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巴蜀石窟被盗记

《二十年来巴蜀摩崖造像被盗记》终获发表！五年前此稿，曾有某大报拟刊发，终因故临时撤版，就此耽搁至今。五年间亦寻求某些所谓【主流媒体】与【学术刊物】发表，仍是无果。今@大众考古 2019-5月号，终将拙稿刊发，且图文配置精当，篇幅可观（达15个页码），较为充分的表达了我的基本观点。试看这些山野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的中华文化遗产，它们的厄运还将持续多久？申遗再多有何用，文创再火有何用，真正的【古迹】与【文化】，正在离我们远去，而我们好象还活得越来越有【文化】似的。一叹。以下为原文：

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二十年来巴蜀摩崖造像被盗记

肖伊绯

按：此文作于约五年前，或因某些违碍之故，终未能发表。然而，近五年来，关于巴蜀地区历代摩崖造像被盗割毁损的相关报道，仍不绝于耳，故深感此文之现实意义仍在。再者，虽事过境迁，这五年来可能有的盗案已然告破，可被盗割的摩崖造像终难以恢复原貌，造成的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巨大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如今仍时有发生的盗案，其令人痛惜处，也莫不如此。此文列举者，大多属国家级保护单位，试想“国保”遭遇尚且如此，“省保”“市报”“县保”一级者又将面临何等艰险状况。所以，今不作任何内容上的修改，仅略微修订字词图文，谨以此文继续提请各界人士对野外不可移动文物的关注与重视。

19世纪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与托尔斯泰一起被誉为俄国文学的两大柱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写过许多杰出的名篇名作。可我唯独对他那本名为《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小说记忆深刻，不仅仅是因为书名本身的震慑力，也不仅仅是因为小说本身的现实主义批判发人深省；却只是因为一个更为“现实主义”的理由，让我常常想起这本小说的名字，让我常常自言自语出这个名目来。那就是在我的镜头下屡屡出现的震慑场景，二十年间目送毁亡的巴蜀摩崖造像。

广泛分布于山乡林野的巴蜀摩崖造像，就是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历史遗产——这是笔者近十年来考察与摄录这些物质遗产时的真实感受。那些真正经过历史沉淀，那些真正承载物质与精神文明，那些真正原汁原味的古代物质遗产，正在某个偏僻无人的角落里，默默承受着各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境遇。每次面对这些穿越过千年时光的历史遗产时，触目惊心的身首异处之盗损、身首俱毁之凿痕、面目全非的“重装”等等，皆让人悲愤莫名。

除去1950年代的公社化运动、1960年代破四旧运动、1970年代的文革、1980年代的城乡建设，撇开这些各种客观的、主观的种种所谓“历史因素”，去除这些我们似乎可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的“特殊原因”；那么从1990年代至今的二十年，那些被盗损的巴蜀摩崖造像，则无论如何是没办法让人心安理得、若无其事的。

1995年：重庆市大足县北塔南宋佛像被盗

大足北塔（又名白塔、报恩塔、多宝塔）——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足北山摩崖造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重要组成部分。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1150－1155），塔内由下而上尚存石雕、砖刻佛、菩萨及题记、铭文和培修记等，共编号为88龛（窟）。

1995年6月5日凌晨，成都市龙泉驿三轮车夫王洪君伙同大足县刘某，潜入北塔底层，锯掉塔底层第1号释迦牟尼佛头像，逃往成都，伺机转卖。成都市公安局通过多方调查、了解，仅用23天时间就一举破获此案，将王洪君抓获，头像被追回。经国家文物局组织国内文物专家鉴定，北塔底层1号释迦牟尼佛头像为国家一级珍贵文物，法院依法对王洪君判处死刑。

由于大足石刻的高保护级别及国内外高度关注，为此案神速告破提供了有力的内外部条件。但佛头的还原修复工作至今未能实施，佛头本身虽然成为大足石刻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而得以精心保存，但身首异处的佛像让观者总有某种挥之不去的遗憾。

笔者于2005年实地考察北塔时，不但看到了仍然身首异处的被盗佛像，还看到了另一尊有可能仍然被盗割过头部的佛像。这尊佛像被后来仿制的佛头拼接重装，面貌粗陋，让人一眼即能看穿其被盗过的痕迹。也即是说，北塔被盗的佛头，可能并不止1995年这惊天大案中的一尊而已。

1996年：四川省安岳县大般若洞南宋罗汉像被盗

大般若洞位于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石羊镇箱盖山上，距安岳县城56公里，距重庆市大足县30余公里。作为华严洞的附属洞窟，1961年申报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开凿于南宋嘉熙四年（1240）的大般若洞，是一所高、宽、深各约5米的人工开凿的石洞。洞中正壁刻一佛二菩萨，两廊分三层，下层列十八罗汉，中间是廿四诸天，上层塑十童子；在正中佛像后壁，有两龛李耳和孔丘的浮雕塑像，属典型的“三教合一”的同窟造像。

在1996年拍摄的照片中，还可以清晰的看到此处南宋摩崖造像的精美绝伦，洞中所有造像均完整无缺。这些造像中，尤以十八罗汉造像形态极为生动，或坐或立、或肃穆或欢悦，生活气息极为浓厚。其中还有两罗汉弈棋造像，为国内罕见，或可为研究中国棋史的重要史料。遗憾的是，就在1996年当年某日深夜，大般若洞中的十八罗汉像头部全部被盗割，只剩下无头的躯干部分，现场惨不忍睹。

2004、2005、2006年，笔者曾多次探访安岳华严洞及大般若洞。由于保护级别的升级，洞窟外已加装了门锁、电灯、摄像头等，防护措施大有改观。但十八罗汉造像的头部始终未能追回，也未见任何修补举措。此案至今仍未告破，亦未见有任何相关报道。

除此之外，尚有部分神将造像头部也莫明其妙的“失踪”，这说明即使在经历1996那场集中盗割罗汉造像头部的“大劫”之后，零星盗损可能仍时有发生。此外，华严洞顶部精美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浮雕也开始崩落，笔者就曾见至一块精美的浮雕残件，其上佛与菩萨像俱全，被随意的搁置于窟中，恐怕即使被人随意带走，也不会有太大难度。

1999年：四川省广元市皇泽寺五佛亭隋代佛像、佛弟子像、菩萨像被盗

皇泽寺是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祀庙，位于四川省广元市城西嘉陵江畔，属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皇泽寺始建于后蜀广政二十二年（959），寺内保存着开凿于北魏至明清的6窟、41龛、1203尊摩崖石刻造像及其历代碑刻，不仅有极高的文物价值，而且有极高的观赏和研究价值。

五佛亭，即皇泽寺第51号窟，为典型的一佛二菩萨二弟子之释迦讲法造像。造像体态修长清秀，窟壁高浮雕菩提双树及天龙八部，为隋代造像精品，是巴蜀摩崖造像中不可多得的珍品。由于窟中造像为五尊，且窟外造有防护小亭，当地人俗称为“五佛亭”。这窟造像在皇泽寺造像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普通游客中都声名远播。

1939年，梁思成率营造学社一行开始川康古建筑考察，就曾亲自为该窟造像拍摄存照。在照片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该窟造像的精湛技艺——神情舒朗、手持念珠的佛弟子阿难与双目斜视、神态悠闲的观音菩萨。这些雕刻技艺都是极为传神的，这种造像样式也是极为罕见的。遗憾的是，至迟在1999年之前，阿难与观音造像的头部均被盗割。

1999年，笔者与友人赴皇泽寺游玩时，就已发现窟中两尊造像的盗损。更为奇特的是，2004年再赴皇泽寺观瞻时，五佛亭中剩余的三尊造像，释迦牟尼佛、佛弟子迦叶、大势至菩萨造像头部均被盗割，五佛亭成了“无佛亭”。只有窟壁高浮雕菩提双树及天龙八部的残件尚存，一窟毁损之剧，让观者愕然。

至今十年过去，五佛亭依旧矗立，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及学者注定失望而归。无论是参照梁思成1939年所摄图片来寻访者，还是按照广元皇泽寺博物馆2002年所编《广元石窟》图录来寻访者，都只能对亭空叹而已。此案至今仍未告破，亦未见有任何相关报道。

1999年：四川省广元市千佛崖多宝窟初唐观音菩萨像被盗

千佛崖位于四川省广元市城北5公里的嘉陵江东岸，与皇泽寺隔江相望。千佛崖是四川境内规模最大的石窟群，1961年被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千佛崖摩崖造像始于北魏时期，历经了近1500年，在高45米，南北长200 多米的峭壁上，布满了造像龛窟，重重叠叠13层，密如蜂房。据清咸丰四年（1854）碑文记载，全崖造像达“一万七千有奇”。可惜在1935年修筑川陕公路时，一半以上造像被毁。现仅存龛窟400 多个及大小造像7000余躯。

多宝窟，即千佛崖第806号窟，因窟中主尊为释迦与多宝佛并坐，故俗称“多宝窟”。这是一个方形平顶大窟，高约两米，宽与进深都在三米开外。窟中央凿长方形大坛，坛上设释迦、多宝佛与二弟子二菩萨，共计六尊造像。其中两尊菩萨造像格外精美，特别引人注目。

二菩萨高约一米五左右，立于仰莲宝座之上，宝冠束发，宝缯长发披肩，面相丰圆清秀，眉眼细长，嘴角微翘，面露神秘笑容。如此优雅传神的初唐造像杰作，令人观之难忘。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笔者还是中学生时，在学校组织的一次春游活动中第一次看到了这窟造像，便久久为之吸引，颇感精美动人。

令人震惊的是，至迟在1999年之前，其中的一尊菩萨像头部被盗割，另一尊菩萨像幸免于难。被盗割的这尊菩萨像为观音菩萨像，手持净瓶的残躯至今仍矗立龛中，令人痛惜不已。此案至今仍未告破，亦未见有任何相关报道。

1999年：四川省巴中市水宁寺盛唐释迦、弥勒、佛弟子、菩萨像被盗

位于四川省巴中市清江乡的水宁寺摩崖造像，曾为四川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升级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处造像均为盛唐时期雕刻作品，有27个龛窟、300余尊造像。其中保存最为完好的有11个龛窟，又以第1、2、3、4、8号龛雕像最为精美，造型生动，技艺精湛。

水宁寺造像，主要内容有“释迦说法”、“药师三尊变”、“释迦弥勒并坐说法”、“五佛”等。这些造像小巧玲珑，雕刻精细；造型多变，设计新颖，堪称我国唐代石窟艺术中高水平的作品之一。尤其是菩萨、伎乐天神的雕造和彩绘，其“女性化”倾向十分明显；造像肌体细腻丰满，体态婀娜多姿；容颜俊丽动人，衣饰富丽堂皇，真可谓“菩萨似宫娃”。这些雕塑上的创作特点，不仅使佛教神祗的“神性”更具有“人性”形象，也因之为观者提供了一种富于世俗情感与生活气息的全新视野，这在盛唐时期摩崖造像中是独具代表性的。

然而，这些国宝级造像仍难逃盗损的厄运。1999年3月9日晚，水宁寺第2号龛被盗。其中有两尊菩萨、一尊佛弟子造像头部被盗割；龛中的供养人造像，也险遭盗割。供养人造像脸部的割痕已经贯穿窟壁，只不过因盗贼仓促逃走，未能取下，才幸免一劫。紧接着，在2004年笔者探访之前，水宁寺又遭受多次盗损。其中，第3号龛中的释迦、弥勒及菩萨造像头部被全部盗割，令人痛惜。

事后当地文管所修筑围墙、添置人力、配备狼犬巡逻等措施，被盗情况得以有效扼制，但先前被盗的造像始终未能追回。此案至今仍未告破，亦未见有任何相关报道。遥望这处荒山高崖之上的盛唐遗宝，它们捱过了一千多年的风霜雨雪，却最终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开始一点点凋零，不禁令人扼腕痛惜。

2003年：四川省蒲江县飞仙阁初唐菩提瑞像、菩萨像被盗

飞仙阁位于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西南，朝阳湖镇二郎滩两岸山崖上，共92龛，造像777尊。其中北岸87龛，南岸5龛；是距离成都市最近的唐代摩崖造像之一。此处最早造像为唐永昌元年（689），唐代造像共计64龛491尊，主要有唐永昌元年（689）所造菩提瑞像、释迦、三世佛、华严三圣、弥勒、观音、千手观音、如意轮观音、地藏、天龙八部、胡人天王等。五代造像17龛256尊，有一佛六菩萨、西方净土变等。清代造像11龛30尊，有南海观音、诃利帝母等。2006年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飞仙阁摩崖造像分布于西南丝绸之路古道上，主要以唐代造像为特色，造像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其题材丰富，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尤其是第9号窟——菩提瑞像窟，是四川省年代最早的菩提瑞像。菩提瑞像是从印度流传过来的一种佛教神像，主尊佛像头戴宝冠（螺髻偶有从宝冠边沿侧露者）、着菩萨装、坐六拏具，与常见的无冠光头、螺髻全露、身着僧装的佛像有明显区别；菩提瑞像以菩萨信仰为尊，以佛未成道之前的菩萨果位与佛成道之后的菩萨化身为信仰神谱，是一种古老的印度佛教内容。这种造像题材极为罕见，而又以飞仙阁第9号窟时代最早、规模最大、雕刻最精。始建于初唐武则天时代（永昌元年）的第9号窟造像，也因其独特的历史、宗教、美学价值而被载入《中国美术全集》、美国《亚洲艺术档案》等，早已蜚声海内外。

然而，正是这样一窟国宝级、国际级的珍贵造像，却在国人眼皮底下被盗，没能守护到其被认定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2006年。2003年1月8日， 第9号窟中的菩提瑞像与菩萨像头部被盗割。此案至今仍未告破，亦未见有任何相关报道。

2004年：重庆市大足县石门山南宋杨柳观音、五通大帝造像被盗

石门山位于重庆市大足县城龙岗镇东20公里处，有宋代摩崖造像多尊，其造像开凿于北宋绍圣至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094—1151）。造像通编为16号，其中有造像12龛（窟）。1996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石门山摩崖造像为佛教、道教合一造像区，尤以道教造像最具特色。如第7号独脚五通大帝，左脚独立于一风火轮上，广额深目，口阔唇厚，袍带飞扬，有来去如风之势。佛教题材主要有药师佛龛、水月观音龛、释迦佛龛、十圣观音窟、孔雀明王经变窟、诃利帝母龛等。其中又以第6号十圣观音窟最为精美。

2004年2月11日， 恰恰是最具特色、最精美的第6号龛杨柳观音头像和第7号龛五通大帝头像被盗割。杨柳观音像是南宋的石刻造像，像高182厘米，以其手持杨柳而得名，佛像头戴花冠，面形端庄丰满，胸饰璎珞，身着U领广袖袈裟，左手于胸前托钵，右手于右胸右侧持杨柳枝，雕刻细腻传神，造像几近真人。五通大帝佛像高192厘米，头部束发冠、额凸、浓眉大眼，双目深陷，口阔唇厚，给人以健硕魁伟之感。这两尊石门山代表作的造像被盗，无论是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价值而言，还是对整个大足石刻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美学价值的完整度而言，都是极大的损失，都将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坏。

然而，除了对外声称“闭馆维修”之外，除了不再对普通游客开放之外，石门山被盗案至今未见有任何进展，也未见有任何相关报道。

2009年：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牛角寨唐代太上老君、释迦佛像被盗

牛角寨位于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文宫乡，原为明代张献忠所建驻军山寨。寨址山崖间有摩崖造像共101龛1519尊，为唐代佛、道教造像群，精品众多；其历史价值与美学价值屡见于各类研究论文之中，倍受国内外专家学者重视。牛角寨造像分为大佛阁、观音坝、坛神岩等三处造像分布区域，其中大佛阁以唐代至宋代佛教造像为主；观音坝以唐代佛教造像为主；坛神岩则以唐代道教造像为主。以上区域各造像均归为牛角寨造像，2006年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牛角寨造像中，国宝级的“三清窟”最为著名。《中国美术全集》、《中国道教雕刻艺术全集》、《四川佛道教石窟总集》等对该窟均有著录，其珍罕程度无须多言。这所“三清窟”，是牛角寨坛神岩造像中唯一有造像题记，有明确纪年（唐天宝八年，公元749年）的重要石窟。

窟中分三层雕刻造像，最外部为接近圆雕手法的所谓“三清”神像，即元始天尊居中，灵宝天尊和太上老君分居两侧，均趺坐于高莲台上。靠后两层分列侍女、仙童、神将、道徒等，布局错落有致，造型细腻生动。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三清”神像中，太上老君造像保存完好、雕刻传神，且面容形貌丰腴优美，未有胡须，有明显的女性化特征。这在国内现有的唐代道教造像中，闻所未闻，十分罕见，是顶级的唐代艺术珍品，也是难得的唐代造像孤品。令人痛心的是，这尊顶级国宝于2009年7月14日被盗割，“三清窟”的艺术整体性和历史价值也因之被严重破坏。

另有一处佛道合龛，也非常罕见，为鉴证此处自唐代以来的佛道相争及佛道融合提供了难得佐证。该龛正壁为释迦牟尼、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并列，左右两侧壁各侍立一佛一道像；道像早年已崩毁，但以上四尊造像均完好。该龛正壁的释迦牟尼像，于2006年10月9日被盗割。更令人震惊的是，就在魏红书老人于2009年逝世前后，其中侧壁侍立的那尊佛像，头部呈典型的“馒头髻”式样，这尊罕见的有北魏造像风格的唐代造像也于2009年7月14日被盗割。此案至今仍未告破，亦未见有任何相关报道。

笔者在2004、2005年探访此地时，曾与当地世代看护石窟造像的魏红书老人有过交流。据老人回忆，这些唐代道教造像之所以至今基本完好，躲过了公社化运动与文革时期的破坏，是因其与家人将所有石窟造像以泥草掩埋近三十年，方才得以保全。这些造像是在魏家世代守护之下，在极其艰难的守护历程中，于1980年代方才显露真容，到1990年代逐步为外界所知，并从县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开始，最终确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可惜的是，这样奇迹般保存下来的精美造像，在20世纪下半个世纪的艰难守护之下，却在21世纪的前十年里屡遭盗损，千年神光就这样开始了支离破碎的散失之旅。

2011年：四川省丹棱县刘嘴唐代释迦佛像、蒲江县龙拖湾观音菩萨像等被盗

丹棱县属四川省眉山市管辖，在县城西偏北约12公里的中隆乡地界的刘嘴，有大量唐代、五代时期的摩崖造像。由于地处偏僻,至今鲜为人知。其第一次为世人所知，是1984年进行的全国文物普查期间，当地文物工作者发现并予以申报。因此地造像大多风化严重，且经历过建国以来历次运动的毁损，其保护级别暂定为眉山市市级保护单位。

在刘嘴造像中，只有一龛唐代的释迦牟尼佛像保存较好，面目躯体尚属完整，且体量较大。事实上，整个刘嘴造像群，正是以此尊释迦牟尼佛像为中轴展开的，亦可知此像应为最早雕造之物。从此龛一旁的释迦说法龛题记来看，这尊造像应不晚于唐代开元年间，属盛唐时期的佛教造像，弥足珍贵。2011年12月15日，此尊造像头部被盗割。

四川省蒲江县鹤山镇龙拖湾有唐、宋代摩崖造像位10龛80尊， 造像延至明清，至今尚有较多遗存。该处造像大多风化毁损，唐宋早期精品并不多见，但因其为蒲江石窟重要组成部分，故而仍与蒲江石窟的代表飞仙阁摩崖造像一起，于2006年同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与刘嘴造像的情形相似，龙拖湾造像中也只有一龛唐代观音菩萨造像保存完好，属唯一之精品。该尊造像为典型的初唐作品，菩萨头戴宝冠，臂着宝钏，手提净瓶，身姿绰约。作为龙拖湾造像的唐代精品，也是唯一完好造像，这尊观音菩萨像的价值勿庸置疑。2012年1月，这尊造像被整体盗割，仅余空龛。

为侦破这两起惊天大案，2011年12月19日，眉山市公安局成立了“12·19系列盗掘文物”专案组展开工作。公安部也将该案列为部督案件督办。历经4个多月的侦查，专案组梳理出丹棱县龙鹄山、鸡公山，东坡区连鳌山丈六院，仁寿县两岔河、杀人槽、牛角寨、陈家嘴等地摩崖造像佛像被盗案等一系列案件，打掉5个盗掘文物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0余名，破获盗掘文物案100余件，追缴文物300余件，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文物1件（即蒲江县龙拖湾观音菩萨像），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等文物53件（即含丹棱县刘嘴唐代释迦佛像）。

这一系列大案，寓示着巴蜀地区摩崖造像盗卖的中心正在转移——从先前以川东、川北、川东北为核心区域，逐步向川西、川中区域转移。众所周知，以大足、安岳摩崖造像为代表的川东地区，以广元、巴中摩崖造像为代表的川北、川东北地区，因文物保护级别的不断升级，保护措施不断加强，而令盗卖者难以下手，可乘之机日渐稀少。而川西、川中的大量“低级别”摩崖造像，自然成为盗卖者关注重点；这些造像分布更为零散、地界更为偏僻、保护措施也更为简陋，下手也自然更为方便。上述“12·19”大案的发生，正是以惨痛的事实，映证了笔者“巴蜀地区摩崖造像盗卖的中心正在转移”的预判。

此次“12·19”大案虽然告破，古代造像的维修与复原却几无可能。因为在盗割过程中，对造像形成的物理损伤、美学损毁是无法弥补与还原的。这些追缴回来的造像，只能就此贮存于博物馆或文物库房中，与其原生所在地就此永别，不复原有的历史、宗教、美学价值。

小结：

其实，以上所列自1995—2011年以来的典型案例，只不过是巴蜀地区近二十年来摩崖造像盗损的冰山一角。这是浮出水面的惨烈，这是破冰之后的不寒而栗。而那些不是国家级的，不是省市级的，甚至于连县级都还未申报的摩崖造像所正在经历的灭顶之灾，不身临其境，不亲睹现场，是难以想象也无法想象的。

就在笔者为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摩崖造像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之际，2012年3月，又传来广安市大石坝唐代7尊佛像被盗的消息；2012年6月，内江清溪摩崖造像又被发现盗割几尽一空。如此种种“噩耗”，或因现代讯息、网络技术的发达方才得以迅捷传播，而为外界所知，亦不过再平添一次又一次的痛心而已。其实，这样的“噩耗”，近二十年来，潜藏与被潜藏的不知道还有多少，这不由又让笔者想起另一宗几年前的“神奇”案例。

那是2005年秋，笔者在游览位于四川省眉山市的三苏祠之后，购得一本当地当年出版的导游小册。查阅册子上的图片，得知当地法宝寺有一龛晚唐造像，其佛陀脚印与普贤菩萨造像的组合非常奇特，遂乘兴探访而去。奇怪的是，当笔者爬坡上坎、一路问询之下，终于找到导游小册中的这龛精美造像之时，普贤菩萨造像的头部已经被盗割了，新鲜的凿痕让人倒抽一口凉气，似乎盗贼总要比我们要早到一步。试想，这样的“神奇”案例应当还有更多不为人知者，这样的“神奇”案例有的恐怕连“相关部门”的备案都没有，更谈何“破案”？

就拿笔者这些年的步行所及、眼观所至，所能摄录到的巴蜀地区百余处摩崖造像来看，已有近三成以上成为永久不可再现的历史景观。如果说拍摄三峡大坝建设期间的“旧三峡”，是一种珍贵的、可资怀旧的历史影像；如果说拍摄诸如苏门答腊犀牛、美洲虎等稀有物种的野外生存状况，是一种难得的、抢救性质的物种文献；那么摄录近二十年来巴蜀摩崖造像，完全与上述两种行为“价值”相当，毫无逊色。只不过这样的“价值”，何其残忍、何其讽刺；这样的“价值”，又有什么价值呢？

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还将继续被侮辱、被损害吗？谁来回答？谁能回答？再过二十年，如果有人来重温笔者今日的旅程，写一篇感言，发一通牢骚，恐怕要拟的篇名仍是如此：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