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卷中8·万物皆备于我心》译文
答欧陽崇一
欧陽崇一（公元1496——1554年），名德，字崇一，号南野，江 西泰和人。嘉靖二年（1523年）进士，历任安徽六安知州、翰林院编修、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王陽明在赣州首倡“致良知”时，欧陽崇一独曰：“此正学也”，其识见异于世儒。常与邹守益、聂豹、罗洪先等讲论，学者甚众，“称南野门人者半天下”。曾在北京灵济宫讲论“致良知”，赴者五千。其学以“吾惟求诸心，心知其为是，即毅然行之”为宗旨，信守师说，其新见在于以陽明“致良知”重新解释《大学》“格物致知”的义旨。著有《欧陽南野先生文集》。
崇一在来信中写道：“先生说'人的德性良知不倚仗见闻，若说多闻而选择其中的善依从，多见而认识，那是只在见闻的细枝末节上寻求，这就成为次要的问题了。’我以为，良知虽不倚仗见闻而存在，然而，学者的知，未曾不是由于见闻引发的。局限于见闻固然错误，但见闻也是良知的作用。如今，您说见闻是次要的，大概专门是就只以见闻为学问的人而言的，如果已能致良知而在见闻上寻求，这仿佛也是知行合一的工夫。不知这种理解是否正确？”
良知并不是从见闻上产生的，而见闻都是良知的作用。因此，良知不局限于见闻，但也离不开见闻。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良知以外，再别无他知。所以，致良知是做学问的关键，是圣人教人诲人的第一要义。如今说，只在见闻的细枝末节上寻求，那就失去了主宰，寻求的只是次要问题了。近来，同志们没有不知道致良知的，但他们的工夫仍有许多糊涂之处，正是因为缺少你的这一疑问。这一般而言，学问的功夫关键是要抓住核心问题。若专把致良知看成最关键的事情，那么，多闻多见无不为致良知的功夫。在日常生活中，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也无不是良知的作用与流行。离开了见闻酬酢，也就无法致良知了。因此，良知与见闻即为一件事。如果说致良知，并且从见闻上寻求，那么，在语义上把良知见闻看成两件事也就在所难免了。这虽然与只在见闻的细枝末节上寻求良知的人稍有不同，但他们都不理解惟精惟一的宗旨都是类似的。“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既然说了“择”与“识”，可见良知也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只是其用意还是在多闻多见上选择、认识，将最关键的东西给失去了。崇一，想必你对这些问题已经知道了，今天的问题，正是为了阐明良知学，相信对同志们有很大的裨益。只是意思表达的不够清楚，为了以防出现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情况，也不能不作认真仔细的鉴察。
来信写道：“先生，您认为《易传·系辞》中讲的何思何虑，它是指所思虑的仅是天理，此外别无他虑，并不是说无思无虑。心的本体即天理，还有什么可思虑的？学者的功夫虽千思万虑，也只是要恢复他的本体，并不是靠私意去安排思考一个什么出来。若去安排思考，也就是自私弄智了。’学者的弊病，多数不是死守空寂，就是去安排思考。我在辛已到壬午期间（明·正德十六年到嘉靖元年，即1521—1522年）犯有前一种毛病，最近又犯有后一种毛病。但是，思考也是良知的作用，它与凭私意去安排的情况有什么区分呢？我忧虑自己认贼作子，因受迷惑而不知道其间的区别。”
“思曰睿，睿作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可见，思怎么会没有呢？死守空寂与安排思考，正是自私弄智，它们同样都丢弃了良知。良知是天理的昭明灵觉所在，因此，良知就是天理，思是良知的作用。如果思是从良知上产生的，那么，所思的也不过是天理。从良知上产生的思，自然简易明白。良知自然也就能够知道。如果凭私意安排的思，自然是纷纭繁扰，良知自然能够分辨。因而思的是非正邪，良知没有不知道的。之所以会认贼作子，正是由于还不理解致良知的学问，不懂得从良知上去体认、观察。
来信接着写道：“先生，您曾说'为学终身只是一件事，不论有事无事，也只是一件事。若说宁可不处理事情，也不可不培养本源，这就分开成为两件事了。’我以为，当感到全身精疲力竭，不能将事情处理完的，就是良知。宁可不处理事情也要去培养本源，这是致知。宁可不处理事情也要去培养本源，这是致知。又怎么成了两件事呢？若碰到从天而降的不能处理的事情，即便精疲力竭，只要略加勉励也能坚持下去。由此可知，意志还是统领着气力的。但是，此时的言行举止毕竞是软弱无力，待处理完事情后会过度衰竭困乏，这不和滥用精力差不多吗？此间的重轻急缓，良知固然不会知道。然而，有时被事势所逼，岂能顾及精力？有时精力疲惫不堪，又岂能顾及事势？这究竟怎么办呢？”
宁可不去处理事情，也不可不去培养本源，这句话对初学者来说也不无裨益。然而，把这看成两件事就有了问题。孟子说：“必有事焉”，那么，“集义”就成为君子做学问一生的事情了。义，即为宜，心做到它应当做的叫做义。能够致良知，那么心就能做它该做的事。所以，集义就是致良知。君子酬酢万变，应该做的就去做，应该停的就停下，应该生的就生存，应该死的就死去，如此调停斟酌，只不过是致良知藉以自我满足罢了。因此，“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大凡谋求力所不及的事，勉强做智力不能完成的事，都不为致良知。只要是“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的，均是为了致良知。如果说宁可不去处理事情也不可不去培养本源，这也是因为先有一个功利心，去计较其中的利弊成败，尔后再作出爱憎取舍的选择。因此，把处理事情当成一件事，又把培养本源当成一件事，这就是有了看重培养本源而蔑视处理事情的心态，这就是自私弄智，把义看成外在的，这便有了“不得于心，不求于气”的弊病，就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我满足的功夫。你说的略加鼓励也能坚持下去，处理完事情后就会极度困乏疲惫，并且你说，为事势所迫，受精力的限制，这些都是因为把处理事情和培养本源当成两件事看待了，因此才有这样的结果。所有做学问的功夫，只要始终如一就会真诚，一分为二就会虚伪。你所谈及的情况均是由于致良知的心意缺乏诚信、精一、真切。《大学》中认为“诚其意者，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你见过在讨厌恶臭，迷恋美色时，还要勉励才能坚持下去的人吗？会有事情过后而人极度困乏疲惫的情况吗？会有被事势所逼而精力不够用的人吗？从这几点你就会寻找出病根到底在哪儿存在了。
来信又写道：“人情诡诈，层出不穷，如果用诚信来防御它，往往受到它的欺骗。要想觉察人情的诡诈，自己就会事先猜度别人会欺诈我，就会臆想别人不相信我。逆诈就是欺诈，臆不信就是不诚信。被别人欺骗了，又不能觉察到。能够不事先怀疑别人欺诈，不无故臆想别人不相信，而又常常能预先觉知一切的，唯有光明纯洁的良知才做得到。但是，其间的差别十分微妙，常常是背离知觉而暗合欺诈的事情发生。” 不逆诈、不臆不信，但是做到先知先觉，这是孔子就当时的社会情况而言的。其时，许多人一门心思想着去逆诈、去臆不信，反而使自己陷于欺诈和不诚信。同时也有人虽不逆诈、不臆不信，但不懂得致良知的功夫，往往又受人欺骗，因此孔子有感而发，说了这番话。孔子的话并不是教人以此存心而一味去发现别人的欺诈和不诚信。存心去发现别人的欺诈和不诚信，正是后世猜忌险薄的人所做的事。只要存有这个念头，就不能进入尧舜之道。不臆不信却被人欺骗的人，尚且还不失为善。但还比不上那些能致其良知，自然能预先觉知的人更加贤明。你认为只有良知光明纯洁的人才能这样，可知你已领悟了孔子的宗旨了。但是，这只是你所领悟的，并不能落实到实践之中去。良知在人的心中，恒通万古，充盈宇宙，无不雷同。此正是古人所谓的“不虑而知”、“恒易以知险”、“不学无能”、“恒简以知阻”、“先天而天不违，天且不违，而况人乎？况于鬼神乎？”你所说的背离知觉而暗合欺诈的人，他虽能不逆诈，但他或许不能真的自信。他或许常常有先觉的念头，但他却不能常有自觉。常常希望能够先觉，这样就已陷入了逆诈和不臆信，已足能蒙蔽他的良知了。这正是他不免背离知觉而暗合欺诈的原因。君子修学是为了自己，不曾忧虑被别人欺骗，只是永远不欺骗自己的良知罢了。所以，君子不欺骗，良知就没有虚假而能真诚，良知真诚就能光明。君子自信，良知没有疑虑而能光明，良知光明就能真诚。明和诚彼此促进，因此良知能常觉、常照。常觉、常照就仿佛明镜高悬，任何事物在明镜前不能隐藏其美丑。什么原因呢？因为良知没有欺骗而诚信，也就不能宽待别人的欺骗，若有欺骗就能觉察。良知自信而光明，也就不能容忍不诚信，如果有不诚信存在就能觉察。此亦称为“易以知险”，“简以知阻”，也就是子思讲的“至诚如神，可以前知”。但是，子思说“如神”、“可以前知”，还是当两件事看待了，因为这是从思、诚的功效上论断的，仍然是给不能事先觉知的人讲的。若从至诚上来说，那么，至诚的妙用即为“神”，而不必说“如神”了。至诚就能无知但又无所不知，也就不用说“可以前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