股骨外侧，显为双臂各戴1件[25]；吴忠北郊M75出土2件Bc型铜钏，女性墓主上肢骨上各套1件[26]。此外，还有戴多件的现象，如吴忠西郊M078出土3件Aa型铜钏，出土于套于墓主左右臂上，左臂1件、右臂2件[27]，湖南保靖四方城M43共出土5件臂钏，4件为Bb型、1件D型[28]。可见臂钏的戴法较多样。
二、唐代指环的考古发现
唐代发现明确的指环相对较少，均出于墓葬中，为墓主入殓时所戴。材质有玉石、金、银、铜、铅等。较明确出土指环的唐墓，共31座、50件。其中11件形制不明，余下的39件，可分为三型（表二）：
表二唐墓出土指环分型
A型 正圆形。根据环体宽窄分三亚型：
Aa型 3件。环体较宽厚，截面上下窄、中间宽，素面无装饰，无接缝，类似算盘珠，有玉、金质。以上海青浦福泉山唐墓为例，玉指环1枚，玉质洁白，外径2.2、内径1.7厘米[29]。
Ab型 9件。环体较扁薄，截面上下宽度一致，宽度小于Aa型，外部多饰刻划线纹。以凤翔翟家寺M27为例，铜指环1枚，扁体环形，有接口，表面边缘装饰成凸棱状，径1.9、宽0.7、厚0.05厘米[30]。
Ac型 4件。环体极细窄，截面圆形，无接缝。有刻纹饰，也有素面者。以重庆丰都观石滩M3为例，出土银指环2枚，M3B:3为圆形，周缘刻划浅竖线纹，呈齿轮状，直径1.9厘米[31]。
B型 环形，中部有额外的指环面，显得较为宽厚，按是否镶嵌物分两亚型：
Ba型 2件。金属质镶嵌宝石或琉璃。以偃师盛唐墓M1902为例，金指环1枚，最大外径2.2厘米、重6.5克，环圈厚重，上嵌椭圆形紫色水晶，水晶上浅刻
二字[32]；研究者指出该文字为巴列维语（中古波斯语），内容可释读为“奇妙无比”之意，原是作为印章使用，为舶来品[33]。
Bb型 14件。纯金属质，中部较宽、两端窄，或铸造成凸起，为模仿镶嵌宝石的形制。有银、铜、铅质。以辽宁朝阳双塔区M1为例，出土铜指环5枚，其中M1:72正面有圆形凸起，系用铜条锻制而成，直径2.05厘米[34]。
C型 7件。扁圆形，环体较细窄，多为铜丝折合而成，下端不相接。以陕西扶风周原05FQXM2为例，出土铜指环4枚，均为细铜条弯曲而成，制作不规整，粗细大小不一，如M2:1-1直径2.2、厚0.3厘米，M2:1-2直径3.8、厚0.4厘米[35]。
图三唐代墓葬出土指环
1.铜指环（宝鸡周原M2:1-1、M2:1-2、M2:1-3、M2:9）
2.玉指环（上海青浦84QFM7:2）
3.金指环（广州永福路M1:2）
4.金指环（偃师杏园M1902:51）
这些形制不同的指环，出土位置较明确的，可看出其使用情况。周原M2出土4枚C型铜指环，发现于北侧墓主手指上，左手3枚、右手1枚[36]。洛阳关林初唐1267号墓为夫妇合葬，在北侧女性骨架左手处发现银指环1件，环形无纹饰，直径2厘米[37]。朝阳双塔区M1为梯形竖穴砖椁墓、单人葬，出土5件Bb型铜指环，左手处2枚、右手3枚[38]。宁夏彭阳海子塬M6为女性单人葬，1枚Ab型铜戒指出于墓主左手骨处，直径1.8、环体宽0.4厘米[39]。
从分布地域上，A型分布范围最广，在各地初唐至晚唐墓葬中均有发现；其中饰有刻划竖线的Ab型指环均为单件出土，很可能是女工所用的顶针（针箍），如浙江余杭闲林唐墓出土Ab型银指环1枚，发现时置于剪刀附近[40]。B型指环目前均出土于北方地区，当非偶然。其中Ba型镶嵌宝石（琉璃）者仅见2件，出土于河南偃师[41]和山西太原[42]。这类镶宝石的指环原流行于地中海地区和西亚、中亚一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批墓葬中已有出土，它们同金银币、金银器、玻璃杯一样，均是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舶来品[43]。唐代偃师和太原出土此类戒指，同样反映了丝绸之路往来的大背景。Bb型指环绝大多数出土于辽宁朝阳及附近地区，从形制看为仿照嵌宝石指环而制作，当是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C型指环制作相对简单，唐代前期多发现于北方地区，唐后期在重庆巫山亦有出土，很可能是受北方的影响。
三、臂钏与指环的等级特征与文化内涵
唐代的臂钏和指环多出土于墓葬，为小殓入棺或附身之物。虽然唐制规定棺内“不得有金宝珠玉”[44]，但入殓礼的私密性，决定了臂钏、指环此类小型饰物，即使有金玉珠宝的性质，但因其与墓主本身息息相关，难以受到制度的约束，因此反映出多样化的特征。
臂钏是女性明确的性别标识。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唐代高等级人群使用的主要是玉钏，如何家村窖藏出土的4件镶金玉臂钏，制作精美，几成孤例，当为最高等级所拥有。而金、银、铜等金属质的臂钏在不同地域、不同等级的墓葬中均有发现，可见其使用较为自由。只是高等级墓葬多出土金、银臂钏，中下级官吏及平民墓葬多出土铜臂钏，而少在高等级人群入殓礼附身之物的范畴。
出土指环的墓葬等级均不高，多为北方地区的中小型土洞墓和南方地区的长方形券顶砖室墓，而鲜见于两京地区的高等级墓葬。出土镶宝石指环的两座墓葬，偃师杏园M1902为竖井墓道梯形土洞墓，墓室长2.86、宽1.55米[45]；太原金胜村5号墓为斜坡墓道方形砖室墓，墓室长2、宽2.07米[46]，这两座墓时代在初盛唐时期，从墓葬形制看均为中下等级墓葬，可见指环同样不标识等级。从目前的材料看，唐代指环并不算流行，而戴指环入殓，更是极少部分人群的选择。
唐代女性戴臂钏已较为普遍。《旧唐书·崔光远传》记上元二年（761）剑南节度营田观察处置使崔光远讨平段子璋，“将士肆其剽劫，妇女有金银臂钏，兵士皆断其腕以取之”[47]，从侧面反映了臂钏的流行。在唐诗中，也有不少对戴臂钏女性的描写，既有对北方佳人“腕摇金钏响”、江南采莲女“莲衣承玉钏”、织妇“钏动应鸣梭”的赞美，也有对盐商妇“皓腕肥来银钏窄”的厌恶。在诗人的笔下，臂钏与簪钗环佩等共同构成了一个时代女性的附属意象。
后汉繁钦《定情诗》云：
何以致拳拳？绾臂双金环。
何以道殷勤？约指一双银。
何以致区区？耳中双明珠。
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后。
何以致契阔？绕腕双跳脱。
这里绾臂的金环和绕腕的跳脱，当即本文统称的臂钏，而“约指”即指环，可见臂钏和指环，与耳饰、香囊这类贴身饰物一样，很早就是男女双方爱情的象征。到唐代中晚期，指环更明确地具有了今人常见的誓约意义。成书于晚唐的范摅《云溪友议》中，记载了一则关于玉指环的故事：韦皋曾与姜氏侍女玉箫以玉环为约，后韦皋不至，玉箫绝食而亡，姜氏“以玉环著于中指，而同殡焉”[48]。这里的玉指环是女性入殓所戴。常理《妾薄命》诗云“娇小恣所爱，误人金指环”[49]，同样是将金指环作为信物。《太平广记》卷三百四十《李章武》记贞元三年，李章武客游华州，与王氏子妇私好，后其告归长安，与王氏子妇惜别，章武留交颈鸳鸯绮一端，子妇答白玉指环一，又赠诗曰：“捻指环相思，见环重相忆。愿君永持玩，循环无终极”[50]。可见指环因其圆环的形状，还被赋予了“循环无终极”的长久之愿，这与西方文化中指环象征着完整及延续持久已渐趋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