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偷了我的奶酪
谁偷了我的奶酪
一本由美国作家斯宾塞·约翰逊创作的寓言故事《谁动了我的奶酪？》，自1998年9月出版后，顿时吸引全球数千万读者，我也是其中之一。
书中讲述了四个“人物”——两只小老鼠“嗅嗅”、“匆匆”和两个小矮人“哼哼”、“唧唧”，在发现藏在安乐窝中的奶酪突然不见后，其中三个“人”先后外出寻找，最终历经曲折，找到了更新鲜更丰富的奶酪的故事。
虽然这是一则寓言故事，然而却折射出现实的存在，今天的生活中，奶酪被偷的实例不胜枚举。在四十五年前的一次不期而来的运气中，我和其他十九位同伴都围坐在一块诱人的奶酪旁边，准备抽签看谁能成为占有奶酪的幸运儿。然而抽签还没有开始，奶酪却不翼而飞，不知被谁偷走了。
谁偷了我（我们）的奶酪？没人知道，也无人追究“报案”。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一深藏不露的偷梁换柱秘密，瞒得了上帝满不了凡人，却被我的“慧眼”看得一清二楚。不过对于事情的真相我一直埋在心里，为顾全某些人的脸面而从未对外披露，我自己也在默默地寻找新的奶酪。
如同两只小老鼠和一个小矮人一样，不甘心的我继续努力，终于找到了更新鲜更丰富的奶酪。不知道那离散的十九位同伴，是否也有同样的收获？
1975年春节前夕，我与一群在湖北襄樊三机部五七干校“学习”的学员，奉命按期返回北京，在接站口意外地见到室主任沈昌治。一见我下车，他一把将我拉到一个角落，口吃的他小声对我说：“小……谢，你回家后抓……紧休息整……顿几天，年后所领导给……你安排了一项新任务。”
“什么任务？还要离家吗？”我不解地问。
“所里派你去北……京语言学院学一……年英语口语。”沈昌治说。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还不敢相信所领导给了我这么一个大礼包。
“你到……时候就明……白了，先别问了，回……家过个好……年吧！”
不管信不信，我真的被送到了北京语言学院学习英语，也意味着我将又一次进入大学的殿堂。据所科技办主任孙治邦告知，这次学习是因为尼克松已经许诺中美建交，两国都在着手筹备开设大使馆的工作。根据上面指派给我们部的任务，所里把我提名为将来中国驻美使馆科技秘书候选人之一。因此三机部外事处将我和从各地选美一样筛选出来的其他十九名候选人，一起送进语言学院，组成了一个特别的培训班，指定我担任班长。
命运之神对我似乎特别眷顾，为我开启了通向地球另一端的大门，尽管门并没有真正打开，如果说开也只不过是一丝无形的缝隙。送来进行培训的学员们心里都明白，通往美国的路漫长、遥远而且渺茫，何况入选的几率也只有二十分之一。但每个人都学得很努力，虽然嘴上大家从不提学习的目的，不过谁的心中也没有放弃过这一竞争的机会。
上课一个月后，出现一个小插曲：班上来了一位年过不惑
的新学员，自称是“因工作需要来旁听的”。其余学员与他并不相识，而对我来说他却是最熟悉不过的老面孔——本所科技办干事王德福。他向我“报到”后，我自然抱着欢迎的态度为他安排了一个座位。学员们谁也不在乎，来就来呗，一个大教室多一个人也不嫌挤。
这次脱产学习美其名曰为一年，其实除去寒暑假、再有一个月去山西洪洞县“学军”，以及不时停课学马列和“批林批孔”的时间外，实打实算也就八个月。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要掌握一门外语不啻水底捞月，即使不要求“听、说、读、写”的“四会”，就是熟练地掌握英语口语也是谈何容易。对我来说更感到“难、难、难”，因为在高中和大学，我附带学的外语课程全是俄语，文革期间不少人开始学广播英语，但我却一直被密封在“专案组”内，还三天两头出去外调，哪有时间与英语沾上边。进校学习后，我很快发现从各地“优选”来的二十个学员中，其他人不是曾经学过就是有自修的基础，唯我却是秤杆上的定盘星——从零开始。
学了三个月，我的听力测验分数竟然不合格，三分之一的学习时间溜走了，却还在原地踏步。我自己固然焦急万分，给我们授课的吴振亚、曹炎芬老师也都犯愁，如果我这个班长交白卷，他们的面子也不好看啊。两位老师及时对我面授机宜，指导我纠正学习方法。按他们所说，我改变了死背英语单词和小声朗读课文的习惯，改为每天清晨摸黑起床，在大操场上独自大声朗读和背诵英语课文，做到“要使三百米外的人能听到你的琅琅书声”。
为防止学员受西方文化影响，校方严禁我们接触原版英美书籍和电影，观看的唯一一部英语电影就是《闪闪的红星》，然而倒不限制我们与欧美留学生的交往。生活在号称“小联合国”的北京语言学院中，处处都是学习英语的良好语言环境和地道语言老师。就地取材，就近“入学”，与来自美欧各国学生结对子，互教互学，进行双语混杂的口语交谈，成为我活学活用英语的一条捷径。苦学加巧学，我的英语听说能力得到明显提高，到一年学习结业进行答辩时，我居然以优秀的成绩进入全班前茅之列。
一年的英语口语进修很快结束了，结业时三机部外事处刘处长特地到班上做了训示，勉励大家回去后不要放弃英语学习，继续坚持自学，同时等候上面的派遣通知。不过中美建交并没有如期而至，“通知”自然变成了断线的风筝。然而当1979年中美真的建交之后，对外事处那位姓刘的处长来说，脑中早已没有那二十个“候选人”的影子了，彩球也并没有落到任何一个候选人的头上。实际上刘处长已经通过暗箱操作，将彩球投到了他的老同学王德福的怀中。
按规定作为使馆科技秘书人选的三条件中，这位科技办干事就有两条不合格：既非学理工专业（他是学俄语的），其家庭出身也属于“黑五类”。然而与他颇有交情的所长赵哲民，似乎早已与他达成默契，乐得做个好人以图好报，在利益成交以后，什么政策、原则就都成为摆在桌面上骗人的纸花。一位二十个候选人之外的“旁听生”，不费吹灰之力就轻松地从上帝手中摘走幸运之花，叼走了驻美使馆科技秘书的“肥肉”。这种小小的徇私舞弊行为，比起此后愈来愈疯狂的贪腐违法现象，简直是小菜一碟了。然而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正是千百个大权在握的刘处长们，为不正之风开创了“初级阶段”。
大概除了同在一个屋檐下的我之外，没有其他候选人知道花落谁家，更不会去追查了——白捞了一年学英语的机会，就如同阿Q在小尼姑的面颊上拧了一把，大家都已心满意足了。
从1964年9月跨进四0所大门，到1976年2月在语言学院结束学业，十二年黄金般的青春岁月都如在梦中一晃而过。时不我待，急起直追，在此后数年中，我全身心地投入于学习和研究工作。在这难得的满月般的完整年头中，我不仅继续学习英语，还自学日语，又设法捡起大学学过五年的俄语。在边学边用，努力啃读中外专业书刊、了解国外同行科技发展最新水平的同时，还要尽快掌握国内行业现状。白天早来晚归，专心于工作，晚上依旧自觉上班，寂寞地独坐办公室学习和翻译外文书刊。
那几年，在为我料理家务和管理孩子的老母亲支持下，我几乎利用了所有业余时间和包括春节在内的全部节假日。鲁迅有一句名言：“哪里有天才，我只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了工作上了。”连伟大的鲁迅尚且如此，我这种等闲之辈要想取得点滴成功，又岂敢放过点滴时间。小楼的数年春秋，使我获得丰厚的回报：完成了百万字以上的译著、译文和科技情报研究报告；参与了三机部、一机部组织的一些重点课题的调研，并主持文献资料的收集、翻译工作，不仅在科技刊物上发表了二十余篇译文及综述文章，更撰写了多篇国外航空冶金、航空制造技术的科技情报研究论文，这些论文都作为航空工业发展规划参考资料而被刊印分发。
与此同时，我单独或与他人合作接连在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了《齿轮热处理译文集》、《化学热处理译文集》、《渗碳和碳氮共渗》、《工具材料的性能和选择》、《钢的物理冶金学》等译著，《国外航空》编辑部也出版了我的译著《真空热处理和热处理用保护涂料译文集》。在科技园地一片荒芜的当时，科技人员急欲读到国外科技领域的最新进展和成果，对译著的需求十分强烈，有关出版社也十分注重国外新书的翻译出版。许多英语功底深厚的教授、学者纷纷响应，但书稿要通过出版社的把关而获得出版却非易事，不过我却例外地得到国防工业出版社专业编辑杜豪年的青睐。个中原因是我熟悉专业，了解行情，所以选题对路，更由于我的译文不是一般大教授那种艰涩难懂的“直译”，而是吃透原文后的意译，文字表达通俗明了，从而受到读者欢迎。说到底，并非我的英语水平超过那些教授，而是我的语文根基略胜一筹。
看似不公平的上帝却还有公平的一面，尽管失去了去驻美使馆当科技秘书的幸运，但我却获得了知识和成绩。博观约取，厚积薄发，才有此后在跌宕起伏的人生中，使我摘得了一朵接一朵更艳丽的幸运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