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改革先锋蒋子龙

【郭进拴原创】改革先锋蒋子龙

蒋子龙，男，汉族，中共党员，1941年8月生，河北沧县人，天津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六、七届副主席。他是“改革文学”的创始者和代表性作家，其作品致力于改革者形象的塑造。1979年创作并发表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首开“改革文学”先河。始终把创作的着眼点放在人们关心的经济改革领域，以雄放刚健的风格，把改革者的个性心理、精神风貌以及为现代化建设进行的可歌可泣的奋斗表现得极具感染力。陆续发表的《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锅碗瓢盆交响曲》等一系列表现工厂、城市改革的中短篇小说，对引领思想观念转变、推进改革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激发了全国上下的改革热情。其多部作品荣获全国优秀短篇、中篇小说奖。2018年，蒋子龙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蒋子龙是迈着一个打铁匠的决非轻捷的步履走上文坛的。追寻他走过的道路,不仅一步一个脚印清晰地记载了他前行的轨迹,而且那深沉有力的脚步声,至今回音萦绕不绝。蒋子龙的某些作品曾引起不同看法,甚至争论激烈,毁誉迥异。然而,这样一个事实恐怕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他的主要作品在广大读者中反响强烈,《乔厂长上任记》更加突出,不仅震动了文坛,而且在社会上也引起了极大反响。有人写“八小时以外”,他写八小时以内。别人写“生活”,他写工作。人家写恋爱、婚姻、家庭,他写事业、工厂、社会。他也写八小时以外,也写“生活”,也写恋爱、婚姻、家庭,但他的作品以“八小时以内”,以工作,以事业、工厂、社会为中心。有人热衷于表现人的“本性”,他热衷于表现人的社会性。别人愿意描绘人的内心生活,他愿意描绘人的社会行为。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授予100名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其中有两位作家，一位是路遥，另一位便是蒋子龙。1941年，蒋子龙出生在河北沧县。14岁前，他生活在农村，大运河边留下了他的足迹。忆起童年往事，他总是笑得像个孩子。蒋子龙说，故乡给他染上了农民本色。这位作家耿直磊落的个性，与生养他的这片土地不无关系。沧县还是中国著名的“武术之乡”，蒋子龙身上带着的那股侠义之气，也多半是由此埋下的种子。走上文学之路，非科班出身的蒋子龙总喜欢说是“阴差阳错”。他说：“我人生的路很窄，挤来挤去挤到了文学这条路上。”至今蒋子龙仍说：“我自以为更适合当个工匠或者是厂长。”想当工匠的蒋子龙在《人民文学》上刊发的第一篇小说就在中国文坛炸开了锅。1975年秋，《人民文学》原编辑部主任许以在“天津工业学大庆会议”上找到在天津市重型机器厂任代理工段长的蒋子龙，约他为停刊多年的《人民文学》第一期写篇小说。“因为心里没底，我只谨慎地答应试试看。在宾馆里可以通宿开夜车，很快就写出了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蒋子龙回忆说。这部后来被认为是“过渡年代里颇具先声的过渡小说”在当时虽然受到叶圣陶、张光年等文学大家的肯定，却也遭到了猛烈批评。冰火两重天的评价几乎跟随了蒋子龙的整个文学生涯。他的代表作《乔厂长上任记》也没有逃过这样的宿命。提到蒋子龙，很多人都会第一时间想到他的“符号”——《乔厂长上任记》。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自上而下开始了全国性的经济体制改革。1979年，蒋子龙再次应《人民文学》之邀发表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这篇小说讲述了某重型电机厂老干部乔光朴推行改革，扭转工厂局面的故事。当时，在天津重机厂锻压车间担任主任的蒋子龙面临的正是与乔光朴极其相似的局面。“千头万绪，哪儿都不对劲。我感到自己天天都在'救火’，常常要昼夜连轴转，有时连续干几天几夜都回不了家，身心疲惫。”蒋子龙回忆说。这篇轰动中国文坛的小说，蒋子龙只用3天就写好了。写的就是如果让他来当厂长，他会怎么干。“当时自己的感觉是酣畅淋漓，几年来积压的所感所悟一泻而出。”他说，“我总觉得'乔厂长’是不请自来，是他自己找上了我。”蒋子龙没有料到的是，这篇一气呵成的小说在当时产生的轰动效应，奠定了他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乔厂长”也一炮而红，成了风云人物。虽然乔光朴的形象深入人心，但《乔厂长上任记》依旧为蒋子龙带来许多批评。“经过这样一番揉搓，就是块面团也熟了，心里稍微有点刚性也就成铁了。每见到报纸批评我的文章，当夜一定要写出一个短篇的初稿，到歇班的日子把它誊清寄走。”他说。《乔厂长上任记》之后，蒋子龙创作了大批工业题材小说，塑造了一大批开拓者形象，使得他被贴上“改革文学缔造者”和“工业题材代表作家”的标签。不只是乔光朴，车蓬宽、牛宏、武耕新等改革者形象，都出自蒋子龙沉着老辣的笔下。他擅长把思考视点聚焦到人物性格与历史文化的碰撞上，力图从现实的社会关系中表现人的心理奥秘，从而描绘出一个立体的全景社会。2018年12月，蒋子龙被2018年度人民文学奖颁奖典礼授予“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贡献奖”。社会评论认为，特殊的经历使其作品总有高度精练的特点，特别是其作品中多层次的艺术结构，迄今仍能让读者在欣赏中体会其主题并产生共鸣，而这能催动读者精神上的觉醒。现在，一到冬天就来广东珠海的他，仍笔耕不辍。“虽已锐气渐钝，效率减慢，但最大的快乐以及精神上的磨砺，仍然来自写作。长篇时断时续，尚未进入佳境，对现实的感悟急切而零碎，要经常写一些短文。诸如《故事与事故》已经陆续在《人民文学》《天津文学》上面世。”他说。他今年已78岁，但在生活中总乐于助人。进入2019年，他正在忙着的事，是要帮友人在珠海签名售书。其实，这类活他没少干，也乐于干。例如，他曾在数九寒冬里在沈阳为他人“签名售书”，一直干到天黑手僵人散……“现实生活永远大于文学艺术，但不能大得使创作者知难而退，或躲在远处仰视、漠视，乃至鄙视。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坛，现实题材的创作都不可缺席。”他以此寄语文坛。在写小说之外，蒋子龙还致力于杂文与散文的写作。杂文是针砭丑恶、张扬美善的文体，讲究的是观点鲜明，短小精悍，刺刀见血，这种干脆利落、是非分明的文体，与蒋子龙的性格简直有着天然的契合。农村的城镇化、城市的工业发展，环境的污染与保护……这些都是他杂文的题材。“年纪越来越大，锐气没有了。60岁之前，我想写，很快就能写出来。现在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写得少了，但看到一些现象和信息，脑子里常常会冒出很多感受和思考，所以写的散文和杂文多。”谈起长篇，蒋子龙有些压力，不过他觉得，搞文学创作，一定还是要写长篇的。蒋子龙的小说多涉及现实，他说：“生活的本来面目就是最好的小说”。2018年年底，党中央、国务院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表彰的百名改革先锋中，蒋子龙是唯一健在的作家。蒋子龙的成名作是工业题材小说，这依然是生活赋予他的。1975年秋天，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学大庆会议在天津宾馆召开，天津重型机器厂是一机部所属的大厂，蒋子龙作为该厂的代理工段长参加了会议。就是在这个会场上，《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找到蒋子龙，希望他能为《人民文学》写一篇小说。蒋子龙正被大会上一些先进人物的事迹所感染，于是就在开会的宾馆里，没日没夜地写了起来，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由此诞生。《机电局长的一天》小说的主人公霍大道，原型就是蒋子龙所在的天津重型机器厂厂长冯文彬，以及蒋子龙在会议期间了解到的南京汽车厂的一位副厂长。蒋子龙运用文学的手法，把两个原型人物的人格与事迹揉搓成了雷厉风行“抓生产”的霍大道。现在再读这篇小说，小说中随处流露着工厂职工渴望发展生产的愿望，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生产生活的状态。1979年，蒋子龙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蒋子龙”这三个字，从此烙在了当代文学的史册上。《乔厂长上任记》讲述了“文革”后，某重型电机厂生产停顿，人心混乱，老干部乔光朴主动出来收拾烂摊子，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从而扭转工厂被动局面的故事。小说塑造了改革家乔光朴的光辉形象，被认为是“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当时，蒋子龙只花了三天时间，就写出了这篇名作。但“乔厂长”这个人物，在蒋子龙的心里已经描摹了上百遍。后来，在不同的场合，蒋子龙都会被人评价为“改革文学”的开创者。每当这时，直爽的蒋子龙常说：“其实我至今也搞不清楚'改革文学’的概念，作家是不可能按照'改革’的定义去创作文学作品的。而只有当'改革’剧烈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时，才能让作家有激情把虚构的人物和故事融于真实的生活旋律之中。”蒋子龙始终认为，现实生活永远大于文学艺术，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坛，现实题材的创作都不可缺席，文学作品只有符合生活真实才能存在。回顾蒋子龙的文学生涯，他的几乎每一篇作品问世，都会引起社会上的一次甚至数次争论。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蒋子龙的文学创作就在这样的一次次锤打与磨砺中走向成熟。他感慨道：“磨砺总是最具有积极意义，走过那样一段漫长而坎坷的文学道路，回过头去看如同一次远游，一个远游的人归来，总会有故事可说，于是就又写下来了。仍然还有是非，还有风波，写作成了保持做人尊严的手段。”蒋子龙把他的文学观念，牢牢地定位在了“真实”两个字上：真实的世界，真实的困难，真实的人物，真实的感情……尽管真实并不总是讨人喜欢，但人们却无法逃避它，只能正视它，聆听它。蒋子龙说：“我相信，任何读者的心，都能够向真实打开。”有一天，他去天津水上公园健身，看到一个农民工正在焊接一排铁栅栏。眼瞅着那人技术不行，工作态度又不好，不仅焊得歪歪扭扭，大疤拉小疖子的，有很多个接点貌似焊上了，其实稍用力一拉就断。蒋子龙看不下去了，就过去跟他“聊天”，说：“兄弟你这样焊不行啊，过两天就全得裂开……”那农民工不服气，说：“我就是这样焊的，你们城里人不懂别指手划脚的。”蒋子龙说：“我过去干过这一行，我给你焊一个看看。”结果，他焊得是又结实又漂亮，简直没得挑，把那农民工看傻了，连声赔着笑说，“大哥您这活计真漂亮，一看就是内行……”蒋子龙自豪地说：“过去我在工厂时学过电焊，起码可以达到五级工水平。那时我们天津重型机械厂，是天津数得着的国营大厂，工人们有地位，一个八级工老师傅挣的工资，有时候比车间主任的还高呢。所以那时的工人活得体面，有很强的荣誉感，给国家干活精益求精，真的是国家主人翁心态。”天津重型机械厂在当时赫赫有名，谁家若有人在“天重”上班，是非常荣耀的事。可惜后来在席卷全国的工业改制中，这么大一个厂子，说没就没了，现在只剩下一片废墟，成为摄影师镜头下的揪心与痛楚。蒋子龙每回去一次，都强忍着不掉泪，心情沉重得半个月也缓不过来。蒋子龙是技校毕业后进入“天重”的，起初担任最低一级技术员，每月拿36元工资。1962年，已经在“天重”当了几年技术员之后，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急需绘图员，在京津沪三大城市各招30名文化素质高的青年。蒋子龙报了名。他本来认为，因为自己的家庭成分问题，不可能被录取，只为过一次考试瘾。最后，在成千上万的报考者中，他竟然考了个文化第一名，于是就顺利入伍了。在海军测绘学院，蒋子龙重新做了学生，掌握了一门绘图绝技。他很骄傲地说，今天中国的许多海疆图、海港图，都是当年他们画的。是真金到哪儿都闪光，在部队3年，蒋子龙被评为技术能手，样样拿得起，事事排头兵。谁知，等海图绘制完了，命运又来戏弄一番。富农出身，这会儿又成了问题。他被复原，重新回到天津，重新回到“天重”，重新回到人生的原点。那一年，他27岁。其实，说蒋子龙是“工业文学作家”，已完全不能涵盖其创作疆域了。从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时，他就已然纵横开阖，把自己的笔触伸向了更加广阔的社会领域。继《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拜年》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之后，又有《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获得全国中篇小说奖，其后的4部长篇小说《蛇身》《子午流注》《人气》《空洞》也接连出版。他的笔下仿佛万花筒一般，有写青春人物的，有写社会变化的，有写新中国大事件的……然而万变不离其宗，他始终热切关注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追踪和及时反映中国人民在前进的每一过程中所遭遇到的极其尖锐的社会矛盾，不回避，不粉饰，直面艰辛，筚路蓝缕，像他的为人一样刚直不软、山峰耸立。据韩小蕙（系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介绍：蒋子龙已出版个人著作近百本，《农民帝国》是其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是一部描写当代北方农村生活进程的长篇小说，以主人公郭存先的成长蜕变为主线，剖析了金钱、权力、欲望对人性的冲击，折射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在物质生活与精神面貌上发生的复杂变化。全书57.4万字，写作时间前后用了10年，中间一度停笔，问起原因，蒋子龙率直答曰：“不满意呗，被人物牵着走了，没达到自己设定的高度……”我问：“现在书已出版十年，各方好评如潮；最近甘肃文交国际版权中心又把它做成了线装书；李建军再次评价，还是说它是了不起的杰作。十年后回眸，您现在感觉怎么样？还是不满意吗？”这套线装书制作之精心，实在令人赞叹。书分五函，蓝色青花布面，绸缎包套，繁体竖排，既古雅又清新。用的是有“纸中之王，千年寿纸”美誉的宣纸，经过墨色、印刷、折页、配页、齐栏、打孔穿纸钉、包角、绫面、穿线、贴签条、配函等多道手工工序，最后成书。不知是谁的主意，每部书的扉页都有蒋子龙的亲笔签名，是在他手签之后再装订进去的，还别出心裁地编了珍藏版号码。印刷制作是专门请常州市清砚兰陵古籍社承印的，将南方的细腻儒雅与北方的苍莽雄浑合二而一，具有极高的艺术性。孤陋寡闻的我，只知道有两部当代长篇小说被做成了线装书正式出版，另一部是作家出版社做的线装本《白鹿原》。两位作家都是中国新时期以来最重要的代表作家，两部作品都是新时期文学的扛鼎之作。除李建军外，文学界和新闻界的其他名家也纷纷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一部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与民生意识的作品，是当代中国文坛的重要收获。”“这部长篇既可以被看作进入新世纪以来出现的一部优秀作品，更应该被看作是一部全面超越了蒋子龙既往全部小说创作的杰出作品。”2019年1月19日，甘肃省文联、甘肃文交国际版权中心在兰州举行了《农民帝国》线装书首发式，同时举办了该书研讨会。谁也没想到的是，在与会评论家的一场盛赞之后，蒋子龙的举动却震惊了全场。他做了一个自黑式的发言：“我自己认为这部书的毛病，是概念大于描写。因为我的学养不够，哲学高度不够，所以认识不了那么深……”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立即听明白了：蒋子龙是在检讨他创作时的“主题先行”，导致了“概念大于描写”。当然必须多说一句的是，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主题先行”也不失为一种写作方法，也曾有大作品出现。我记得当年在南开的文学理论课堂上，老师曾经讲过，德国大诗人席勒就很推崇这种创作方法并亲身实践；而我个人认为，托尔斯泰的《复活》大概也可以归入这一类作品的行列中。蒋子龙说，他当初野心勃勃撰写这部书，是想解读一段时期中国农民企业家命运的怪圈：为什么他们老是在原地打转，或者在事业最高峰时又一次次跌回到原点？这是因为他们身上缺少“工业性”吗？蒋子龙说：“所以，《农民帝国》并非农村题材，而是一部工业小说，我想探讨的是中国的'工业性’问题。”我看看会场，人们虽然都在认真倾听，可是似乎很平静，然而说实在的，我却相当震惊：明明是讲述农民帝国里发生的故事，蒋子龙为什么言之凿凿地说它是一部工业小说呢？这一下子调动起我身上的工人细胞——我也是工人出身，我也是工人作家，多年来我一直在期盼着中国工业题材巨著出现。不是套近乎，我觉得我与蒋子龙有着一种天然的工业血缘关系……带着这些想法，会后，我去敲开了蒋子龙的房门。据说，有不少人很怕蒋子龙。他有个外号，叫啥“凶神一号”，不知是谁瞎给起的，因为我从来也没觉得他是什么“凶神”。不过他的性格确实很硬，独立思考，决不人云亦云；忠于信仰，决不跟风；有原则，决不嘻哈拉扯通融；不听劝，九头牛也拉不回头；无所畏惧，心底无私天地宽；无欲无求，或者说所欲的皆是国家大事，所求的全是社会进步……所以，几十年来，他的日子过得并不像某些“聪明人”那样光鲜滋润，处处占先，得尽天下利；而是屡屡被批，甚至还遭遇过连续14个版面批判其作品的盛大局面——这真让我太想不到了，我们大家本来都以为，身为被广大读者深深敬仰的大作家蒋子龙，不是天津一宝吗，在津门不定有多荣耀呢。不过，这也是他的宿命。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的蒋子龙，少年时并没有过上什么金贵的生活，后来却因这家庭出身屡受质疑。幸亏他从来也没丧失青云之志。1960年，在上万人参加的招兵考试中，他以文化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被迫切需要文化水平较高人员的海军某部队招兵入伍。经过测绘学院一年多的学习，参与到中国海疆图的绘制工作中，由于表现突出，曾被评为“技术能手”，代理过中队长之职……5年后，海图绘制任务完成了，风云突变，他又因家庭出身不好被复员，重新回到原点——天津重型机械厂，当了一名工人，那年他也才27岁。他没有叹息，马上进入埋头苦干的新旅程，逐渐担任了厂长秘书、工段长、车间主任，后来写出煌煌赫赫的文学作品，成为作家队伍中的蒋子龙主席……对于这么多坎坎坷坷，他从来没抱怨过。相反，在工厂的大熔炉里，锤炼出了他的工人阶级情怀。中国的现代化大工业虽然起步晚，带着先天不足，但大工厂的工人们还是被培养出了不少优秀品质。比如以我自己的8年工厂生涯为例，我的工厂是新中国典型的国家大工业先进力量，万人大厂，流水线作业，严格的现代化科学管理，造就了我们工人之间的团结、协作、齐心、高效、舍利求义、奉献集体、热心助人……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并怀念至今的，是当年若哪个工人家里有了困难，班组里所有的师傅都会跑到他（她）家里去帮忙，若情形比较严重，车间主任和书记也会在第一时间前往。那时我们的集体非常温暖，虽然普遍贫穷，但人心都是热的——这热度一直穿透了40年的光阴，一直依附在我的大学、我的报社生涯，一直到今天还贴在我身上温暖着我！同时，工人师傅们一般都是直肠子，不大会说弯子话和漂亮话，答应了的事就去兑现，决不敷衍；也不委身于任何领导而只是凭自己的本事吃饭。那时工厂里有八级技工，工资比一般工程师都高，地位也高，相当有自豪感。我观察蒋子龙，发现这些大产业工人的特点，在他身上都能找出来。这一代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他们生来就肩负着民族的使命，关注社会甚于关心个人利益，关注时代的变化甚于关心自己的柴米油盐，揭露、批判、鞭挞黑暗面是为了求光明，不放弃发言是为了促进步，宁愿个人受苦受难受不公正待遇，也要坚持原则，坚持真理，坚持前进。蒋子龙眼睛里闪烁着异样的蓝光，叹息说：“中国的'工业性’，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啊？没有'工业性’，何来中国的工业文学……”他一直还在强调“工业性”，从研讨会上的发言，直到现在的面对面，他一直都在强调这三个字。他的“工业性”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背后的深意在哪儿呢？蒋子龙说，小说不能光写故事，人物也不能光去追求表现性格，《农民帝国》当年写不下去，就是觉得自己被人物牵着走了，没有写出期待的哲学意味和精神含量。他说，我的野心太大了，要求太高了，我想写出的是整个旧中国、新中国的工业化大问题。一直写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感觉才来了，渐入佳境。不过，也还有很多话没写出来，现在完成的只是上部，还应该有一个下部，也许是更大的工程……老骥伏枥，不仅是志在千里，他心心念念、牵肠挂肚的，是昔日的工友，是国营大厂的命运，是工人阶级的生活，是中国大工业的建立、健全与发展，是中华民族如何以自己牢固的根基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他真不是“聪明”的作家，不会凭借着一点小心思，去海地云天地编造，既博取了眼球、博取了名声、博取了金钱，又能轻轻松松、游刃有余地活着。然而，蒋子龙又是真正有大智慧的作家，一辈子老老实实地遵循着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宁愿顶着各种压力，也要掏出心窝子写，恨不能用一滴热血换出一枚文字，滴滴枚枚，所以他的作品才是滚烫的啊！我一直是蒋子龙的忠实崇拜者，不仅因为他是新时期中国工业文学第一人，更重要的是他端正的人生和清白正直的为人。我还清楚地记得是怎样跟他相识的：那一年在天津的一个文学活动上，我初次见到他，即去以“半个天津人”的身份套磁，请他为《光明日报》副刊赐稿。后来他果然为我们写了多篇佳文。那时还没有电脑，来往函件均是手写，我称他为“子龙先生”，这里不仅有文化界的行规，更含有“尊敬老师”之意。后来熟悉起来了，称呼改为“蒋主席”，不仅取其简洁响亮、朗朗上口，还有一层友人间的亲密——当然，却无任何“官意”。我不怕蒋主席，因为他在小人物面前从来没摆过谱。相反，越是普通人向他开口，他越是倾力相助。尝见有文章记述了这么一件事：某年隆冬，沈阳气温已达零下十几摄氏度，有朋友开了间小书店，请他去签名售书。他半夜到达沈阳，在候车室等到天亮。上午与大学生对话，中午没顾上吃饭就去签名售书。因为读者太多，都往上涌，小老板怕挤坏了柜台，便商请蒋主席能否在店外摆桌子签？蒋主席硬仗着一身热血和情怀，一直签到天黑，手指和身体早都彻底冻僵了——真是要命了，别说是全国人见人识的大作家，就是在最普通的文艺家队伍里，谁见过这么“傻英”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