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古 | 色致三原：从嘉靖御制到郎窑拟古 / 开普饭

色釉向为古今之诸藏家所好，以其端盈淳穆，追古制新，而别领风流。是次我社精荐陶瓷亦甄选数例，从御制典范到文房云案，悉有所长，为饕众家雅鉴。此拟选三例，略做一谈。

明嘉靖里外娇黄釉宫碗

来源：

瑞典藏家克里斯特·洛夫格伦（Christer. Löfgren）收藏。

参阅：

1.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颜色釉》，图43，页48，上海，1999年。

2.大英博物馆，《玫茵堂收藏中国陶瓷》，卷二，图701，页83，伦敦，1994年。

明嘉靖景德镇窑娇黄釉宫碗

Christer. Löfgren旧藏

黄为明清以来之正色。按《汉书》论：“黄者，中之色，君之服也。”^[1]其后渐成天子之色。唐以来以赭黄为帝色，宋元仍行，但其余如金黄、明黄等色，规定尚未严格。入明后，黄色与权力的对应加深，管控随之加强，帝色也由赭黄逐渐偏向更正的黄色。洪武时即诏“士庶服杂色盘领衣，不许用黄”^[2]，天顺时再次申令：“定官民衣服不得用......玄、黄、紫......柳黄、姜黄、明黄诸色。”^[3]将禁黄的色阶进一步扩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器皿的颜色规定可能也随之变化，今虽暂未见明代关于器皿用黄的绝对禁令（正统时所禁七色，未独禁黄），但考察有明诸朝景德镇民窑所造，确极罕见黄釉器皿，而绿、红、蓝等诸色釉仍行不辍，其数量相差极大，或是民间黄釉受到管控的表现。

明宣德景德镇窑娇黄釉撇口盘

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

明代黄釉器初制于洪武，或为祭祀所造，目前所见皆模印云龙纹样。永乐、宣德延烧，分为釉胎上色及素胎上色两种，其中釉胎上色者在白釉器复施铁黄釉，颜色鲜丽明润。成化后多以釉胎，颜色娇嫩。弘治、正德因袭，所造盘、碗、杯等，无不鲜明可爱，数目亦较多，为明代黄釉制作之鼎盛。

明嘉靖景德镇窑娇黄釉宫碗

Christer. Löfgren旧藏

至嘉靖初，按例续造黄釉诸器，质量极佳，敌于成弘。此例即属嘉靖早期之作品，其底釉微青，釉质缜密，仍存正德遗风。且款识写法及青料亦近于弘、正二朝，颜色平淡，结体舒正，与中晚期的回青写款所不同。碗壁黄釉色调鲜嫩，釉中肌理如丝如缕，釉表明润光洁，质油而略淡，使人不胜爱慕。

明嘉靖景德镇窑娇黄釉宫碗示底面

Christer. Löfgren旧藏

弘、正、嘉三朝黄釉器之四式款识比较

除左3外皆自北京故宫博物院

今所见嘉靖黄釉碗式，粗分主要两种，一类较小，直口碗式，有半圆、墩子两种，从写款情况来看，制作时间应稍晚；一类较大，撇口碗式，尺寸不等，最小者口径10cm，近类杯盏，满黄釉暗刻底款。

明嘉靖景德镇窑娇黄釉碗示直口式两种

北京故宫博物院

明嘉靖景德镇窑娇黄釉碗示撇口式暗刻底款

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本品属撇口碗式，比较一例清宫旧藏，今存北京故宫，造型与本品相近，然口径甚阔，达30.3cm，底款以回青写成，且款近隆庆、万历风格，故其制作时间应晚于本品，录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颜色釉》，图43，页48，上海，1999年。此外故宫存一例嘉靖黄釉盘，款识与本品相类，或属同期产品；至于款识、尺寸皆与本品相近者，瑞士玫茵堂曾藏一例，口径略大，录于《玫茵堂收藏中国陶瓷》，卷二，图701，页83，伦敦，1994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亦存一例，口径略小，16.2cm，馆藏编号19.55.2。

明嘉靖景德镇窑娇黄釉宫碗

北京故宫博物院

明嘉靖景德镇窑娇黄釉盘

北京故宫博物院

明嘉靖景德镇窑娇黄釉宫碗

瑞士玫茵堂旧藏

明嘉靖景德镇窑娇黄釉宫碗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明代陶瓷的官方文献受诸灾害战乱影响，今可见者已不多，其黄釉器缺乏记载，嘉靖亦然。暂仅查得王宗沐所修《江西省大志》内《陶书》载“供御”一条中，有嘉靖二十三年^[4]：

“又烧成桌器一千三百四十桌，没桌计二十七件：内案酒碟五，果碟五，菜碟五，碗五，盖碟三，茶钟、酒盏、渣斗、醋注各一。......金黄色一百六十桌。”
《江西省大志》，王宗沐（明），黄长椿、左行培、许怀林点校

此“金黄色”即金黄色釉，按《陶书》之“颜色”条可知该釉配制用“黑铅末一斤碾成，赭石一两二钱。”这与现代复烧黄釉所用的配料是相近的，故知此色即指今所见之嘉靖黄釉。嗣后再造或略而无载，如三十五年仅称造“各样桌器一百桌”，其中或有黄釉器，已略不可知。此外，嘉靖九年按洪武制度，重定各坛瓷制祭器，其中“方丘黄色”，而配置中之“羹碗”、“瓷盘”等，式样亦如燕器。故现存的嘉靖黄釉碗盘杯盏中应有一部分是作为方丘的祭器制作的。

按今北京故宫博物馆之统计，现存宫中的弘、正、嘉三朝黄釉器以嘉靖最少。其中弘治168件，正德229件，而嘉靖仅存106件^[5]。其初始烧造量已不可考，但传世数量的较低，或许是产量较少及使用频繁致破损甚多的缘故。

参考文献：

1.班固（东汉）：《汉书》，《律历志上》，《武英殿二十四史》本。

2.万斯同（清）：《明史》，《志第四十三·舆服三》，《武英殿二十四史》本。

3.见注2

4.王宗沐（明）：《江西省大志》，卷七，《陶书》，“御供”条，P375，黄长椿、左行培、许怀林点校，中华书局，2018年。

5.李卫东：《故宫博物院藏明清黄釉瓷器考略》，《东方博物》，2012年第4期。

明仿官釉印色池

来源：

1.卢芹斋旧藏

2.美国，匹兹堡，卡内基艺术博物馆，编号73.48.54.

出版：

1.《卢芹斋中国艺术展览图册》纽约，1941-1942年

2.《中国及其他远东艺术》，阿波罗出版社，Lot.523，波基普西，纽约，1988。（1988年纽约苏富比出版山中商会与卢芹斋展览合订本）

参阅：

1.故宫博物院，《官窑瓷器》，图27，页90，北京，2016年。

2.沐文堂，《关氏所藏宋代陶瓷》，图7，页50，香港，1994年。

明 16世纪景德镇窑仿官釉印色池

卢芹斋旧藏

本品四方直角，平底，底面四枚细小支痕，摹肖宋元故制。其属文房之印色池，为书画印事所用。万历高濂《遵生八笺》内载^[1]：

“印色池以磁为佳，而玉亦未能胜也，故今官、哥窑者贵甚。”

然官、哥极难得，故晚明景德镇拟造良多，以求替代，而传世既久，亦具宝华，且数目已罕。本品即为其一，其手造厚壁，曲直相调，颇得厚拙之古瓷遗意。其罕见处为二重施釉，先施灰白哥釉为底，复施淡青官釉于其上，使得釉层极厚且变化丰富。其淡青官釉用钴呈色，可见青花色点，以趋于南宋官窑之淡蓝，堪谓匠心独运，为同类中所稀见。清宫或将此类识别为洗，如乾隆二十四年造办处《各作成活计清档》：“太监胡世傑交......官窑四方洗一件”又乾隆四十七年“太监鄂鲁裡交......哥窑方洗一件”。

明 16世纪景德镇窑仿官釉印色池示底面

卢芹斋旧藏

可比较之宋元例子甚少，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一例，定为宋官窑方洗，淡蓝釉色，底面五枚支痕，两相比较可知本品之拟古成就，录于《官窑瓷器》，图27，页90，北京，2016年；此外比照香港关善明博士旧藏一例明仿官釉印色池，亦支钉烧造，然釉色较青，非若本品以钴呈现淡蓝之色。出版于《关氏所藏宋代陶瓷》，图7，页50，香港，1994年。

南宋或元杭州官窑粉青印色池

北京故宫博物院国家文物局调拨

明 16世纪景德镇窑仿官釉印色池

香港关善明博士旧藏

本品递藏有序，初见于上世纪40年代，为卢芹斋旧藏，原定为宋，出版于《卢芹斋中国艺术展览图册》，纽约，1941年。后为美国匹兹堡卡内基艺术博物馆所有，编号73.48.54.

《卢芹斋中国艺术展览图册》，内页书影，纽约，1941年

参考文献：

1.高濂（明）：《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印色池”条，《钦定四库全书》本。

清康熙郎窑红梅瓶

来源：

J.Insley Blair收藏

出版：

《J.INSLEY BLAIR COLLECTION CHINESE PORCELAIN》，NO.22，纽约，1925年。

参阅：

1.首都博物馆，《盛世风华-大清康熙御窑瓷》，页102，北京，2015年。

2.敏求精舍，《明清一色釉瓷》，图6，页29，香港，1977年。

清康熙景德镇窑郎窑红釉梅瓶

J.Insley Blair旧藏

郎窑红大概是最早风靡欧美藏界的中国陶瓷品种之一。早在清廷未亡的1902年，美国藏家哥兰德（James Garland）去世后留下的大批藏品中，就有一件硕大的，鲜红喷薄的郎窑红釉长颈瓶。后此瓶与其他哥氏藏品一并被传奇财阀J.P.摩根以巨资40万美金收入囊中。1913年摩根去世，购自哥氏的1800件藏品悉尽售出，唯独此件郎红大瓶得以留存，至今仍展出在纽约的摩根图书馆中，成为一件耀目的艺界传奇。

清康熙景德镇窑郎窑红釉梅瓶示口、肩

J.Insley Blair旧藏

实际上郎窑红作为康熙时对永宣鲜红釉的完美仿效，早在19世纪就已颇有盛名，延烧不断直至晚清。而真正康熙时所制的郎红日渐稀少，民国时已属大名珍品，其声誉日隆，甚至脱去本意，而成为明清红釉器的混称。如《饮流斋说瓷》语云：“今之所为郎窑者，实混明清而一之，然沿误已成习惯......，今俗所分别者，凡深红宝石釉之品，概呼郎窑；红色玻璃釉、橘皮釉之品，概呼积红。”^[1]可见民国时对郎窑红概念的模糊和泛用。

按康熙时所制郎红，胎制坚细，腻如白脂。其造型多样，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完全拟自永宣，凡造型、釉色无一不类，略数如见盏碗盘碟等数种，个别署有宣德仿款，更效明瓷遗意。另类郎红则以新貌示人，虽红釉拟古，然所用造型为故明所无。如荸荠大瓶、穿带瓶、油棰瓶等，如本例之梅瓶，即在此列。

此瓶小口束颈，溜肩长腹，圈足，外壁施红釉，口内及外底施米色白釉。其造型秀美而丰骨，极具康熙制器之硬朗风范。釉表玻光，釉质深厚凝润，其红色鲜浓深沉，釉内气泡如晨星闪明，光波暗流。

清康熙景德镇窑郎窑红釉梅瓶示底部

J.Insley Blair旧藏

郎窑红做为清代最著名之红釉品种，观其造型序列，或初为模拟宣窑宝石红而成造，后以其鲜红淋漓，成为有清一代之大名誉者，因多传为郎廷极在景镇时所造，故名，但观察郎红之器物群，比之造型诸类，考其初始时间，应在康熙中后期已有，时早于郎廷极在景之时，故此名应属后人比附。其拟古成就甚高，屡见于清宫收藏，被宫廷视作宣德所造。如北京故宫所藏一例郎窑红釉穿带大瓶，外底所刻的乾隆御制诗提示我们该瓶曾被弘历视作宣窑宝红。

清康熙景德镇窑郎窑红釉穿带大瓶示底部御题诗

北京故宫博物院

郎窑红瓶制虽多，然梅瓶较少。比较一例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发色鲜红浓丽，造型及工艺与本品颇类，然尺寸稍矮，胫亦略短，录于《盛世风华-大清康熙御窑瓷》，页102，北京，2015年；此外香港敏求精舍会员展可见一例，釉层玻化较强，红釉斑驳明艳，见《明清一色釉瓷》，图6，页29，香港，1977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亦存一例，来自于美国早期百货公司巨头本杰明奥特曼（Benjamin Altman）于1913年的捐赠。其造型、釉质、釉色、修足等皆与本品相类，馆藏编号14.4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