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刚田&朱中原 | 不妨让傅山走下神坛？

刚田先生论傅山，新论奇论也。看似奇，但奇而不奇。幽默而严肃。严肃而幽默。其论调亦是亦正亦谐，然其言，句句中肯。非粗鄙浮泛轻薄狂悖之论也。

傅山画像

刚田先生说傅山是大忽悠，自然是诙谐之词，然而，仔细审视，傅山之言与行，确有忽悠的成分。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傅山的此种忽悠之道理解成为其立身行事、行走江湖、成名成家的一种正当手段，只要大家能接受且不受其害则可，与今天的江湖大忽悠自然不同。但忽悠终归是忽悠。有些忽悠，虽不害人，但只可去做，却不可书以立传。大家心知肚明即可。至于能不能忽悠到你，则看你辨识的本事了。

傅山此人是个奇才，大才，毋庸置疑。但是，傅山于学术和书法上的才华，多以奇取胜。此种奇，既可理解为是他的一种独特的行为思想和艺术风格，也多有刻意的成分。此种刻意，于艺术创作而言，也不妨说是允许有甚至需要有的，但总是多了一些江湖之气。

我昨天的一则微信，援引梁启超对傅山的评价，梁任公对傅山学术的评价并不很高，只是把他作为清初学界的一个人物，但并未作为大师或大家级人物，他也不在清初学术五大家之列。后世公推的清初学术五大家为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李颙、颜元，独独没有傅山。至于今天人说的“清初学术六大家”将傅山列入，纯属臆想和附会之言。是将梁任公的“史家言其大河以北无能及者”当成梁任公的话了。梁任公说的这个话是引用的“史家”的话，而不是他自己的话。此外，关于傅山的医术，梁任公亦有先见之明，他认为傅山的妇科医术并不能称神，只是来自家传而已，刚田先生之论与梁任公不谋而合，我亦甚为赞同。至于傅山的“四宁四勿”论，我认为在那个特定时代有其非凡价值，但凡事不可走极端，我们今天更不必把他的此论作为金科玉律，更不必将其无限拔高以至神秘化。傅山之草，连绵诡谲，誉之者言其如山海之倾倒，毁之者言其如烂绳之缠绕。于千数百年来，或可卓然为一家，然亦不必独尊于一。其草可有学乎？吾不得而知。善学者，自可学之；不善学者，怎么学，也将堕入野道。

无论如何，傅山在清初的士人圈子，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以任侠而名重于北方士林，其气节和品格，是万不容置疑的，但其学术地位和书法成就，则需要审慎对待和审视。

附：

论学札丛之傅山学术地位论

堕落了一周，今天看看书。重温梁启超有关清代学术的论述，发现梁启超对傅山清初学术地位评价并不高。

但很多人说到傅山的学术地位时，经常引用梁启超的话“其学自大河以北，莫能及者。”这句话经常被很多人引用。但实际上这并不是梁氏的原话，而是梁氏引用清人吴翔凤的话。而且梁氏原话是“史家谓……”。梁氏所指的史家即是只吴翔凤。

那么梁启超对傅山的评价是什么？梁启超之所以在著作中将傅山提及，主要是因其气节及行为，堪与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等相类。很多人将傅山列为清初学术六大家，其实无论是梁启超，还是钱穆抑或其他学者所认为的只有清初五大家，即顾、黄、王、李、颜，而没有傅山。

做不做学问不要紧，懂不懂学问不要紧，但一旦做学问，则必须是真学问，如果做假学问，则不如不做。中国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参杂了太多情感因素，这其中就包括地域情感，即本地人推崇本地人，本门派人推崇本门派人。此文人做学问之大忌也。

又，梁氏对宋代欧阳修、苏轼之学术评价亦甚低，甚至予以猛烈抨击，令很多人大惑不解。其实也不难理解。梁启超是从学术史层面来评价的，而非文学史层面的评价。宋代欧阳修苏轼固然为文坛领袖，亦有学问，然其论学，则多门派之见，不足为学术史所道也，尤其是在清代评价不高。梁氏评其为“流毒甚深”，梁氏所言不妄也。梁氏认为清初之徐乾学、李光地、汤斌、毛奇龄、袁枚之辈亦如此，可谓的评也。此诸人无论私德还是学行，亦不足取。另，梁氏又认为清初名儒魏象枢、陆陇其、张伯行之辈，虽其私德甚好，然不足以抵其学问之陋劣对社会所造成的公罪，实罪莫大焉！

学问者，与情感本不相悖。然情感与学问不能互相取代。学问与私德亦非一物，不能以私德替代学术之公器。做学问，评价历史人物，亦不能以文人意气替代之。今之学人，文人意气罪莫大焉！

（朱中原《论学札丛》）

---

李刚田 | 我来忽悠傅山一把

书法本是世间万类中小到不能再小的事，

然而也在世风日变中将忽悠之术表演得淋漓尽致。

各种使人晕眩的作品形式，

各类披着学术外衣的、吓死羲献的理念与主义，

接踵不断、令人疲惫不堪的各类展览，

堆积如山、包装豪华又无处丢弃的各类作品集，

大小山头、各类组织、各色官帽，林林总总，热热闹闹。

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去，此类忽悠术大多为小儿科，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

移时则烟消云散，

不复在历史上留下蛛丝马迹。

此类小忽悠无法与傅山四百年不衰的大忽悠相比。

『忽悠』一语，源出于东北地区平民百姓的俗语，借中央电视台『春晚』播出的赵本山小品《卖拐》不胫而走，广为流传，在十三亿中国人中可谓妇孺皆知，并且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甚高，但在学术研究中尚未见用之者。今试以『忽悠』一语入书学研究，以易中天、于丹《百家讲坛》的手法论书法中的人与事，借『忽悠』一语，以忽悠古今书坛，以谐为庄，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岂不快哉！

『忽悠』一语，遍查《康熙字典》、《辞源》、《辞海》、《中华大字典》、《古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皆未见之。忽想起《庄子》中有这样一段：『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倏与忽主观上实在不想忽悠浑沌，而客观上却把浑沌给忽悠死了。『倏忽』指快跑。『忽悠』与『倏忽』只差一点点。悠与倏皆从攸，应为转注字，都有长、远之意，向上推去，这两个字当为一个『攸』字。而『忽』字既有迅速之意，又有恍惚之意。老子：『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这些意思都与今日『忽悠』一语的意思密切相关。

如果今之『忽悠』为由古之『倏忽』演变而来，则今之忽悠真可谓是源远流长的国粹。忽悠一语的准确含义语焉不清，以赵本山小品度之，据生活中使用情境发挥之，其意有欺骗、糊弄、戏弄、愚弄、设局下套、让人自己被卖了还帮助数钱之类。但它又不全是贬义的。忽悠是手段，如其目的是杀人越货、骗财骗色，当然属恶行，但有时忽悠也并无太大恶意，只是戏弄调侃，或假如簧巧舌糊弄听者，有获利之意而无害人之心，则对此可不必过于责备，当一笑了之。忽悠一语在当今民众中使用范围之广、使用频率之高，历来未见，忽悠一语已成为时尚语，可包罗万象、纵横古今，无可无不可。

俗话说：『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这《三国》中便处处是忽悠，刘备的眼泪是忽悠，草船借箭、空城计、蒋干盗书都是忽悠或被忽悠。『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其中的『误』是美好的忽悠，而『顾』则是周郎幸福的被忽悠。阿Q临死前还后悔画押的圈没画圆，着实被鲁迅忽悠了一把。久而久之，这『忽悠』已成为某些人的生存习惯方式，成为某些人的风格，名振文苑书坛、朝野上下的傅山便属此类。然而傅山之忽悠，是一种安身立命、成名成家的手段，利己而不害人，当属善行忽悠。这善行忽悠的智慧与机巧多有可爱处，久而久之，傅山之忽悠便被历史披上了传奇的外衣，使人津津乐道而不辨也不想辨其虚实真伪了。

这里举出几幅书法作品，你觉得写得好吗？我想你会说：『这也叫书法吗？这样的所谓作品能过如今国展评委的法眼吗？肯定过不了初评！』且慢，因为你不知道是谁写的，知道是谁写的，吓死你也不敢说写得不好！如果你仍说写得不好，别人会说你没文化，会说你完全没有艺术才情，会说你不配评书法。你知道这是谁写的吗？是明末清初大书法家傅山的传世之作！

你不敢说了吧？你被忽悠了吧？这是皇帝的新衣，谁都看到皇上老子是光着腚眼子的，而谁都说这身衣服可真漂亮！

大凡书画家出名，一靠官位，如王羲之，如欧、虞、褚、薛，如赵孟頫、董其昌、王铎；二靠市场，如以郑板桥为首的扬州八怪，如吴昌硕、蒲华、任伯年、齐白石。当然书画作品要好，然而作品好而缺失官与商的支撑者，有史以来不知被淹没了多少。而傅山一辈子没有当过官，一辈子也没把书画市场当回事，不靠官不靠商，一介布衣贫民在世时能名振朝野，死后四百年香火不衰，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以奇制胜，用如今的话说，就是大忽悠，这傅大忽悠一直忽悠了四百年，而且将继续忽悠下去。

傅山有奇才，当时人说他『来历奇、行事奇、诗文书画奇』。所谓『来历奇』，就是把自己的身世弄得云山雾罩，让人吃不透、摸不准；所谓『行事奇』，就是行为异于常人，以吸引人的眼球；所谓『诗文书画奇』，这里举出的几幅字选自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傅山书法全集》，看一下就明白他的『奇』是什么具体形态了。『奇』是什么？就是不正，也就是歪。傅山善于出歪招，歪打正着，出奇制胜，引人注目，招徕看客。傅山的哥哥傅庚说他：『弟有寒骨，于世热闹事无问。』其实不然，傅山最爱热闹，爱出风头、管闲事，爱掺乎政治，决不是那种清静淡泊、独善其身的读书人。傅山少时才盛，背书过目不忘，有此才，自知即可，偏偏与人比背书，当然同学们都比不过他，他大出了风头，从这件小事即可看出傅山从小就不是个省油的灯。数九寒冬，傅山到汾河上凿冰运回家中，以怪树根为形象，做成冰灯，自己则僵卧于满室冰块中作《冰灯诗》十五首。此事本无意义，只是自己玩个痛快，但传播开来，以此奇端异行引起世人瞩目，以此小事足以看出一介布衣穷鬼竟然能出大名的忽悠手段。再举一例，《书林纪事》记傅山的一件事：『尝走平定山中，为人视疾，失足堕崩崖，仆夫惊哭曰：「死矣！」先生彷徨回顾，见有风峪甚深，中通天光，一百二十六石柱林立，则北齐所书佛经也。摩挲视之，终日而出，欣然忘食，盖其嗜奇如此。』什么怪事都让傅山给碰上了，失足跌下悬崖，死活尚不知，却说看到了一百二十六根石柱（谁数过？），读了一天刻在石头上的佛经，高高兴兴而且忘了吃饭！这般奇事谁可证明？这一百二十六根刻有佛经的石柱后来谁又见到过？一切都出自傅山一人之口，是真是假，是实话或是忽悠，天知道！

傅山饱读诗书，一肚子学问，却不肯守规矩，奇行特立，虽不入官场，仍能出类拔萃于众多腐儒之中。但傅山决不是隐逸者，不是真有『寒骨』，而是热心于世事、闹中取胜者。他的老师、山西按察司提学佥事袁继咸被下大牢，眼看就要被杀头，傅山联络一百多名同学，变卖家产，步行入京打官司告状，『伏阙讼冤』，到处散发传单、小字报，其文皆出于傅山之手，竟然硬生生把这一案子给扳了回来。老师无罪释放，平反了冤假错案，依旧去当官做老爷；傅山带领同学一行浩浩荡荡凯旋归里，从此傅山出了大名。就事说事来看，这件事确是仗义之举；就事说人来看，这傅山最初的出名不是靠千古文章、妙墨丹青，也不是靠做林泉高士、隐逸神仙，才三十岁的傅山，靠打这场官司忽悠了人气，成了名人。

甲申清兵入关，傅山表现出民族气节，写下『三十八岁尽可死，栖栖不死复何言』，『日夕直盼死，涕零吊屈时』的诗句，然而傅山最终还是走了『栖栖不死』的路，说什么『梦天帝赐之黄冠』，于是出家做了道士，身穿红袍，自号朱衣道人，以暗喻为朱明王朝守墓的决心，这又是一项十分迎合时人心理、吸引时人眼球的举动。康熙十七年被举荐应试博学鸿词科，傅山说坚决不去，后又半推半就地被官方用轿子抬到北京，在城外他又变了，借口有病不入北京城参加考试，清政府对名人傅山还算大度：由他去吧！傅山虽然不与清政府合作，但又不想把当朝者得罪太过，一方面要给自己留条活路，另一方面得到保持气节的名声，细想这事的过程，虽为傅山秉性情操所致，但亦不无谋略之嫌。谋略者，忽悠之术也，这一举动又使傅山的知名度上升了几个百分点。一次傅山因参与谋反清政府的活动而被打入死牢，结果一起出事的人都被砍下了脑袋，而傅山却被无罪释放。原来傅山有两手：一方面恨清政府，不与清政府合作，与政府作对；另一方面与清政府的许多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一出事，就会有当官的出来为他说话。

试想，犯下『颠覆国家政权罪』或『叛国罪』，还能通过关系无罪释放，这混世的能量绝非一般人可比。由此看，傅山并不是不长脑子的死硬派，而是安身立命，留有充分余地。

傅山思与行一以贯之的一点，是求与众不同，以奇制胜，以突出一般而特立为要。别人说是白，他就说是黑，别人说向东，他就偏说向西。如说赵孟頫『心术坏而手随之』之类的话，便是他常常发出的惊世骇俗之言。他早年写过一本书叫『性史』，书虽失传，但傅山自评说皆『反常之论』，这反常就是傅山习惯的生活方式与思维原则。如正常，则一介布衣贫士哪能出大名？但这反常又要有度和有方式，过了度或方式不当则身家性命不保，恰到好处的反常才会带来正常者所得不到的名和利，傅山则是把握此『度』的斫轮老手。社会中人分三六九等，古今中外皆如此，大人与小人、圣贤与众生、王侯与百姓自古分之。傅山有着一种叛逆心理，以布衣傲视王侯，视圣贤与众生、王侯与百姓为平等，『不事王侯』则更高于王侯，所谓的大人小人是可以转换的。他说：『若草芥，寇也，则后世之大人矣。』他的这种独立意识与反叛态度为时人以及后人，尤其是为文人所激赏。又如当时在文人中占主导地位的宋明理学思想认为先有『理』后有『气』，傅山则反过来说：『老夫尝谓气在理先，气蒸成者始有理。』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而一向被道学家称为『淫奔』的卓文君，在傅山笔下是如此的真挚可爱：『黄泉有酒妾当垆，还待郎来作相如，妾得自由好奔汝。』在傅山身上，种种离经叛道之举不胜枚举。如他作诗，只求有诗意而不拘泥于格律；如他为文，只求思想透彻、独立己见而不求词句文雅，写到痛快处，往往骂娘，如『老子抠去他一只眼』，『正是咬齿人脚后根底货，大是死狗扶不上墙也』，『使老夫千古牙痒』，等等，将骂人话夹在议论中（本文作者写本文时也受此文风影响—作者注）。这些不与人同、惊世骇俗之举，虽为本性，虽为他习惯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的自然表现，但亦不能完全无视其中的谋略，或者说主观上为独持己见、标新立异，客观上却起到忽悠众生、突出自己的效果。傅山还是个名医，以治妇女病为最，在民间大有俗名，被称之为『神医』，听此名分，便有几分江湖术士的味道。如今一些没有行医资质证书的走江湖的所谓医生，满屋挂的都是写有『妙手回春』、『济世神医』之类内容的锦旗，其风气当从傅山始。这里不能说傅山完全不懂医术，但确是靠医术加忽悠术而得的大名。一些达官贵人家里有了病人请傅山出诊，傅山便拿足了架子，这样一来反而使人更加觉得他的医术高明，甚至深不可测。这虽出于其傲视王侯的心态，却也不乏忽悠的成分。

举一例子。一民妇因劝戒赌而挨了老公一顿老拳，这妇人想不开，得了气鼓病。老公急了，请来傅山，傅山问清病因，就到院子里随便采了一把草，告诉老公：要在妇人面前慢火煎熬，『颜必和，声必下，饭食亲奉外，即煎药是务，日饮十数次』，这是傅山给老公开的药方。如是过了三天，那妇人病便好了。傅山分明是用心理治疗代替了药物治疗，到院子里采的那把草只是幌子，是老公熬草服侍的过程治好了老婆的病，而在蒙昧未开的古代老百姓眼里，傅山就是一个活神仙，殊不知被傅山善意地忽悠了一把。

最著名的还要数傅山提出的书法审美主张：『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这话成了四百年来影响最大、争议最多、受关注度最高的书法理论口号。这『四宁四毋』并没有错，也并非傅山的原创，比傅山早的人也说过类似的话，其实是老子的『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之类的话在书法理论中的应用而已。这种审美主张本身是高雅不俗的，问题是自古以来的许多书法作品中已经明确地表现了这种美，许多书家在创作中也已身体力行地追求过这种美。从《大盂鼎》到《散氏盘》，从秦诏版到《石门颂》，从《泰山经石峪》到《龙门廿品》，从《荐季直表》到《祭侄稿》，从皇象到钟繇，从怀素到徐渭，都能体现出这种大巧若拙并富于个性的美，而唯独傅山用大白话把它说了出来，于是这『四宁四毋』成了傅山书法美学的标志与核心，成了傅山的原创与专利，从而特立独行于书法芸芸众生之中。这种举动如同他披上朱衣作道士一样，起到忽悠得名的作用。而读傅山的这几件书法作品，再去印证『四宁四毋』的理论，反而又对本无问题的这一理论产生了怀疑：难道这就是『四宁四毋』的结果？为什么理论如此高明，而依此理论实践的创作结果又如此粗俗不堪？至于傅山有时把两三个字合作一个字来写，类乎道家的『画符』，其实也不是他的原创。民间有把『招财进宝』、『合同』等语合作一个『字』来写的，傅山即从此处学来。至于傅山把篆隶真草糅合在一起来写，如同画字，其实并不符合『四宁四毋』的理论，而是巧饰之极，恶俗之极。此举一在于炫耀学问，二在于以奇惊世懵世，实是忽悠之小伎邪术，而非黄钟大吕之音。论书法功力，傅山也算不错，然而明末清初书法功夫如傅山或过傅山者有一批，欲在一批中脱颖而出，按规矩出牌是不行的，必须有怪招奇谋，于是乎傅山就赢在怪与奇上，赢在歪打正着上。在这方面，傅山确实比同时人高出一筹！

与傅山同时期的书法大腕是王铎。王铎比傅山早生十五年，又早死三十二年，王铎书名满天下时，傅山还未出道，看来王铎书法当对傅山有过很大影响。王铎虽然做了一辈子高官，但他却活得很累，就人生质量来说，他远远没这位朱衣道人傅青主生活得潇洒自如。看一下王铎六十年人生过程：小时候极穷，属于贫下中农之列，『不能一日两粥』，一天两顿稀饭都吃不上；后来发愤读书，吃了常人所没有吃过的苦和累，终于学而优则仕，当上了官。然而当官的就比当百姓轻松吗？这个豫西农民出身的王觉斯一辈子也没有『觉于斯』，一当官就开始与『阉党』较真儿斗了起来，并且说一些当官的不该说的实话，说什么『白骨满野，敲骨剥髓』、『室家离散，天下大乱』之类的不吉利、不讨人喜欢的话儿，遭到崇祯皇帝的严厉问责。李自成攻进北京，王铎及一班文武大员逃到了南京；清兵追来了，他与数百名文武官员一起开城投降，成了中国人最为不齿的叛徒。从四百年后的今天看王铎此举，也无可厚非，明朝皇帝堕落，气数已尽，投降于国于民于自己都有好处，以这个角度来看也不失为明智之举。但历史不会放过他，乾隆仍将王铎列入『贰臣传』中，使其落下个千古骂名，与傅山保全气节的千古美名形成鲜明对照。王铎降清后，虽官居礼部尚书，但生活得并不开心。对于被中国传统儒学浸透的王铎来说，『贰臣』两字如一块峥嵘巨石压在他的心头，社会舆论对他的压力，清政府对他又利用、又限制与监督的压力，使他透不过气来。他除了在书法中释放些许胸中郁结之气之外，就是纵情声色。他自己说在『歌舞厅』与小姐玩通宵，以至『臂痛脾软，作吼豹声』，被人用轿子抬了出来。他在这种心情压抑中自暴自弃，活了六十一岁就去见王羲之了，而傅山却逍遥地活了七十八岁。

再看王铎对于书法艺术，那是丝毫不含糊的，他的观念决不是『四宁四毋』，而是认为『书不入晋，终入野道』。晋人是什么样子？是江左风流，是『纵不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袁昂语）。如果说傅山的『四宁四毋』如同时下标榜的『玩书法』，王铎则是古人所谓的『敬事』。他『自定字课，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以此相间，终身不易』，一辈子写字不敢离规矩、离古人。他走的不是傅山离经叛道的路，而是始终敬畏古人，在深研古法中求得自己的创作自由，而不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所以王铎之书狂而不肆，奇而不怪，纵而有度。加强书法的表现性是晚明书法的共性，但唯王铎纵而能敛，如《霋岳楼笔谈》所说：『明人草书无不纵笔以取势者，觉斯则纵而能敛，故不极势而势若不尽，非力有余者，未易语此。』王铎纵而能敛，故兼得沉着痛快二妙，而傅山草书纵而失敛，如春蚓秋蛇，缠绕而失沉着。王铎是高官，作品中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庙堂之高的森严气象，其技法谨严，师承脉络清晰，具有正大气象。而傅山是民间书家，没有像王铎那样具有很高社会地位的支撑而能使书名不胫而走，靠什么？靠奇形怪状以招揽看客，忽悠人的眼球。他的书法虽受王铎影响，但由于他与王铎的个性气质、社会生存状态迥异，所以在书法中表现出不同的形式特点与精神面貌。傅山把王铎笔下的庙堂气象变成了江湖气、市井气（与山林气、隐逸气是两回事），把王铎的沉郁苍厚变成狂蛇乱舞，强化了形式的表现而失去了内在的厚度，把文人之雅变成了市井之俗。这不是老妪可解的通俗，而是一种类乎江湖杂耍般的恶俗。

我们再拎出明代的一个真正奇人徐渭来与傅山作一下比较。这个徐青藤比傅山早生了八十六年，早死了九十一年，生活在明代中期，时间上与傅山相差了近一个世纪。这个徐渭才是真正的奇人、狂人。傅山所谓的奇，是一种谋略；而徐渭之奇，则是天性。傅山有时是装疯卖傻，而徐渭却是个真的疯子，是一个间歇性的神经分裂症患者。他在监狱里犯了神经病，曾经有九次自杀行动。徐渭是真自杀，而不是傅山写诗说不活了，后来又假说天帝给他托了一个梦，于是穿上红衣服当了假道士，活到了七八十岁而没有自杀过。徐渭的自杀是作假者忽悠不出来的，他用斧子击破脑袋，『血流破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他还曾『以利锥入两耳，深入寸许，竟不得死』。他亲手把自己的老婆给宰了，不是真疯谁能做出来？奇人傅山呢？那是不可能的。不过，不管是装疯卖傻还是真疯子，徐渭与傅山都没落得好下场，晚年都是极穷困，有时竟然吃不上饭。那真正的盖世奇才徐青藤临死时床上连一条席都没有，只有一条狗与他相伴。这是真正的悲剧，而真正的艺术就在这真正的悲剧中诞生。疯子徐渭在病狂或半病狂状态下，会产生一种正常人所没有的幻觉。这种幻觉如落在生活中，则使其行为常常出轨。徐渭的自残、杀人、吃屎之类的事情都是在幻觉状态下做出来的。但这种幻觉如落在艺术创作中，则会有常人所没有的想象力，会表现出理性中所没有的自然天趣。徐渭的这种『意识流』式的非理性创作，是建立在深厚的传统功力、高格不俗的创作理念上的。在非理性的幻觉中，这种由理性思维积淀的功力会不自觉地释放在创作中，所以在徐渭的书画创作中重在自然天趣的表现，不去刻意追求技法的完美，但也不失法度。前人评徐渭：『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虽『散』，仍是『圣』。有记载这样评说他作画：『醉后专捡败笔处拟试桐美人，以笔染两颊，丰姿绝代。转觉世间胭粉如垢尘，不及他妙笔生花。』徐渭认为的书法美是：『高书不入俗眼，入俗眼者非高书。然此言亦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题自书一枝堂帖》）我们读徐渭书画中腕底毫端的狂风骤雨、千奇百怪，并不感到他在刻意设计自己，而感到的是徐渭自身气质秉赋和人格魅力的自然流露，其苦难的人生、孤傲的内心世界都在他挟风带雨的笔墨间自然流淌。他的书法既不同于『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无意于佳乃佳』的传统文人书法特点，又与现代书法创作中的设计性、表现性格格不入。徐渭解脱了儒家中和美的约束，任自己的意识流动，其笔端的狂放与心中的激情相互生发，其中『人』是主角，作品是作者生命的存在形式。徐渭的书法只可赏会和感叹而不可成为法式，因为徐渭的创作是天马行空，只可有一，不可有二。如果想学徐渭艺术中非理性的表现，也就是欲学真疯子才可能有的非理性，是不可能的。而且徐渭书法中的具体形质并不完美，不可作规矩来师法，所以时下有学徐渭者是进入了误区。

以徐渭与傅山作比较，二人都是以奇取胜，二人都是布衣百姓、一介寒士，二人都给后人留下了独具个性的艺术作品和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生故事，但徐渭笔下是一片天机，傅山笔下却是不无人谋。这里不是说傅山全无功夫、全无天趣，只是将他与王铎、徐渭相比较而言。他的作品中既没有王铎理性中的沉郁与深刻，又没有徐渭笔下的非理性的天籁之音。论功力他不如王铎，论才情他不如徐渭，游弋于二者之间而能出数百年大名者，功力加才气加忽悠之术也。以诗喻之，徐渭如李白，王铎如杜甫，傅山充其量也不过孟郊、贾岛之流。傅山书法尽管挖空心思、百般变化，去不掉『郊寒岛瘦』的寒伧之气。

忽悠之词，时下走俏；忽悠之术，时下大兴。康圣人说：『天地江河，无日不变，书其至小者。』书法本是世间万类中小到不能再小的事，然而也在世风日变中将忽悠之术表演得淋漓尽致。各种使人晕眩的作品形式，各类披着学术外衣的、吓死羲献的理念与主义，接踵不断、令人疲惫不堪的各类展览，堆积如山、包装豪华又无处丢弃的各类作品集，大小山头、各类组织、各色官帽，林林总总，热热闹闹。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去，此类忽悠术大多为小儿科，『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移时则烟消云散，不复在历史上留下蛛丝马迹。此类小忽悠无法与傅山四百年不衰的大忽悠相比。多研究傅山的『字外功』，从中得到启示，是今日书坛忽悠族应关注的学术命题。

- end -