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珍妃受贿与故宫掘金
《南方都市报》整版刊发(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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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妃贪腐与故宫掘金
肖伊绯
根据清宫档案记载,光绪二十年(1894)正月初一,因慈禧太后六旬万寿加恩,入宫已五年的“珍嫔”得以晋嫔为妃,是为“珍妃”(1876—1900)。珍妃是皇帝最宠爱的妃子,也是近代以来较为著名的清宫女性人物。
据《国闻备乘》载:“惟珍妃生性乖巧、讨人欢喜,工翰墨,善棋,日侍皇帝左右,与帝共食饮共乐,德宗尤宠爱之。”可知,珍妃当年在清宫受到宠幸的程度。但就在她晋为珍妃的这一年的十月二十八日,被慈禧施以“褫衣廷杖”之刑,由珍妃降为珍贵人;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慈禧认定珍妃忤逆不尊、干预朝政,曾向光绪施压,要求惩处珍妃。光绪确实也对珍妃行为有过调查,并曾下旨将其降妃为嫔,以示惩罚。但慈禧对这样的处罚感到很不满意,认为光绪仍是有意偏袒,故还要施以“褫衣廷杖”之刑,对珍妃加以公开羞辱。所谓“褫衣廷杖”,即扒去衣服用杖击打,以示惩戒。这种酷刑一般只施行于大臣,皇妃遭此惩处,这在清代堪称首例。据说,翁同龢也曾在慈禧面前为珍妃求情,建议缓办,但遭到拒绝。受到廷杖击打之后的珍妃,有太医张仲元脉案记载其当日身体状况,称其“抽搐气闭,牙关紧闭”、“人事不醒,周身筋脉颤动”、“恶寒发烧,周身筋脉疼痛”。
那么,除去珍妃可能“恃宠生娇”,确有“忤逆”或怠慢慈禧之处,“干预朝政”这样的“大罪”又从何说起呢?《国闻备乘》中有载:“初太后拷问珍妃,于密室中搜得一簿,内书某月日收入河南巡抚裕长馈金若干。”这即说,珍妃有可能收受过官员贿金,为其职务升迁谋求便利,已构成典型的“贪腐”案件。事实上,因卖官营私、收受贿赂,珍妃曾受到慈禧的杖刑惩处,这段曾在晚清野史中所谓的“掌故”,至今仍为后世读者所津津乐道。但那打过珍妃屁股的板子,还曾为北京藏家所珍藏并曾捐献给故宫博物院,这档子事,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罢。
1928年5月25日,北平《世界日报》刊发简讯,题为“珍妃受刑杖黄某珍藏;将送交历史博物馆保存”。报道称:“当清末戊戌政变的时候,有某宫娥举发光绪爱妃珍妃受贿情事,慈禧听着怒极,就将珍妃用宫杖责打。这项宫杖,至今还在黄某家中珍藏。前天黄某亲将该件送请故宫博物院保存。听说故宫方面,因这件东西既非古物,应由历史博物馆机关保存。结果黄允在几天之后,移转历史博物馆。”
报道中所称“历史博物馆”,即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 由政府筹建的一所近代化的国立博物馆。最初馆址设在明清时期的太学——国子监, 后迁至天安门内午门以及午门与端门间的东西朝房。到1926年10月正式对外开放时, 已收藏文物20余万件, 共有10个陈列室, 展出历史文物和艺术品2000余件。1949年之后,民国时代的历史博物馆历经扩建改建,后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今位于位于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广场东侧,东长安街南侧。但如今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品中,却未见珍妃受刑杖,去向何处,不得而知。
其实,不单单是珍妃受刑杖下落不明,当年珍妃所得贿金曾埋藏故宫地下的传闻,也曾历经多次发掘求证,至今仍然谜雾重重。就在北京藏家捐献珍妃受刑杖一年之前,1927年3月18日,北平《世界日报》就曾报道查证珍妃藏匿贿金的进展,并对珍妃因贿受刑的来龙去脉也有交待,报道题为“故宫掘金记”。报道原文,转录如下:
故宫掘金记
▲宫人刘郭氏的报告……
但是不曾掘着……以后还有续掘金记
前前载湉(光绪)做皇帝时,他有两个妃子,她们是姐妹俩,一个封作珍妃,一个封作瑾妃。两人都是很美丽的,而珍妃更是得载湉的欢心,载湉也非常的欢喜她。那时,正当那拉氏(慈禧太后)挟制载湉的时候,而且她又穷极奢华,贿赂公行,不问大官小官,都是用钱买得来的,朝廷几乎真亦成市廛了。珍妃一天总看见这类的事情,又倚着万岁爷的宠爱,就依样画葫芦,受了福建某个官儿的贿赂五百两金子,不料这事被那拉氏知道,就把她传来问话,她见了那拉氏,便理直气壮的说道:老佛爷整天价卖官,难道不许奴婢卖一两处,用些钱花吗?那拉氏听了大怒,说道:好东西!竟敢教训起我来了。于是叫了太监将她囚在一个僻静的房里,不准出来。这就是俗所谓“打入冷宫”了。这时,伺候她的宫人是一个姓郭的,(现在她已嫁了刘某)每天照应她一时也不离开,后来,两宫出奔,将珍妃逼着跳了井。一个美人儿,就此香消玉殒。她死了之后,那拉氏还到她住的宫里,搜查了一回,但是那五百两金子,始终不知去向了。
以上的一段话,是宫人刘郭氏对故宫博物院维持会说的,据她说,当珍妃打入冷宫的当儿,她就将那五百两金子埋在御花园旁景仁宫的屋角下,金子共有五十条,每条重十两。这事只有她一个人知道,是深夜里埋的,其余太监宫女,一些也不晓得。现在特来报告,还可以带领人去挖掘,挖了出来,她只要三个金条,做为报酬。故宫博物院维持员见有这等美事,就马上请了各监察委员到场,由刘郭氏引导着。她曾说过,埋的时候,上层是土,第二层是石头,当时她只有十九岁,力量很弱,所以不曾搬动石头。现在景仁宫的屋角下,几个苦力用了锄头掘了几下,果然,灰土之下,就发现石板了,不过什么都没有。于是,委员连刘郭氏都诧异起来,在各委员疑心她是荒唐,在刘郭氏几乎要以为蕉鹿一梦了。但是景仁宫的旁边,曾新盖了几间房屋,或者在那新屋的地下,也未可知。当时天色已晚,就暂且停止挖掘,等一半天再由刘郭氏指定地点重挖。这埋金条的事,离现在已经整整二十年了,刘郭氏当时只十九岁,如今她已是四十九岁。每当谈起珍妃的事情,还是欷歔不止,大有白头宫人谈开元天宝遗事的风味哩。欲知后事如何,且待第二次挖掘后,再为分解。
这篇近千字的详实报道,通过曾伺候珍妃的近身宫女刘郭氏的口述,将珍妃曾藏匿贿金的细节首次披露了出来。原来,珍妃的宫女,见其主子被“打入冷宫”,遂将其所收贿赂黄金五百两,计金条五十根,全数埋藏在了景仁宫屋角之下,行事秘密,绝无人知。即使在珍妃死后,慈禧入其故宅搜寻,也一无所获。所谓“珍妃贪腐案”的罪证,就此人间蒸发,死无对证。
入民国后,业已嫁人,希望得到三根金条贴补家用的老宫女,最终向故宫博物院透露了这个秘密,并亲自参与了发掘贿金的行动。然而,结果却令人失望,景仁宫屋角下一无所有,根本没有什么金条。而报道中所谓“且待第二次挖掘后,再为分解”的说法,也吊足了读者们的胃口,且看后事如何吧。
这里需要特别解释一下,何为“故宫博物院维持会”?原来,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后不久,次年3月,时任临时董事兼理事长的李煜瀛,以及时任古物馆馆长的易培基,这两位重要成员因所谓“啸聚学生”的罪名,突然遭到段祺瑞政府的通缉,被迫离开北京。此刻,清皇室又公开要求溥仪回宫,故宫博物院存亡危在旦夕,临时董事会、理事会改而成立了“故宫博物院维持会”的过渡性组织,以支撑危局。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时局之下,又爆出老宫女举报珍妃宫内藏金之事,无论是故宫博物院方面,还是政府当局,自然都倍加关注。
1927年3月25日,北平《世界日报》果真再次报道了“续故宫掘金记”,为了这珍妃的贿金,还真又挖了一回。报道原文,转录如下:
续故宫掘金记
话说故宫挖掘金条的事情,在十八日的本报,已经首先登载了。因为上一次不曾挖着,便在前天(二十三日)又作第二次的挖掘。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故宫维持会的人员和各机关所派的监察委员,都去监视着挖掘。据宫人刘郭氏说金条五百两是埋在景仁宫一个偏殿的后墙下。这偏殿的后面,有一堵墙壁,离殿的后墙约有一条二尺宽的衖堂,(北京叫做过道)因为当初西太后那拉氏非常厉害,所以不敢埋在众目所视的地方,只在这小衖堂里埋了。不过,后来故宫许久不曾修理,那堵墙就坍塌下来,将一条衖堂塞死了。前天挖掘时,本来叫了几个苦力,但是地方非常狭窄,只能容下一个人,于是锄头铁锹,一阵大挖,在衖堂的两头向下掘了一尺七八寸深。正如刘郭氏上次所说,上层是灰土,灰土下面是石头,那堵倒了的墙,砖头等等堆满起好几尺高,所以挖起来非常吃劲。到五点钟,还不见半点金子的面,于是又暂且搁下,过一半天再挖。这价值两万五千块钱的金条真叫人望眼欲穿,但他又迟迟挖不出来,岂不憋扭!将来挖掘的结果如何,还有再续挖金记在后面,读者等一等。
这则后续的跟踪报道,篇幅较首次报道缩减了一半,只有不到500字的内容了。这第二次故宫掘金,依然一无所获,这且不提;报道中提供了一个数据,却颇可关注,即“这价值两万五千块钱的金条真叫人望眼欲穿”的说法。这说明,当时黄金的实价为,一两黄金可兑换银圆500元。市值25000元银圆的这笔黄金如果真的存在,的确价值惊人。
怎么个“惊人”?须知鲁迅于1924年在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所购的一处四合院(现北京鲁迅博物馆),也不过花800元银圆买了下来,加之又用了近200元银圆翻修与添置家具;他住进这座四合院,实际上也就花了1000元银圆。换句话说,如果真能发现这笔珍妃秘藏于故宫的贿金,足以在当时的北京买下25所四合院了。这真是一笔巨额财富,无怪乎当时无论故宫博物院方面,还是政府当局,都宁可信其有,都甘愿听信老宫女所诉,一挖再挖。
据第二次故宫掘金的报道内容来考察,可知仅就挖掘工作的细致程度而言,故宫博物院方面,显然还是认为刘郭氏的忆述是有一定真实性与说服力的。接下来,第三次、第四次挖掘工作,应当还会继续开展。但《世界日报》之后并没有再予以报道,或因挖掘仍无进展,或因故不能报道,种种历史细节,都只能停留于揣测了。珍妃贿金的下落如何,至今也未见有任何史料的明确记载,也只得不了了之。
如今,对“珍妃贪腐案”的种种揣测与评述,始终还缺乏关键历史物证的辅证。珍妃受刑杖今何在?珍妃秘藏贿金又何在?或许,这都已成为尘封的历史之谜,再难有全面开启与证实的可能了。但勿庸置疑的乃是,自古贪腐一条路,终是家破人亡名扫地,这就是历史铁律。无论慈禧如何凶暴,光绪如何懦弱;如果确实是珍妃自己不知检点约束,确有索贿受贿之举,那么她的下场也可算是咎由自取。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珍妃受刑杖找到了,珍妃秘藏贿金也掘到了,合在一处公开展览,倒真不失为一份重要的近代贪腐文物,其警示现实、昭鉴未来的价值,还是相当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