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与古籍整理
戴震(1724～1777)，字东原，是清代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童年的戴震在家乡私塾读书。二十岁后，戴震曾向程恂、戴瀚、江永、方世如诸儒请教，并在家乡教学、著书。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如《筹算》、《六书论》、《考工记图》、《转语二十章》、《尔雅文字孝》、《屈原赋注》初稿、《诗补传》，以及《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等重要的学术论文均是在二十到三十三岁这段时间内在家乡写成的。三十三岁时，戴震离开家乡，在北京、扬州、直隶、山西、浙东等地从事学术活动。三十三到五十一岁这段时间里，戴震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修订了《屈原赋注》初稿，撰写了《声韵考》、《孟子字义疏证》、《杲溪诗经补注》；先后编修了《直隶河渠书》、《汾州府志》、《汾阳县志》等志书；并研究《水经注》，得经、注分别之例三条，定《水经》一卷，刊刻自定的《水经注》。五十一岁奉召入四库馆，从事校理古籍活动，五十三岁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五十五卒于京师，在临终前几日内完成了一部重要的著作《声类表》。
戴震一生著述甚多，对清代古籍整理贡献也颇大。
一、戴震整理古籍简述
戴震把对古书的整理校勘视为治学的第一步工作，他早年著的《诗补传》涉及毛诗讹字校勘的甚多。但大量地校理古籍，是在三十三岁进入北京之后，这年，戴震为避宗族豪强迫害，只身入京，结识了象纪昀、王鸣盛、钱大昕之类的名流，获得图书资料也比较方便，这时他搜集了大量的屈原赋传本，对屈原赋做了大规模的校勘，对他三十岁时所著的《屈原赋注》初稿进行了较大的修改补充，并把此书一析为三，分为《注》七卷、《通释》二卷、《音义》三卷。此后，戴震对《水经注》做了大量的研究，他读胡渭《禹贡锥指》，对该书所引《水经注》产生了怀疑。于是对《水经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找出了胡渭引《水经注》出现错误的原因是，自唐代以来，《水经注》经、注互，混淆莫辨，引此书者不知何为经，何为注，往往致误。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戴震找出了经、注分别的三个定例：“一则《水经》立文，首云某水所出，以下无庸再举水名，而注内详及所纳群川，加以采摭故实，彼此相杂，则一水之名，不得不更端重举；一则经文叙次所过州县，如云'又东过某县’之类，一语实赅一县，而注则沿溯县西以终于东，详记所径委曲，经据当时县治，至善长作注时，县邑流移，是以多称故城，经无有言故城者也；一则经例云'过’，注例云'径’，不得相淆。”据此，戴震定《水经》一卷，把经文与注文分开，使经、注不再相混。乾隆三十七年，戴震五十一岁时开始刊刻自定的《水经注》，体例上，全书不分卷数，而按清代所存的一百二十三条水，每水为一篇，以江河为纲，依地望先后，分属于江河左右为次。此书刊刻不及四分之一，而戴震奉召入四库馆，后在北京续刻而成，与戴震在四库馆所校的由聚珍版刊行的《水经注》同时刊出。
戴震五十一岁奉召入四库馆，五十二岁校《水经注》《九章算术》成。戴震依据早年研究《水经注》得出的经、注分别之例，并在自定《水经》、《水经注》的基础上，又以《永乐大典》本《水经注》为底本，参照各本对《水经注》进行了再一次校勘，校正了千年以来《水经注》经、注互，补缺漏2128字，删妄增1448字，改正臆改之字3715字。今《四库全书》中聚珍版《水经注》即出戴震所校。《九章算术》为晋·刘徽撰，曹文埴从《永乐大典》中发现此书，病其离散错出而不可读，戴震奉召校理此书，乃尽心排纂成编，并考订伪异，附上案语。该书注中所指朱实、青实、黄实之类，皆按图而言，而图已不存，戴震因推寻注意，为之补图，使此书终成完帙。五十三岁时，又校成《仪礼识误》、《海岛算经》二书。
戴震校定之书，进呈文渊阁本，皆载年月、署名，而杭州文渊阁与本未注年月，故以下诸书所校年月不详，要之皆五十一至五十五岁之间所校，这类书有：《周髀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仪礼释宫》、《五曹算经》、《仪礼集释》、《项氏家语》、《蒙斋中庸讲义》、《大戴礼记》、《方言》等。
凡戴震所校之书，皆精审。如汉·杨雄《方言》，虽晋郭璞为之作注，但因“宋元以来，六书故训不讲，故鲜能知其精核。加以舛相承，几不可通。“戴震”因广搜群籍之引用《方言》及《注》者，文互参订，改正字281，补脱27，删衍字17。逐条详证之。”成《方言疏证》一书，段玉裁称之为“小学断不可少之书。”
自三十三岁进京，至五十五岁去逝，戴震校理古籍十余种，数量虽不甚多，而涉及范围颇广，其所校官书，“皆天文、算法、地理、水经、小学、方言诸书，皆必精心推核，失之毫厘则缪以千里者。”
戴震对古籍整理的主要贡献，还在于他对乾嘉学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戴震对乾嘉学派的影响
戴震是清代学者中最讲究治学方法的人之一。梁启超说：“戴东原先生为前清学者第一人，其考证学集一代大成，其哲学发二千年所未发。胡朴安指出：“二百年来，确有治学之方法，立有清一代考据学之基础，衣被学者至今受享之而未尽，则休宁戴东原先生其人也。”
戴震对乾嘉学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戴震以其卓著的学术成就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形成了一个以戴震为中心，由戴震及其友人、学生、推从者组成的在治学方法、特色等方面均相似的经学派别——皖派，成为乾嘉学派的中坚力量。
第二，戴震在治学实践中，总结了一套有效的考据方法，既能运用语言规律推求词义，又能依据声音，因声求义，把字的形音义三者结合起来互相推求，并克服了传统训诂学长于考释与通义词的训估并重，为彻底读懂古书扫清语言文字及天文、历算、地理、名物、典章制度等各方面的障碍。这些考据方法，对乾嘉学派产生了重大影响，戴学的传人如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王引之等都成了乾嘉学派的主要成员。乾嘉学派的学者们运用了戴震的考据方法去研究古籍，这是乾嘉学派在古籍的整理与考辨方面取得重大成果的原因之一。
第三，戴震的治学方法，决定了乾嘉学者们治学的主要特色。戴震的治学方法，概括起来就是：校勘古书——解读古书——把握思想。
上文已述，戴震非常重视校勘工作，把校勘看成是治学的第一步工作。既已校正文字的讹误，返古书之原貌，接下去的工作就是解读古书，然后进一步把握其思想内容。具体做法是从字词考释入手，扫清语言文字障碍，从而把握其思想内容。戴震指出：“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躐等。”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戴震又指出，古书难读，除了纯语言词语之外，“尚有若干事：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诵《周南》、《召南》、自《关睢》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龃龉失读。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于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而字学、故训、音声未始相离，声与音又经纬衡纵宜辨。汉末孙叔然创立反语，厥后考《经》论韵悉用之，释氏之徒，从而习其法，因窃为己有，谓来自西域，儒者数典不能记忆也。中土测天用句股，今西人易名为三角八线，其三角即句股，八线即缀术。然而三角之法穷，必以句股御之，用知句股者，法之尽备，名之至当也。管吕言五声十二律，宫位乎中，黄钟之宫，四寸五分，为起律之本，学者蔽于钟律失传之后，不追溯失传之先，宜乎说之多凿也。凡《经》之难明，右若干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讲。”戴震的治学方法，对当时的学术研究起到了指导作用，乾嘉学者长于校勘，长于字义、名物、典章制度以及天文、历算史地方面的考证，正是受了戴震影响的结果。
清代乾嘉学派在古籍整理考辨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这与戴震自己的辛勤劳动及其对乾嘉学派的其他成员产生的巨大影响是分不开的。
戴震校理古籍的经验，至今对我们从事古籍整理工作仍有借鉴作用。
三、值得借鉴的经验
戴震校书，必加案语。如《方言》卷九：“所以藏箭弩谓之箙，弓谓之鞬，或谓之丸。”戴震《疏证》曰：“各本丸讹作凡，因误在下条'矛’字上。《南匈奴》'弓鞬丸’，一注云：《方言》：'藏弓为鞬，藏箭为丸”。即箭服也。《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左传》：'公徒释甲执冰而踞。’服虔注云：'冰，椟丸，盖也。’疏引《方言》'弓藏谓之，或谓之椟丸。’今据此两引订正。”又卷一：'虔，儇，慧也。（中略）自关而东、赵魏之间谓之黠，或谓之鬼。”郭璞注：“言鬼也。”《疏证》：“鬼，各本讹作鬼眎。俗作脉，因讹为眎。后卷十内：'，慧也’。注：'今保黠为鬼’。《广雅》：'虔，谩，黠，儇，，，捷，鬼，慧也。’义本此。”可见，戴震的校勘，不仅仅是集合数本，比其文字而择其优，他是把考据的方法用于校勘，在案语中详加考证，使其校信而有征。其后段玉裁校注《说文》，王念孙、王引之的《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等无不是以考据的方法来进行古籍校勘的，这是非常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戴震对《屈原赋注》的处理，其经验也同样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
前文提到，戴震进京后，对三十岁时所著的《屈原赋注》初稿进行了较大的改动，将此书一分为三。这个初稿现见于《安徽丛书》第六期《戴东原先生全集》中，定名为《屈原赋注初稿》（以下简称《初稿》），今仅存三卷，自《离骚》至《天问》止。其改定的本子，后由歙县汪梧凤出资刻行，刻本为十二卷，《注》七卷，《通释》二卷，《音义》三卷。
这次修订，戴震主要做了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将有关名物考释、山川地理等不影晌文意的内容从注文中剔除，辑为《通释》二卷。如《离骚》：“杂申椒与菌桂兮”，《初稿》注曰：“菌桂，或谓之筒桂，或谓之小桂。菌读如《禹贡》'菌簬’之菌。（以其似菌竹，故名。或作菌，误。）”这样的名物考释，对理解《离骚》文意并无多大帮助，一般的读者，只要求能通晓文意就行了，并不要求掌握很多的名物知识，因而戴震在刻本中将《初稿》的这些注语全部删去，归到《通释》中去了。
但对于那些会影响理解文意的名物考释，则仍保留在刻本之中。如《离骚》：“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王逸注：“后，君也。谓禹、汤、文王也。”戴震曰：“三后谓楚之先君贤而昭显者，故径省其辞，以国人共知之也。未闻。在楚言楚，其熊绎、若敖、蚡冒三君乎？（犹《下武》言'三后在天’，共知为太王、王季、文王。）”“三后”所指，戴震并不十分有把握，不负责任的注者，可阙而不注，或照录王逸注，但戴震不是如此，他不厌其烦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因为这个名物考释对理解文意关系重大，不能省去。又如，《湘君》：“薜荔柏兮惠绸，荪桡兮兰旌。”王逸注已指出“柏”为“搏壁”，后人不知“搏壁”为何物，戴震注引《释名》曰：“搏壁，以席搏著壁也。此谓舟之閤闾搏壁矣。”文意乃明。戴震的做法，其用心是十分明显的。
二、《屈原赋》传本出现了许多异文，对词义的解释，也众说纷纭。戴震在修改过程中，将有关字义、字音、异文等内容也从注语中剔出，辑为《音义》三卷。如《离骚》：“皇览揆予初度兮”，览，一作“鉴”；“扈江离与辟芷兮，”江离，一作“离”；“汩余若将不及兮”，“汩，于笔切，俗本与'汩罗’字混。”诸如此类，均归到《音义》中去了。
三、除一些对理解文意不重要的名物、地理、异文、字音、字义，力求使注文简明扼要，文简义赅。如《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王逸注：“皇，美也。父死称考。”戴震注引《曲礼》曰：“父曰皇考”。皇考为战国时习语，战国之时，未死之父亦称皇考，因而戴震注引《曲礼》文，可谓简洁而精当。又，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戴震注云：“贞，当也。”义极准确。“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戴震曰：“车覆曰败绩。'《礼记·檀弓》篇：'马惊败绩’，《春秋传》：'败绩厌覆是惧’，是其证。”败绩之义，前人注多不确，戴震直截了当，言简而义确。
戴震为何把一书析之为三呢？《音义》后面的《跋》说得相当清楚：“幼学之士，期在成诵，未喻理要，虽鄙浅肤末无妨。俾按文通晓，乃后语以阙疑之指。”可见，戴震把《初稿》析为三本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方便初学，二是给研究者提供一些有用的参考资料。若非如此，初学者面对众多的异文，众说纷纭的注解与纷繁复杂的名物、地理，必然如坠烟海，茫无所知，反而达不到学习的目的。这样做，既方便了初学，又适应了不同层次读者的要求，也毫不降低其书的学术价值。
其书一析为三，其利一举三得，这个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