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绝唱《史记》
《史记》最早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是西汉汉武帝时期的任职太史令的司马迁（太史公）编写的纪传体史书，记载自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共二千五百年的中国历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全书包括本纪12卷、世家30卷、列传70卷、表10卷、书8卷，共130卷，52万6500余字。该书原稿约在西汉末年消失，目前存世最古的史记残卷是日本京都高山寺藏中国六朝抄本，目前存世最古的完整史记是现藏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北宋“景佑本”《史记集解》（其中有十五卷为别版补配）及日本藏南宋版黄善夫三家注史记。
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皆产生了深远影响。《史记》首创的纪传体撰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同时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鲁迅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作者与书名由来
《太史公书》最初无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记》、《太史公传》、《太史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司马迁着《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古今之变”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司马氏在周朝时世为史官，春秋时期虽然失去官职，司马谈却把修撰史书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一心继承先人久绝的世业—太史令，重现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汉武帝元封元年，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着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着。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反而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据《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只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职责仅在于管理图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记录上代及当代事情，并无著述的责任。然而，司马谈和司马迁明显不满足于“拾遗补蓺”。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身为太史令，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在《报任安书》中亦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吕思勉认为《史记》当中有一大部分甚至是极大部分并非司马迁所作，而是司马迁抄篡古书所得，《序》和《论赞》部分基本可以肯定是他自己所作，但仍然有可能为其父亲司马谈所作，无法加以考证。
内容
《史记》内容记载自传说中的黄帝以来至汉武帝时期以来的历史，全书分成〈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五个主题，加上最后的〈太史公自序〉，又细分成一百三十卷（篇）。其中，〈本纪〉记载“天下”统治者的事迹，“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着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表〉以表格的方式排列整理事件次序或历史动态，“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书〉的内容有关历代典章制度，“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世家〉描述影响深远的家系、周代的诸侯国和汉代的王侯贵族事迹，“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列传〉呈现的是历史上各类人物的历史表现与社会的种种样貌，“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不同于以往的史书，《史记》的写作方式首开纪传体之先河：以描写人物的生平为主，年代先后为副。至此以后，尚有《汉书》、《三国志》和《后汉书》等史着仿效该体，让纪传体成为唐代以后官方史着所采用的主流写作方式。赵翼《廿二史札记》云：“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史记》各篇结构大致由引言、正文和评论组成。〈书〉有引言、正文和评论，〈表〉只有引言和正文表格，〈本纪〉、〈世家〉和〈列传〉只有正文和评论：正文前是引言，记述写作动机；正文记述历史事件、人物的生平描述，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衔接交杂而成；正文后面是评论，通常以“太史公曰”为开头，内容或有作者的个人经历，或有对人物的评价，或有收集资料的过程，但仍以评论题材人物的性格与行事为主，这也呼应司马迁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标[9]。
《史记》全文一百三十篇，自司马迁殁就有十篇散失。当时补缺而知其名者有十八家之多，但唯存西汉博士褚少孙之作。但其中有些也有可能更有后人补之，如《孝武本纪》摘抄于《封禅书》，褚少孙虽才识不足也不至于如此。另有唐司马贞补《三皇本纪》。
风格
《史记》有丰富的思想内容，不虚美不隐恶，善写奇节及壮采伟行，也善于讽刺和暴露现实，有所寄托，善写悲壮，笔锋带感情，抒发愤思，爱憎分明，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长于叙事，善于铺叙及渲染气氛，把历史事件和人物事迹故事化，故事情节曲折跌宕，制造戏剧场面，气势雄奇，富于变化，有浓烈的艺术感染力。
《史记》善于描写人物，刻画人物心理活动，用对比、衬托手法强化人物性格，选择历史人物一生中最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来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并善于细节描写，以琐事烘托出人物的性格，用符合人物身份的口语，表现人物的神情态度和性格特点。
《史记》文词精炼，词汇丰富，语言精切浅白，有精粹的语言艺术特色，善用虚字，语气传神，并善用民歌与谚语。句式则灵活多变，长短错落，骈散并用，具参差之美。
司马迁为了让每篇传记避免重复、具备统一审美价值和更加完整，遂创造了崭新叙事手法“互见法”来撰写《史记》；“互见法”即是将一个重要人物的事迹透过不同地方分述，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事件分述于不同地方，但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
版本
现存最早的史记残卷为日本藏南北朝时期的抄本残卷。最早的完整版史记为现藏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北宋“景佑本”（其中有十五卷为别版补配）及日本藏南宋版黄善夫三家注史记。
白话文则有韩兆琦译注的《新白话史记》（简体字本由中华书局出版，繁体字本由台北三民书局出版），张烈等人译注的《史记》（简体字本由贵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正体字本由台北台湾古籍出版社出版）。
其他工具书则有哈佛燕京社编《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黄福銮编《史记索引》、李晓光、李波编《史记索引》、锺华编《史记人名索引》、段书安编《史记三家注引书索引》、仓修良主编《史记辞典》等。
现罗列历代重要善本如下。
十四行本。刊刻于北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半页十四行，行二十四至二十七字不等。原刻本现藏日本大阪杏雨书屋，仅存六十九卷。南宋覆刻本一百三十卷（有别本补配）藏中国国家图书馆，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刊行。
十行本。《史记》的最早刻本刊于北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半页十行，每行十九字。今已亡佚。北宋仁宗景佑二年（1035），国子监据淳化旧本重刊，即后世所说的“景佑本”，流传至今。原刻本（其中有十五卷为别版补配）现藏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日本藏南宋版黄善夫三家注史记（简称“黄善夫本”）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南北监刻二十一史本（简称“监本”）
明朝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本（简称“毛刻本”或“汲古阁本”）
清朝乾隆年间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简称“武英殿本”或“殿本”）
清朝同治年间张文虎整理，金陵书局刊行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百三十卷（简称“金陵局本”）
民国初年张元济编辑，商务印书馆影印百衲本史记（简称“百衲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